附录二 自述

　　予生于中法战争之时，至甲午中日战争，年十岁。

　　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至九岁。其间，薛先生因事他适，曾由史幼纯先生代馆月余。十岁，薛先生服官扬州，改从魏少泉先生读。十二岁夏，魏先生赴新疆。予父生平不赞成人自教子弟。谓非因溺爱，失之宽纵，即因期望太切，失之过严。故予自入塾至此，皆延师于家。此时依予父之意，本欲再行延师，惟家庭经济状况，颇起变化。

　　予家有田二十余亩，向不收租，惟俾佃户耕种，照料先茔耳。在城市中，有住宅两所，市房两所，除住宅一所自住外，余皆出租。亲丁七口，予之继祖母父母两姑一姊及予也。其后两姑皆出阁，则惟有五口。衣食粗足自给。而在予十岁时，再从伯父朗山君逝世江西。朗山君以官为家，卒后一无所有，而亲丁尚有九口。虽再从，而予家丁口少，已为最亲之一支。先君乃迎之同居。自此食指几增一倍，生活遂告拮据。故魏先生去后，未能延师，由予父自行教授。予母及姊，皆通文墨，亦相助为理。

　　此时予已能作文字，予父尝命予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先生，后又使从族兄少木先生游；先后凡三年。惟皆未坐塾，但以文字就正耳。薛以庄老先生者，念辛先生之伯父，而予父之师也，予父尝从之学九年；清末，主芜湖中江书院。予父又使予以所作文字，邮寄请正。生平就学之经过如此。

　　予自十岁以后，家境即不佳。少时尚无公私立学校，十五后稍有之，然时视外国文及技术，均不甚重；故生平未入学校。于外文，仅能和文汉读；于新科学，则仅数学、形学，尝问业于徐点撰、庄伯行两先生，略有所知而已。今亦强半遗忘矣。十五岁时，尝考入阳湖县学，名义上为旧式之县学生。然旧式学校，从无入学读书之事，实系科举之初阶而已。

　　至予之学术：则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故予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至于技术，尤必借他人之辅助；仅能指挥策划而已。此在今日崇尚技术之时言之，实为不切实用，但旧时以此种人为通才，视为可贵耳。予如欲治新学术，以此时之途辙言之，本应走入政治经济一路。但予兼读新旧之书，渐觉居今日而言政治，必须尊崇从科学而产生之新技术，读旧书用处甚少。初从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诸军事，尤见为然；又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

　　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予亦略知经小学，此由在十七岁时受教于丁桂征先生而然。先生为予母从姊之夫，于经小学极深沉。但前人虚心，无著述，略有读书札记，暮年客广东时，又毁于火耳。予从先生问业后，亦曾泛滥，略有所得。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不足专门名家，于思想亦无大关系。

　　予于文学，天分颇佳。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之。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亦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要之，予可谓古典主义文学之正统派。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于新文学最无嗜好。读新文学书，极少极少，因总觉其繁冗而乏味，故不终卷辄弃去也。予对一切学问之顽固而拒不接受，无如对新文学者。此于予亦为一种损失。然习惯已深，恐不易改矣。此本不必与通知旧文学有关，然予自行检点，此两者似有关系。以两物相形，厚于此，不得不薄于彼也。

　　予之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予生平不喜访知名之士，人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问学修为也。故于康梁两先生，皆不识面。然在思想上，受两先生之影响实最深，虽父师不逮也。此时所笃信而想望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以为人莫不欲善，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尔时年少，不知考虑也。

　　年十七，始识从母兄管达如君，管君为谢钟英先生之弟子。钟英先生者，利恒君之父，予识利恒君，亦在此时也。钟英先生亦治史学，以考证名，而实好谈旧日之经济。其言治道，信法家及纵横家之学。予自达如君获闻其说。惟予与达如，均不信纵横家，只服膺法家耳。法家之说，细别之，又可分法术两派，而予所服膺者，尤为术家。此时循中国旧说，以为凡事皆当借政治之力改良之，然政治上之弊病，则皆由于在执者之自利。故非有督责之术，一切政事，皆不能行；强行之，非徒无益，而又有害。盖此时年事稍长，能就社会情状，加以观察，故其见解如此也。

　　此时之见解，今加检讨，实有超阶级之思想；而异时信阶级及阶级斗争之说，亦未尝不于此伏其根源。何者？术家精义，在臣主异利四字。所谓臣者，非指一定之人，但指处一定地位之人耳。故先秦法家所谓朋党，与后世所谓朋党者，其义大异。后世所谓朋党者，皆因一时之利害，有意互相结合，先秦法家书中之朋党，则其人不必互相知，更不必有意相比，但所处之地位同，故其利害同，利害同，故其行动自然一致耳。此非今日所谓阶级之义乎？何以去此阶级？在今日，则重被压迫阶级之自行斗争，在昔时，则望有一大公无私者，立于最高之地位而制裁之。此大公无私者，何以能大公无私乎？则曰天下自有此一种人耳，故曰有超阶级之思想也。

　　予因此信仰，故在政治上，流为开明专制主义，后虽闻欧美政治家言，此思想亦未曾变。以为在君主专制之国，改善政治，所希望者为贤明之君相，在立宪之国，则所希望者为有贤明之中坚阶级耳。予之以中国旧说与西方旧民主主义革命之说互相结合，其略如此。大同之希望及张三世之说，此时并未放弃，不过不暇作深远之思考，但以改善政治，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耳。此予第二期之思想也。

　　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尔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予之将马列主义与予旧见解相结合融化，其重要之点如下：

　　(1)旧说皆以为智巧日开，则诈欺愈甚。智巧不开，无以战胜自然，诈欺日甚，亦将无法防治，此为旧日言大同终可致者根本上最难解决之问题。得今社会学家之说，乃知诈欺之甚，实由于社会组织之变坏，非由于智识之进步；而智识之进步，且于社会之改善，大有裨益；将根本之难题解决。

　　(2)超阶级之观点，希望有一个或一群贤明之人，其人不可必得；即得之，而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两力相持，其所能改革者，亦终有一定之限度；此限度且甚小，只及于表面之一层；即其本意所求者，亦不过两阶级可以勉强相安，非真能彻底改革，求底于平；而即此区区，仍有人亡政息之惧。今知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则只要有此觉悟，善之力量，随时具足；且其改革可以彻底，世界乃真能走向大同。

　　(3)国家民族之危机，非全体动员，不能挽救，而阶级矛盾存在，即无从全体动员。

　　(4)目前非爱国爱民族不可，而旧时之见解，爱国爱民族，易与大同之义相龃龉。得马列主义，乃可以并行而不悖。

　　(5)求诸中国历史，则自王巨公以前，言政治者本重改革制度。尔时政治，所包甚广，改革政治，亦即改革社会也。自巨公失败后，言改革者，不敢作根本之图，乃皆欲从改良个人入手，玄学时代已然，承之以佛学而益甚。宋儒虽辟佛，于此见解，亦未改变。然历史事实证明此路实为绝路。故今日之社会主义，实使人类之行动，转变一新方向也。

　　予于教学，夙反对今人所谓纯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何者？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耳。故致力于书本，只是学术中一小部分。专以此为学术，于学术实未有知也。予之宗旨虽如此，然予之性质，实近于致力书本之人。故历来教学，亦只能教人读书。此观与我亲近之旧同学，皆系好读书之人可知。予虽教人读书，并不主脱离实际。且恒戒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本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此点自问不致误人。然全然破除经生门面，只重知识，而于书本则视如得鱼之忘筌，则病未能也。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讲授时亦能之。但将所授之内容，减低程度，亦嫌不足。向持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之见。此点，实尚未适宜于大多数人也。

　　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已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所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后弃之者多矣，此意予亦老而后知。然后知少无名师，精力之浪费者多也。

　　今后之希望。道德贵于力行而已，不欲多言。学术上：（1)欲删定旧作。（2)夙有志于将道藏之书，全读一过，未能实行。今后如有此日力，仍欲为之。所谓道教者，包括从古已来杂多之宗教；自亦有哲学思想；与佛教又有犬牙相错处；与农民豪杰反抗政府之组织，及反动道门，皆有关系，而至今无人研究。使此一部分，成为中国学术上之黑暗区域；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哲学史，亦咸留一空白。予如研究，不敢望大有成就，必能透出一线曙光，开后人研究之途径也。不知此愿能偿否？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1)哲学，（2)经济，（3)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3)，而于（1)(2)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

　　(此篇节录自《吕思勉遗文集》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