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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文杂谈

十一、国文杂谈

书名:吕思勉谈读书治学作者名:吕思勉本章字数:7308更新时间:2023-12-27 20:57:55

  

  1.论文史

  甲

  近来刘大杰先生写信给我,颇叹息于青年肯留意于文史者太少,这确亦是一个问题。

  文学,即旧日所谓辞章之学,讲朴学和经世之学的人,本都有些瞧它不起,以为浮华无实。这也不免于一偏,但他们不过不愿意尽力于文学而已,对于旧书的文义,是能够切实了解的,现在就很难说了。还记得二十余年前,章行严先生说过一句话:现在的文字,只要风格两样一些,就没有人能懂得了。这句话,确使人闻之痛心。

  所谓风格,直捷些说,就是俗话所谓神气。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意思的了解,不但是听他说话,还要领略他的声音笑貌等等,文字就是语言的扩大,然这些辅助的条件都没有了,所以其了解要难些。然于文字不能确实了解,即不能得作者的真意。所以要了解旧书,旧文学不能没有相当的程度。

  对于旧书,喜新的人,或者以为不值得留意。但它毕竟是材料的一部分;比外国的材料,还要亲切些,这如何能够不留意呢?

  乙

  说到本国的材料,比来自外国的要亲切一些,就可因文而及于史了。我现在且随意举几个例,如:(1)外国人有肯挺身作证的风气,所以其定案不一定要用口供,中国就颇难说了。任何罪案,在团体较小,风气诚朴,又法律即本于习惯之时,罪名的有无轻重,本来可取决于公议。《礼记•王制》篇说:“疑狱泛与众共之。”还是这种制度的一个遗迹。外国大概和这风气相去还近,所以能有陪审制度,中国又较难说了。举此两端,即可见中国研究法学的人,不能但凭外国材料。(2)又如农民,大都缺乏资本,不能无藉于借贷。王安石的青苗法,现在大家都知道其立意之善了,然其办法不甚合宜,也是不能为讳的。其最大的病根,即在以州县主其事。人民与官不亲,本金遂借不出去,而官吏又欲以多放为功,遂至弊窦丛生。现在的农贷,主其事者为农民银行,与其人民隔绝,自不致如地方官之甚,然其于地方情形的不熟悉,亦与官吏相去无几,至少在他初办时是如此,然亦欲以多放为功,就有土豪劣绅,蒙蔽银行,伪组合作社,以低利借进,以高利转借给农民等的弊窦了。他如现在的游击队,固然和从前的团练不同物,然其理亦未尝无相通之处。又如复员,战士或者要归耕,其事亦非今日始有。此等处,本国已往的情形,亦必较外国的材料,更为亲切。大家都知道研究外国学问,不可不先通其语文,如何研究中国材料,对于本国文字,反而不求甚解呢?

  丙

  文字是要经长久使用,然后才会精深的,这是因为语言和文化,每相伴而发达。金世宗是民族成见最深的人,他不愿女真人和中国同化,于是竭力提倡女真文字,以之开科,以之设学。然他深病女真文字,不如中国的精深,曾以此意问其臣下。有一个对道:再多用些时候,自然要精深些。这话亦颇含真理。从前有个学生留学德国,一次有个德国人问他道:你看法文与德文孰难?他说:法文似乎要难些。这个德国人大为不悦,和他力辩,说德文并不容易,这事见于二十年前《时报》的欧洲通信上。此时语体文初兴,这位通讯员说:“现在一班人还敢以难深为中国文字之病么?”案文字要求通俗易解,亦自有一种道理,这位通讯员的话,也未免于一偏。然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传达精深的学术,亦是一事,这位通讯员的话,亦代表一方面的真理。

  要研究中国学问,必须要看古书,这和要研究外国学问,必须读其名家专著一样,单读些近来人所著的书籍,是无用的。因为著书者必有其所悬拟的读者。近人所著的书,非不条理明备,语言朗畅,而且都站在现在的立场上说话,绝无背时之病。然其所悬拟的读者,大都是普通人,其标准较低,极精深的见解,不知不觉,遂被删弃。终身读此等书,遂无由和最大的思想家最高的思想接触。若昔人所著的书,但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则多并不求普通人的了解,所以其内容虽极驳杂,而精深处自不可掩。这亦是治中国学问者对于本国文字不能不有相当程度的原因。

  文史本是两种学问。但在今日研究史学,而欲求材料于中国的旧史,则和文学关系殊深。这原不是史学一门,一切学问,要利用中国的旧材料,都是如此的。但是史部中材料特别多,所以其关系也更密切罢了。

  2.人工与天籁

  一切事物,最美的总是自然的,人工做出来的,无论如何精巧,总不免矫揉造作,有些斧凿的痕迹,所以论文要以天籁为贵。天籁是文人学士,穷老尽气所不能到的,因为这不是可以用工力的事啊!姑以四首民歌为例。“高田水,低田流。伯母叔母当曙上高楼。高楼上,好望江。望见江心渡丽娘”,在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叙事,然而所适非人之意,已寓乎其中,此即古人之所谓比兴。比兴之所以可贵,乃因其意在此而言在彼,可以避免直接的过分的刺激,而且能引起丰富的想象。此义原非诗人所不知,后世的论诗,也贵寓言情于写景,而不贵直率言情,就是为此。然而文人学士做起来,能如此之自然么?这就是天籁和人籁之别。“头上金钗十八对,脚下花鞋廿四双。金漆笼,银漆箱。青丝带,藕丝裳”,读来觉得非常绮丽,然而极其明白易解,绝不要用什么字眼、古典涂泽,此乃所谓不着色之艳。只有不着色之艳,浓淡能恰到好处。用字眼、古典涂泽,好的也不免失之太浓,有意求声希味淡,又不免失之太淡了,这也是人籁不及天籁之处。“问鸳鸯”以下,音节突然短促。凡是短促的音节,总是含有悲愤凄楚之意的。此调用于此处,恰甚适宜,这也是天籁。有一位化学家对我说:“中国文字的程度低极了,万万不够用的。”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即以颜色字论。现在的颜色,奚翅数百千种?中国却只有青、黄、赤、白、黑等几十个字,如何够用呢?”我说:“你怕调查错了古话了罢?要晓得中国的颜色字,共有几个,是不能专据字书的,请你到绸缎铺子里去看看有许多颜色字,单看字书,是不会知道他有颜色的意义的。如妃字湖字即是。”他说:“虽然如此,比外国还少得多。”我说:“这是由于中国的颜色比外国少,不是语言的贫乏。倘使有新的颜色产生,或者输入,中国人自然会替他造出新名词来,用不着你着急。”他的意思,到底不很信。从前有一个人,对一位英国的贵妇人说:“伦敦人头发的总茎数,一定比世界上的总人数为多。”贵妇人虽不能驳他,却总不很相信。这位化学家,也未免有些像这位伦敦的贵妇人了。这些旁文,且不必说它。“藕丝裳”的“藕”字,在古典主义的文学中,就不能用作颜色字。如其用之,那也是参用白话的,决不是严格的古典主义文学。遇到此等情形,自然的口头话,做古典主义文章的人,就不能说;要说,也要遵守许多规律,不能自然地说了;这是天籁、人籁之所由分。第二首中,“咸鱼腊肉不见面,苦珠蚕豆当干粮”,咸鱼、腊肉是两种实物,苦珠却无其物,只是用来形容蚕豆的,两物还只是一物。用文人的格律评论起来,一定要说对得不匀称了。然而读起来绝不觉其不匀称,这亦是天籁的自然之妙。可见得文人学士的格律,有些是自寻窄路的。诗的好处,全在乎怨而不怒。一怒就伧父气了。“长竹枪,枪枪起,枪脱媒婆脚蹯底;短竹枪,枪枪出,枪破媒婆背脊骨”;可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而读来仍觉其怨而不怒。这是因为竹枪并不是杀人的凶器,而只是小孩的玩具。用竹枪去刺人,根本只是小孩儿无意识的话,听来并不使人精神紧张,而反觉得有些滑稽的意味,就不致有累美感了。这也是言语自然之妙。

  第三、四首,都是无所指的,可以随意解释的。第四首显而易见,无待辞说。第三首,若用旧时说诗的法子说起来,“丁丁头,起高楼”,我们可以说:喻自处之洁也。“高楼上,织丝绸”,喻靖献之勤也。“丝绸织得三丈八”,而不过“送去哥哥做双袜”,卑以自牧也。“哥哥自有黄金带,嫂嫂自有緵罗裙”,送去做袜的丝绸,必不见省录矣。疾君之蔽于亲昵,不察疏远之行也。“緵罗裙上一对鹤,鹤来鹤去鹤到丈母家。丈母床上红绫被,阿姨床上牡丹花”,伤君为近习所蔽,耽于游乐,失其威仪也。如此解释,固然决非作者的意思,然而在君主时代,行吟泽畔的孤臣,却不能禁其不作如是想,此即所谓诵义。于此,可以知道《小序》致误之原。缘古人好谈政治,歌谣本不关政治的,念到他们的口里,都发生出政治上的意义来。一变,就说做诗的人也是如此,把诵义变成了作义。再一变,就把什么人为什么事而作等等,都附会上去了。所以致误总是逐渐的,非一朝一夕之故。

  有人说:“你既赞成天籁,天籁是要使用口语的,为什么你又不赞成白话诗呢?”殊不知诗是源于歌谣的,歌谣和普通的语言,根本是两物,不是一物。现在的白话诗,只是语言的调儿噑缓一些的,根本只是散文,至多有些像赋,决不会发达而成为诗。把他和民歌比较,就显然可见。现在的民歌,和二千多年前的乐府,还显然无甚异同,可见得一个民族,口中歌唱的调儿变革之难。老实说:倘无外来的新物事搀入,怕其变化的速度,要缓慢得出乎想象之外的。几千年的时间,真算不得什么。中国人歌唱的调儿,只有诗到词是一变(词之仍原于诗者除外),曲和词还只是一物。词的来路,乃是外国音乐的输入。外国的音乐,其根本,就是外国人所歌唱的调儿。现在外国的音乐,为中国向所未有的,正在逐渐输入,新诗体自有产生的可能,不过现在提倡新诗的人所走的,却不是创造诗体的路。

  文人学士所做的诗,虽然把天籁失掉了,却亦有其不可掩之美。其一是精工。这是代表人工美的,恰与天然美对峙。其二是诗境的扩大。即歌谣中所不曾有的意思,未说及的事物,它都有了,这不能不说是技术上的进步。所以文人的功力,也不是白花的。不过话太说得尽了,就觉其意味浅薄,因为所刺激起的想象少了。雕琢过于精工,亦不免要因此而牺牲真意。西昆体和江西派的诗,终落第二义;近代人竞学宋诗,到底无甚意味,而如何莲舫,易实甫一类的诗,更其要不得,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歌谣也并不都是好的,尽有庸劣无味的,甚而至于有恶浊的。这是因为歌是大众作品,大众之中,未尝无鄙夫伧夫之故。于此,知《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其三百五篇,并无甚可疑之处。古人好举成数,估计起来,觉得百位还嫌其小,而要进到千位,就说一个千字;以千位计,还觉得其不止一数,就加上含有多数意义的三字,而说三千。民歌本是重重复复的,古诗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史记》也说孔子“去其重”。假使把现在的民歌,统统钞出来给我看,我也一定要把它删过一番的。至于重复的应该除去,那更无待于言了。所以孔子删诗之说,实无可疑,后人所以怀疑,乃因拘于要向古书中去搜集佚诗,而未一察当前的事实。现在的报纸中,也时时载有民歌,我总觉得好的很少。却记得清末,大约是丁未、戊申、己酉三年之间,《时报》曾载有各地方的歌谣,好的却极多。现在《时报》是停刊了,总还有藏着旧报的人,倘能把它钞集起来,印成一本,倒也是文艺界一件盛事。

  3.修习国文之简易法

  数年来,学校学生,国文之成绩,日益退步。此非诽毁学校者之私言,凡从事学校事业者,咸莫能为之讳也。夫国文成绩之不善,其弊有三:

  一不能高尚其感情,无以为进德之助也。近人有言:宋儒之言道德,校之汉儒纯粹,奚翅倍蓰。然汉世,所在犹多至行,而学宋儒者,多不免为乡愿,是何也?曰:进德以情不以智,汉世所传经籍,多文章尔雅,便于讽诵,学者日寻省焉,则身入其中,与之俱化而不自知。宋儒理学之书,则无此效力也。此其言深有契于善美合一之旨,实为言进德者所不能外。然则欲高尚其感情,以纯洁其道德者,舍厌饫乎诗书之林,游心乎仁义之源,复何道之从哉?然国文程度不足者,则无从达此目的也。

  二不能通知国粹,无以为中国之人。国必有其国性,则为国民者,亦必有其国民性焉。必如何而后可称为中国之士君子,此其道不一端,而通知国粹,其最要者矣。吾非谓通知国粹,遂可排斥世界之新学问也。不通知世界之新学问者,其于国粹,亦必不能了解,此何待言。然既为中国之人,则必不可不通知中国之国粹;苟不通知中国之国粹,则于世界之新学问,亦必不能深造。即能深造焉,而亦必不能成其为中国之士君子,此则有识者所同认矣。而欲通知国粹,则又非国文程度不足者,所能有事也。

  三无以磨练智力,各种学问,皆不能深造也。闻之训练兵士者言,识字之兵,校之不识字之兵成绩之善必倍,管理工厂者之于工人亦云然。夫兵士及工人,其所读之书,亦至有限耳,岂真随时随地皆能得其用哉?非也。吾人之言语,本有普通及高等之殊,通常所使用之言语,普通言语也,文字则高等言语也。仅通口语之人,犹之仅通普通语,仅克与农夫野老相周旋,能通文字之人,则犹之能通高等语,日与学士大夫相晋接,其识解论议不期其进步而自然进步矣。学校学生,国文成绩优长者,他种科学之成绩亦必较优长,职此之由。

  国文一科,关系之重大如此。然今之学生,其国文之成续,顾日见退步,此岂良现象哉。然则其原因果何在乎?曰:亦未得其修习之法而已。

  夫文字犹语言也。心有感想,发之于口,则为语言;笔之于书,则成文字。是文字之与语言,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是,则能通语言者,宜即为能通文字之人。(但多一识字之劳耳。)然今顾不能然者,则以语言文字迁变殊途,迄今日已不能合一也。然二者其流虽异,其源则同。故修习文字之法,究与修习语言无异。今试问修习语言,舍多听多试谈外,尚有他策否?则修习文字,舍多读多看多作外,亦决无他策,审矣。而三者之中,多读多看,实为尤要,读与看,所以代听也。作,所以代试谈也。人于言语,苟能多听,自不患其不能谈话。而不然者,虽日事试谈,无益也。今之学生,或汲汲于研究文法,或孜孜焉择题试作,而于多读多看二者,卒莫肯措意。此其所以肄习虽勤,进步卒戡也。

  或曰:今兹学校,科目繁多,安能如昔日之私塾,舍弃科学,日夕咕哔,以从事于国文?是诚然也。虽然,欲求国文之进步,果须如昔日之私塾,舍弃各种科学,以日夕从事于咕哔乎?不能无疑。吾则谓今日学生,诚未能于多读多看二者加之意。苟其能之,亦进锐退速,未能持之以恒耳。不然,其国文未有不进步者也。

  不自咎其修习之不力,而顾归咎于吾国文字之难通,不亦慎乎?

  往尝恨我国文字选本虽多,然适合于中小学生自修之用者绝鲜。尝欲发愤评选一编,其体例,取其(1)按年递进,适合于中小学生之程度,而其分量亦适合;(2)其文字,不病其艰深,然足以指示我国文学之源流及门径,而不嫌其陋;(3)评注精详,俾读者得了然于文字之义法,且无于实质方面不能索解之苦。以卒卒寡暇,未为也。若深通文字而又洞明教育原理之士,有能就此一编者,于学生文学之进步,所关必非浅鲜,可预决也。然天下事贵乎力行,赖人之指导尚在其次。今之学生,苟能如吾向者所述之法以修习国文,则任何选本取而读之,固均无不可耳。

  4.国文教学贡疑

  某君对我说:“现在学校的教授国文,殊不得法,因为他们既不肯放弃,又不能深入。依我看:不研究旧文学则已,既研究,就要求其深入,多用功,多读书,否则不如其已,省些功夫下来,用在别种科学上。把现在拘文牵义的见解,一扫而空。行文老实以口语为主,写在纸上,就成文字。各人所治的学术不同,所就的职业不同,有些人,是终身得不到旧文学之用的,而似通非通的旧文学,亦决无用处。选读数十百篇古文,摘讲若干章《论语》《孟子》、若干段《左传》……其结果还是和不读一样,功力真是浪费。”

  这一段话,我深表同情。古语虽不如外国语之难学,然因时间相睽隔,学起来,毕竟亦有相当的困难。真通古语的人,必能径以古语为其思想之表象,不必要译成今语。如此,读古书才能真通;做古典文也才能真通。此其原因,一半由于个性,一半亦由于生活。在科举时代,读书的人所读的全是古文。其结果,大多数人还是不通。所以我们现在,虽不必像欧洲人,于希腊文、罗马文之外,别造出新的民族文学来,然把现代语和古语分开,把学习古语视为专门之业,这种道理,是不能不要求大家都了解的。若能如此,则现在所谓“写别字”、“用错字眼”、“句法不通”、见了极普通的古典成语而不懂,大家以为笑柄的,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超出乎口语的范围以外,根本非多数人所该通。如此,所做的文字中,不过搀杂古文的成分减少些而已。其内容的精湛,还是会随着其学识而进步的。文学的趣味,亦仍能随口语而发挥尽致,不过见解陈腐的人,看得不太入目而已。世界总是进化的。这是决不该也决不能以少数人的偏见而阻遏的。但教授国文,却不大容易了。句法、篇法,会说话时早已学得,亦即随其说话的进步而进步,根本不大要学。只要把现代文字,选好的给他看看,大略讲讲,写出来的文字,只要替他略为修整即可。除掉低能的人,决不会做出全然不通的文字来。这正所谓“师逸而功倍”。而如现在的所为,则不啻“师勤而功半”。所以并非国文难学,只是国文的教学法太陈旧了。

  人们意见的陈旧,有些地方,是着实可惊的。如到现在,还要维持毛笔,反对钢笔,便是其一端。我在战前,以一元半法币,买了一枝自来水笔。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九日,佩在身上,跑到孤岛来,到现在,已近四年了。虽已不成其为自来水笔,然蘸了墨水仍可写。这枝笔,我在战前,已用过相当的时间了。假使能用五年,则每年所费,不过三角,而用毛笔,则在战前之价,是每月一元,其相去为四十倍。毛笔诚有其优点及特殊的用途,非钢笔所能代,然大都是有闲阶级才要用、才能用的。非毛笔不能作成,或虽作成而不能优美的作品,大多数人,本来无缘享受,此乃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岂能否认?以极烦难的手工制品与机器所制之品竞其价廉,以毛和麻与金属材料的笔头竞其经久,何异夸父逐日?若说“这是优美的,值得保存的”,则现在有这优裕的生活么?如德国,如苏联,甚至现在还在隔岸观火的美国,岂能放下武器的制造,而从事于制造美术工具呢?况且毛笔写的字,只是美术品的一种,焉知用别种工具不能造成有同样价值的美术品?秦以前的古文籀篆,均非毛笔所书,何以后人亦视为美术品呢?

  有人说:“读外国书要通外文,不能靠翻译,读中国古书,岂能反靠翻译?”这是不错的,但要承认这句话,先得承认古书为人人所必读而后可。这本非事实所能,已如前文所述,而亦非事实所必要。以为必要的人,不过以为“做人的道理”,“立国的精神”,都在古书里,所以不可不读。其实此二者是当受最新的学术指导的。读古书,我们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好处,亦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害处。甚至两者比较起来,中毒的副作用,还较营养成分略多。此理甚长,当别论。

  (此篇为刊于1916年2月《中华学生界》第2卷第2期、1941年《文林》月刊第3期、1941年11月《中美日报》和1945年11月《知识》杂志第5期的部分内容的合编,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