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怎样学习国文

　　光华大学从设立以来，就有基本国文一科，究竟怎样的国文，才可称为“基本”呢？

　　古人有言：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抱其干而摇之，则各枝一时俱动了。一种学问，必有其基本部分，从此入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古人这句话，就是现在经济学上所谓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各种学问都是如此，国文何独不然。所以研究国文，亦必有基本部分，研究之时，应当从此入手，这是毫无疑义的，常识可明，不待费词。研究国文，有基本部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国文之中哪一部分是基本，这话就难说了。

　　1.国文的复杂性

　　研究国文，为什么要把他分做许多部分，而判定其孰为基本呢？这是由于国文的本身，异常复杂之故。国文的本身，为什么会复杂呢？这是由于其为“堆积”之故（从前金世宗是热心提倡女真文的，他兼用汉文和女真文开科取士，觉得女真文总不如汉文的精深。他就问他的臣下，这是什么理由？有一个人回答说，这是由于女真文行用日浅之故，倘使假以时日，自然会逐渐精深的，就合于这个道理）。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意思的。人的意思，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意思变，当然语言不得不变，语言变，当然代表语言之文字亦不得不变，这亦是当然易明的道理。但是新的既兴，旧者为什么不废呢？这又因为社会的文化非常复杂，新者既兴，旧者仍自有其效用之故。人之所以异于别种动物，根本就是靠语言，因为有语言，所以这个人所会的，可以教给别个人，前人所会的，可以传给后来的人，不必人人从头做起，所以其所成就者大。

　　但是单有了语言，还是不够，因为其所达到的空间，和所占据的时间太少了。试将我们现在所有的书，和我们所能记得的书比较，便可明白此中的道理。记忆力是有限度的，我们能正确记得的，加上我们所能模糊记得的，便是我们记忆力的限度，超出这限度以外，就是靠文字替我们保存下来，倘使没有文字，这一部分就要先亡，或者虽不先亡，而大减其正确性（古书所以多不正确，即由其本为口传之故）。

　　文字是有形的，固定的，靠着它固定，所以能将许多东西替我们正确保存下来，而不至走样。然亦因其固定，所以其所保存的，仍是异时代人的语言，而不能转变为今人的语言，这种异时代的知识和材料，既是有用的，而又不能不用异时代的语言保存下来，于是异时代的语言，在现代就仍有其用了。

　　国文的种类，虽极复杂，然从其理论上言之，则可把它分做三种：（1)与语言相合的；（2)有一部分与语言不合的；（3)介乎二者之间的。所谓合不合，是要兼（1)词类，（2)语法，（3)说话的顺序言之。在文字中谓之字法、句法、篇法。举一个例：如桌子板凳，直说桌子板凳，就是甲种；改作几席，就是乙种。又如说没有知道这件事，是甲种；说未（没有）之（这件事）知（知道），就是乙种。这是就字法、句法立论，篇法较为难见，然就古人的文章，仔细推敲，设想这一篇话，改用口说，或者用白话文写出来，其次序应否变更，也是很容易悟入的。丙种文字，并不是说某一部分同于甲种，某一部分同于乙种，倘使如此，那就仍是甲种乙种了。丙种文字的特色，就在于它可彼可此，譬如桌子板凳，说桌子板凳，固然可以，说几席亦无不可，全在因事制宜。试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现在做普通文字，说敬老之礼，《礼记》里的“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引用的。当这情形之下，决不能把几席改作桌子板凳。然若甲乙两人，隔着桌子斗口，甲提起板凳来，撞伤了乙，那就决不能把桌子板凳，改成几席了。做甲种文字，引用古书，虽无不可，然以口语文体论，至少应用之后，是应得再加以解释的，未免累赘。若乙种文，桌子板凳，就绝对不能用。所以文字的应用，以乙种为最广，这是社会上的事实，向来如此的，而事实之所以如此，正非无故而然。

　　然则基本国文，岂不就是丙种么？这又不然，照前文所讲，很容易见得丙种文字，就是甲乙两种之和，其自身是本无其物的。要学文字，只能就甲乙两种中，择定其一，简而言之，就是单学语体文，还是连不与现行语言相合的文章也要学。

　　仔细想起来，上文所说的甲乙两种文字，也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事实上，很难划定界限的，因为现代人的语言，也是各自不同。古书上的名词和句法，不见之于普通人口中的，仍可出诸文人学士之口。我们不能说普通人所说的是现代人的语言，文人学士所说即非现代人的语言，因为他明明是现代人。然则现代人的语言，也显分两种，一种是范围较狭的，我们假定，以“人人能说，人人能听得懂”，做他的界限，亦即以此为甲种文字界限，则出于此界线之外的，就不能不承认其侵入乙种文的范围了。研究学术的人，当然不能认此所定甲种文之范围内之语言，为已足于用，则其使用，势必侵入乙种的范围，使用既须及于乙种，当然学习亦不能不及于乙种了。而且严格言之，甲种文字，既经识字，既会说话，本是无须学得的，所以所谓国文的基本部分，必须于乙种文中求之。

　　3.国文的发展流变

　　但是乙种文字复杂已极，我们究取其哪一部分，作为基本呢？说到此处，即不能不略有文学史的眼光。从来浅见的人，每以为原始的文章，必是和语言合一的，到后来渐渐分离，其实不然，文字的源起，并非代表语言，实与语言同表物象（实系人之意象），这是小学上的话，现在不能深论，然其说据，实甚确凿，无可怀疑的。文字既非代表口中的一音，当然用文字写成的文章亦非代表口中的一篇话。所以各国文学发达的次序，韵文都早于无韵文（因为文学史的初期，并没有照人类口中的言语记录下来的文字）。

　　我国现存的先秦古书，其中都显然包含两种文字：(1)是句子简短整齐而有韵的，（2)是句子较长，参差不齐，而无韵的。后一种分明是只依据语言，而其发达的时代较后，据现存的书看起来，其发达大约起于东西周之间，而极盛于前汉的中叶，到前汉的末叶，文章又渐渐地改观了。为什么改观呢？这是由于言文本无绝对的合一，其理由是说话快，写文章慢，听话的时间短，看文章的时间长；所以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章，本不会一致的，而在应用上，照说出来的话，一个个字的写在纸上给人家看，人家必觉得不清楚，甚而至于看不懂，把一篇写出来的文章，一'句一'句念给人家听，人家也一'定觉得不痛快，甚而至于听不懂的。其所以然，（1)因语言的句子冗长，而文字简短；（2)由语言每多重复，而文字较为简净之故（即由说话快，写文章慢，听话快，看文章慢之故。因为说话既快，倘使句子又短，听的人就来不及了解了。文章有形迹而语言过而不留，听到后文，须回想前文之际，文章可以复看，语言则不能。所以说的人不得不再行提及，甚或屡屡提及，此等语法，在文字中，即所谓复笔。然较语言则远少）。所以文字语言，原始本非合一，即到后来，文字从不代表语言而进化到代表语言之后，仍不是完全一致的，既非完全一致，自然要分途发达了。

　　分途发达之际，文字向哪一方面走呢？那自然向美的方面走，何谓美？各时代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在当时，则以（1)句法简短整齐；（2)用字美丽者为美。循（1)此之趋势而前进，势必至于字眼典故，愈用愈多。汉、魏、晋、宋、齐、梁之文，愈后而其浮靡愈甚者，即由于此。此时代之所谓文，已全与口语不合，达意述事都不适用，即言情亦不真切。言情尚可勉强，达意述事，是不能一日而废的；汉魏文字已不自由，晋宋尤苦扞格，到齐梁则竟不能用了。起而弥其缺憾的，乃有所谓笔。笔是（1)不禁俗语俗字；（2)在原则上亦不用词藻，但其语调仍近于文，与口语不合，故在应用上，仍觉不便。

　　凡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亦总有趋中性，正像时钟上的摆，向两面推动，达于极度，则又回过头来，文章之自质朴而趋华美，自华美而后返于质朴亦然。南北朝末年，文章华靡极了，自然要有反动，当这时代，可走的路有二：（1)径用口语；（2)以未浮靡时之文为法。（2)又分为a.径说古人的话，b.用古人说话之法，来说今人之话两端。（1)本最痛快、最质朴，但前所言甲种之文，既不够用，而是时文字，又非通国人所使用，而实为一部分人所使用，这一部分人，正是所谓有闲阶级，他们既不喜欢极度的质朴，而且既有余闲，亦不要以前所述之甲种文字为基本，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2)中b本最合理，但改革初期的人，却竟想不到，于是竟走a路，如苏绰的拟《大诰》，乃是一极端的例。唐初的古文，还多是涩体，亦由于此。直到唐中叶，韩柳辈出，才专走b路，用不浮靡时代说话之法以说话，其所说的话，自然不致浮靡，而所说的话，自然以之达意述事而便，以之言情而真了。改革的运动，至此乃告成功。

　　此项文字，是废弃西汉末年以来的风尚，而以东周至西汉中叶之文字为法，其时代较早，所以被称为“古文”，然文学是堆积的，新者既兴，旧者不废，所以自汉魏至齐梁之体，依然与之并行，人遂称此种文字为骈文，而称新兴的文体为散文。散文既兴，骈文就只占文学里的一小部分，普通应用，全以散文为主了。练习国文，无疑的当以此为主。

　　4.当前国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正的方法

　　但是所谓散文，包括（1)自东周至西汉，（2)自汉中叶至今的文字，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我们又拣出哪一部分，作为学习的基本呢？于此，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听见人说，“学校里的国文成绩不如私塾”这句话，固然由于守旧的人，故意把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压低，把私塾的国文成绩抬高，然平心而论，亦不能不承认其含有几分真实性；详言之，则学校国文的成绩劣于私塾是事实，不过其优劣之相去，不如此等人所言之甚而已。

　　学校的国文成绩，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最易得的答案，是练习时间的少。单就国文一科而论，这自然是事实，但是各科的成绩，是相贯并通的，决不能说别种科目的学习，于国文毫无裨益，若合各种科目而论，学校的肄习时间，断不会较私塾为少，所以以文字的高古而论，学校学生是应当逊于私塾学生的，因其所读者多非古书，以识力的充足，理路的清楚而论，学校学生成绩该在私塾学生之上，因其所肄习者多而且真实，然而并不能然。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其内容的贫窘，思想的浮浅和杂乱，形式上则并非不古而实系不通，是无可讳言的。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我以为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现在的风气，作事浮而不实；次之则现在的学习国文，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再次之，则由于现在的教授国文，不得其法。前两端系另一•冋题，现在且论第二端。

　　最为荒谬之论，是把所谓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须知天下只有可分清楚的理论，没有可分清楚的事实。文章是变相的说话，文章做得好，就是话说得好，天下有哪一种说话，能完全和实用离开的？又有哪一种话，完全不须说得好的？所以把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根本是没有懂得文学。所以无论何种文学，苟其是好的，一定是有美的性质，其美的程度的高下，即以所含美的成分的多少为衡，绝不与其文字的内容相涉。这是第一步要明白的道理。

　　所谓美者，其条件果如何呢？具体言之，则其条件有二，一为势力之深厚，一为音调之和谐。何谓势力？凡说话，都是要刺激起人的想象的，刺激人的力量而强，则谓之势力深厚，刺激人的力量而弱，则谓之势力浅薄。何谓音调？音调就是说话的调儿，文章虽与说话分离，然在根本上始终是一种说话，所以亦必有其调儿。我们通常阅看文字，自己以为没有念，其实无不默诵的；不过其声至微，连自己也不觉得罢了。惟其如此，所以写在纸上的文章，不能没有调儿，如其没有，则大之可以不通，即使人不知其意，小之亦可以不顺，使人欲了解其意非常困难，而且多少有些扞格，此系音调所需的最小限度。若扩而充之，则文章的美术性，要以音调一端为最高尚。凡研究文字，而欲了解其美的，若于音调方面，不能了解，总不算得真懂；若在这一方面，能有真确的了解，别一方面断无不了解之理。因为这是文学最精微而又最难了解的一方面。文章之美，在于势力音调两端，这亦是从理论上分析之论，事实上，断不能将一篇文字，分开了，专领略其势力方面或音调方面的，事实上之所谓美，乃是势力音调的总和。合此诸总和的具体相而言之，则曰神气。这里所用的神气两字，并无深意，就和俗话中所用的神气两字一般，即合诸条件所成之具体相。此相固系合诸条件而成，然断非此诸条件之总和。譬如一个人的相，固系合其五官、四肢、言语、举止等而成。然我们认识一个人，断非就此诸端，而一一加以辨认，乃系看此诸端所合成的总相。所以一个熟人，远远走来，五官四肢，尚未辨别得清楚，我们早已认识他是谁了。因为所看的只是他的神气。文章神气的认识，其义亦系如此。这看似极模糊，实则极正确，而以认识而论，亦是较难的。文字的好坏，亦即判之于此。正如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判之于其风度一般。

　　文章是有个性的，天下断没有两个人的个性是相同的，因亦没有两个人的语言是相同的。文章就是语言，自然各个人的文章神气各不相同了。神气有好的，有坏的，有显著的，有隐晦的。大抵好的文章，其神气总是特别显著，这是各事都如此。譬如不会写字，笔笔描画的人，往往所写的字，极其相像，几于不能辨别，书家决没有如此的。文章亦然，文章的批评究竟有公道呢还是没有？我说，短时期之内是没有，长时期之内是有的。批评之权，本该操之内行之手，但在短时期之内，往往（1)内行的人，并未开口；（2)或虽开口，而未为人所重视；（3)或为他种不正的势力所压。所以作品并无价值，而誉满一时的人很多，此事今古皆然。但在较长时间之内，内行的人，不会始终不开口，苟无别种势力相压，自必为人所重视，而时异势殊，不正当的势力，也总要消散的。所以文章的好坏，历久必有定论。

　　这种历久受人重视的文章，昔人称为名家、大家，而名家、大家，二者又略有区别。名家是神气极好，然尚不免模仿他人，未能自求一格的；大家则不然。一个大家，必有一个大家特别的面目，毫不与人雷同。所以大家是个性极显著的，名家则未免模仿。名家既系模仿大家，其面目当然可与大家相像。同学一个大家的名家，彼此亦可相像。其实要学名家，径学其所自出的大家好了，即在诸名家之中，亦任择一人皆可学，不必专于一家。大家则不然，他的神气既是独特的，再无人与之相像；其由模仿而得到的，则总不如他的完全，也总不如他的显著；要学文章的人，自以从此致力为宜，所以大家遂成为研究的中心。

　　学文章与学科学不同，学科学入手所肄习的材料，必取最新之说，学文章则必取这几个大家，即所谓家弦户诵之文，向来肄习国文，即系如此。虽然向来教授国文的人未必都好，然其所取的材料，确是不错的。近来国文的选材，则漫无标准，从最古的书，直至于现代人的作品，而文体亦各种都备。推其意（1)在取人的齐备，以为可以见得各家的作风，（2)在取体制的齐备，以为各种文章，都可以有些懂，（3)在取其内容，以为于教育上有价值。其实各科各有目的，根本不应因副作用而牺牲正主义。至于文章的体制，则各有渊源，非多读古书，明于义例，断难真实了解；断非每种体制，各看一两篇，即可明白。至于作家，则与其将研究之功分散于许多人，不如集中于少数人，由前文所言，已经很可明白了。所以肄习国文，所取的材料，非大为改变不可。

　　然则在先秦西汉，以及唐以后的文章中，该拣出哪一部分来，以为研究的基本呢？案文章有各种样子，又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体裁，一种是个性。

　　何谓体裁？如《卦辞》《爻辞》，是《易》独有的文体；后人所谓“训诰体”，是《书经》独有的文体；所谓“春秋笔法”，是《春秋》独有的文体。此种差异的起源，乃由古代执笔记事的人，彼此各不相谋，所以各自有其特殊的体制（此种特殊的文体，是各适于其所要记的事，后世倘仍有此等需要，其体制自相沿不废，如其无之，亦即废而不用。譬如《易经》卦、爻辞的体制，除了扬子云等要作《大玄》以拟《易》的人，再没有人去模仿他了。又如《诗经》，后世更无人仿之以作诗，却仿之以作箴铭等韵文，则因某方面的需要，已经消灭，而某方面仍存在之故）。在后世就不然了。文化广被，各种文章的体制，执笔的人，都是看见过的；而其所作的文章，关涉的范围亦广，非如古代的卜人、筮人，只要作繇辞；记事的史官，只要作《春秋》一类的文辞；记言的史官，只要作《尚书》一类的文辞。

　　于是文辞的体制，不复足为其形式同异的标准，而其判然不同的，乃在于作者的个性（古代的文字，内容实甚简单，所以发挥不出个性来，到后来，内容渐渐丰富，个性即因之显著了。此与说一两句平庸刻板的话，看不出其人的神气，为一小时的讲演，则讲演者个性毕露，正是一理），从东周以后就渐渐入于这种境界了。现在所流传，从东周至西汉的文章，既非纯粹口语，亦非与口语相离甚远的文言，大抵如今浅近文言，或文言化的白话（避去极俗的话，在当时谓之“尔雅”，此亦文字渐与前人之文接近，而与当时人的口语相离的一种原因）。此等文字，较经意着力的，很能显出个性；其随笔抒写，简单而不甚经意的，则各人的面貌相同（此在现代亦然，如任何文学家，使作寻常应用之文，亦与寻常人同）。如刘子政《谏起昌陵疏》《谏外家封事》，都有其特殊的面目，和他家的文章，不能相混。而《新序》《说苑》《列女传》，则和他人的文章，并无区别，即其最好的例（古人之文，不必自作，大抵直录前人之辞，此亦多数古书，面目雷同的一大原因。如《新序》《说苑》《列女传》多有与《韩诗外传》相同的，可见其文既非韩婴所作，亦非刘向所作）。我们的研究，自然是要集中于几种在体制上、在神气上，都有其特殊的样子的。在先秦西汉时期，为几部重要的经、子和《史》《汉》（西汉时代诸大家的作品，大抵包括此两书中，而司马迁、班固，亦各自为一大家）。自唐以后，则普通以韩、柳、欧、三苏、曾、王为八大家之说，我以为颇可采取的。八大家之说，始于茅鹿门。茅鹿门固然不是我们所能十分满意的人，然在唐宋诸作家之中，独提出此八家，则大致尚算不错。试看后来，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称为最佳的选本，然所选的唐以后的文章，百分之九十几，亦是此八家的作品，即可明白。

　　5.基本的国文应为一般人学习的工具

　　以上说了一大篇话，在理论方面，似乎还是有一个立脚点的，但是此等议论，究竟是为哪一种人而发的呢？因研究国文的人很多，其目的，明明是彼此不同的。我以为研究国文的人，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1)但求略识几个字，免于文盲的；（2)用国文为工具，以求他种学问的；（3)求为文学家的。除第一种人外，(2)(3)两种，我所说的研究方法，都可适用。因为这两种人，其研究的方法，到后来才有分歧，其初步是一样的，此即我所谓基本部分。为什么（2)(3)两种人，同要下这一步工夫呢？其理由，请再加以申说。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在用现代语为工具的时候，较易明白，在用非现代语为工具的时候，却是较难明白的。许多人因为不明白这个区别之故，以致误用功力，或其性质本不宜为文学家而枉用工夫；或其性质虽可以为文学家，而误走路径；这个实在冤枉；而在文学批评上，也觉得漫无标准。所以我现在要把它说个明白。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当以“雅”、“俗”为界限。在雅的范围内，无论其美的程度如何，总可认为文学作品的，如其未能免俗，则即有好处，亦不得不屏诸文学范围之外，此即旧文学所谓“谨严”。谨严两字，在现代的批评家，或者是不赞成的，然我以为欲求美，先求纯粹。世界上没有将许多丑恶之物，夹杂在一块而可以为美的。所谓谨严，即系将有累于美之物，严格排除之谓。所以无论新旧文学，谨严两个字的藩篱，是不能破坏的，尤其是古典主义的文学，因为在内容之外，其所使用的工具，即语言，亦有一种雅俗的区别，而此种雅俗的区别，亦颇为难辨之故。然则何谓雅呢？所谓雅，即向来的文学家，公认为可以使用的语言，此亦当兼字法、句法、篇法三者而言之。有等字眼，有等句子，有等说话的顺序，为文学家所公认为不能使用的，则即入于俗之范围，作文学作品时，即不许使用。可用与不可用的标准，固然大体以古不古为主，然古实非其第一标准，因为并非凡古即可用，而新者亦在时时创造。文以达意为主，所以合于实际与否，总是第一个条件。古典主义的文学，对于用语及语法的取舍，只是在可古的时候，必求其古，至于于事实有碍时，亦不能不舍旧而谋新了。此所以非凡古即可用，而新者亦不能不时时创造。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虽然富于崇古的精神；然其所用为去取标准的雅，与古实非一物，不过二者符合之时甚多罢了。二者所以多相符合，亦有其由。因为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气不同，在古代，语言本不甚统一（看《方言》一书，即可知此乃各地方的语言，所用的辞类的不统一），而其时的文章，与语言颇为接近，倘使下笔之时，各率其俗而言之，难免别地方的人，看了不能了解，所以尽力使用普通的语言，屏除其方俗所独有者，此即汉人所谓“尔雅”。其后因交通不便，各地方风气，仍不能齐一，此等需要，依然存在，文人下笔的时候，仍必力求人之易解。（1)语言不甚统一，而写在纸上的语言，是久已统一了的，欲求人人共喻，莫如借向来写在纸上的、别人已经用过的语言而用之；（2)亦且一切语言，多能引起粗鄙的想象，及至口中已不使用，或虽仍存在，而读音与语音歧异，不复能知其为一语时，此等粗鄙的想象，亦即不复存在。此其选择的标准，所以虽非求古，而多与古符合之由，然二者究非一物，所以俗语亦在时时引进，并随时创造新词，不过此二者，亦必有其一定的法度罢了。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所谓雅言的形成，要遵照下列的条件：

　　(1)在可古的范围内，尽量求其古；（2)事实上有妨碍时，则依一定的法则引进俗语，自造新词。其原理：(1)为保持写在纸上的语言的统一，（2)为求文章之富于美的性质。在此两种原理指导之下，进行其前两条所说的任务。能依此规则，使用此文学家所公认的语言的，则其文可以入于雅的范围，而得承认其为文学作品。

　　人，不是个个可以成文学家的，更不是个个可以成古典主义文学家的，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和现代人口中所用的语言不同。这虽不是外国话，然亦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时间上相异的语言，当然较之时间上的现行语，是要难懂一点的，要成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家，非于文学家的气质以外，再加上一种“异时间的语学”上的天才不可，所以非人人所能成，并非凡文学家所能成，能成此等文学家与否，各人可以自知，即读书达到一定程度，对雅俗的区别，能否有真知灼见，如其能之，此人即有可成古典主义文学家的资格，有志于此者，可以用功。如其不能，即无此等性质，可以不必致力于此，因为用违其长，终于无成。即能小有成就，亦是事倍功半，很不值得的。

　　要想成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家，或研究高深学问，而与中国旧籍关系很深的，我所说的研究法，可以适用，是无庸怀疑的。至于并不想成古典主义的文学家，而其所研究的学问，亦和中国旧籍无甚关系；此等人，是否值得花这番工夫呢？论者便不能无疑，但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1)事实上并无纯粹的语体文，即前所云甲种文的存在，现在所谓语体文，都是文白夹杂的，词类、成语、句法、篇法以及行文的一切习惯，从文言中来的很多。这个不但现在如此，即将来亦必如此，因为语体文的内容，不能以现在口中所有者为限，势必侵入前所谓乙种文的范围，内容既相干涉，语言自不能分离，所以全不了解文言，语体文亦势难真懂，而且词、句、顺序及习惯等，都系相承而变，有许多地方，语体文的所以然，即在于文言之中，懂了文言，对于语体亦更易了解。

　　(2)以美术方面论，文言语体，本不是绝对分离的。文言文的渐变，未尝不采取口语的抒轴，同理，作语体文的，自亦可将文言的美点，融化于白话之中。

　　(3)以实用论，文言文有一优点，即辞简单而意反确定。语体文有时辞冗赘而意转不免游移。此点，作较谨严的语体文的，不能不求其文言化，而欲语体文之能文言化，其人必须能略通文言。

　　(4)古书文义有艰深的，后人并不以之为法，普通所取法的，都是很平易的。从前曾有人说：“《论语》《孟子》，较之现行文言的教科书，难解之处究安在？”这句话，不能不承认它有相当的正确性，所以以文言文为难学，有时只是耳食之谈。

　　(5)凡文学能引起学习的兴趣的，必是很富于美术性的。在这一点上，家弦户诵的古书，较近人所作浅薄无味的文字，其价值之高下，不可以道里计。

　　凡学问，皆贵先难而后获，文学尤甚。因为较后的语文，其根源，都在较早时期的语文之内，所以学文言文的，顺流而下易，沿流溯源难。苟非受教育时间极短之人，先读古书，反觉事半功倍，试观通语体文者，多不能通文言文；通文言文者，则无不能通语体文，从未闻另要学习，即其铁证。所以我所说的研究方法，实在是前所说的第（2)、第（3)两种人，共同必由的途径。

　　6.过去选本的毛病及今日选本的准则

　　所以在学校未兴以前，研究国文的人，所采取的材料，大致并不算错，但其教授的方法，则是不大高明的。这一点，在他们所评选的文章中即可看出。

　　从前的文章选本，亦不是全没有好的，如姚姬传所选《古文辞类纂》、曾涤生所选《经史百家杂钞》之类都是。但此等并不能开示初学，因为无注而其评亦极少，其评又非为初学说法。至于供给初学用的，如《古文观止》，即好一点的如《古文翼》等类，大都是看不得的，我也不是一笔抹杀，说其中全无好处，然其中有许多坏处，确足以使人误入歧途的。

　　从前人的评文，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可以归咎于科举。科举实在就是现在的文官考试，因为官有定额，科举取中的人，亦不得不有定额，定额少而应举的人多，在几篇文字之中，凭你高才博学，也不会有特异于人之处的。士子为求录取起见，乃将其文章做得怪怪奇奇，希冀引人注目，考官因各卷程度，大略相等，无法决定去取，乃将题目加难，希望不合格的卷子加多。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到后来，题目遂至不通。题目而至于不通，则本无文章可做，然又非做不可，就生出许多非法之法来了。此等弊病，固由来已久，然至明清之世，八股文之体出而更甚，现在试举两个实例：（1)所谓大题，如以《论语》的《学而》全篇命题，此篇共有十六章，就该有十六个道理，然做八股文，是不许分做十六项说的，必须将十六项合成一气，而又不能依据事理，按这十六章公共的道理立说，而必须顾及这十六章的字面等等，试问此等文字，果何从做起呢？（2)所谓小题，有截上、截下、截上下、截搭等种种名目。譬如我从前应考时所做的一个题目，叫做“必先”，乃将《孟子》“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下文都截去，而只剩“必先”两字，此即所谓截上下题。因其实无意义，亦谓之虚题。虚题本来无话可说，然即实题，也有无话可说的，如以一个人名命题之类，此等题目，称为枯窘题，即无话可说之谓。无话可说，而强要说话，就不得不生出许多非法之法来了。科举的本意，原想借所考的文章，以看出应考人的学识，但到后来，往往做应举的文章，另成为一件事，并无学问的人，经过一定的学习，也可以做得出来。真有学问的人，如其未经学习，反而无从做起，所以科举时代，所谓科举之士，大都固陋不堪，本其所见以论文，自然要有许多荒谬之论了。

　　他们最大的弊病，在于不真实。不真实之病，起于（1)做无话可说的题目，而硬要寻话说；（2)本来有话可说的，亦不肯依据道理，如实说述，而硬要更寻新奇的话。于是不得不无中生有，不得不有意歪曲，所以从前学做八股文的人，是终日在想法子造谣言，说谎话的（八股文做得好的人，也有能切实说理的，然此乃学问已成后的事，初学时总不免此弊。而且无论如何学问好的人，要做无话可说的题目，也总不免于瞎扯），这不但破坏文体，而且还坏人心术。他们所批评的文章，就可想而知了。譬如《史记菁华录》，在从前，也算一部有名的选本，其中如《项羽本纪》，记项羽溃围南出时，“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诒曰左。左，乃陷大泽中”。后来项王要东渡乌江，“乌江亭长犠船待”。他说这一个田父一个亭长，都是汉人有意所设，此乃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人的见解，以之说平话则动听，如何可以论文？如何可以论史？更可笑的，《滑稽列传》说优孟“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读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

　　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取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此中庄王大惊之庄王，乃优人所扮，并非真正的庄王。小学生细心读书的，亦可以懂得。乃作《史记菁华录》的人，在“欲以为相”下批四个字道：“必无其事。”他的意思以为是太史公有意求奇，乃妄造这一段故实的。照他们的意思，只要做得成文章，做出来的文章，而合乎他们的所谓好，造谣、撒谎是无所不可的。这真是天下的奇谈，也是天下的笑话。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昔人对于文字的批评，坐此弊的，正是不少。譬如明知不合理，连自己也知道其不合理的话，却有意歪曲着说，然而昔时的批评家，仍可称之曰翻案文章，加以赞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在八股久已废了，然怀抱此等见解的人，却还没有全过去，后一批的人，则其衣钵，多所受之于此一批人，所以现在所谓懂得古典主义的文学家的批评，多数还不免此弊，不可不引以为戒。

　　现行的供给初学看的选本，都是明清两代八股法既兴后之作，其中虽不无可取之处，然此等弊病，是触处都是的，初学很多为其所误，程度高的人，倒又无须此等书了，所以其物几可废弃。

　　真正给初学者看的批评，该遵守下列的条件。

　　(1)根据文章本身的条理，加以剖析，说明其好处，若有疵累，亦不隐讳，尤其是古今异宜之处，须要尽量指陈。

　　(2)文字的内容，有非短时间参考所能得的，必须为简要切实的说明，以读者能了解此文之内容为度。如王介甫、苏子瞻均有上皇帝书，其内容，关涉宋代政治制度处都很多，断非短时间参考所能得。然对于此项制度，而无相当的了解，对于这两篇文章，亦就不会明白了。

　　(3)文章的内容如此，形式方面亦然，训诂、名物及语法等，有非短时间参考所能明了的，务必为之说明。如字法、句法的不同，有时涉及古书全体的义例问题，即其一例。

　　(4)较高深的问题，如源流、体制等，可察看学者的程度，能懂者告之，不能者不必。偶有过高之论，为学者所不能懂，亦无妨。因为目前虽不懂，将来总是可以懂得的。在此等情形之下，最要者为不懂则置之，徐俟其自悟，切戒穿凿求通，一穿凿，就入于歧途了。尤其紧要的是高深之理，虽可出以通俗之辞，使人易悟，然仍以不失真相为主。过求通俗以致失其真相，变成不知道什么话，这是最要不得的。

　　以上所论，是讲解批评文字的正轨，固然平淡无奇，然能够合此标准的，也已经不多了。

　　至于自己用功，不外乎看、读、作三项。

　　此中看读自然较作为要。因为必先经过看、读，方才能作。看、读实在还是一事。我们看书时，虽然自己不觉得在念，其实是无不默念的，前文已说过了。看与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性质上的差别。所不同者，则普通所谓读，乃是将一篇文章，反覆念多少遍，看则不过走马看花而已，一则分量少而用力深，一则用力浅而所涉广，此二者之中，看实尤要于读，因为要求悟入，总是利于从多中捞摸的。

　　现在有一种人，在看、读二者中更重视“看”，这是拘泥于从前的教法，而不知变通。从前的教法，读“四书五经”的，大致是六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们对于经书，根本看不懂，教者（1)既欲其应科举，而必教之以“四书五经”，（2)又因考试功令，本是不准携带书籍的，题目出处，不能不知，于是“四书五经”，非将本文熟读不可，不能以看过明白为已足；

　　(3)而此时的学生，年龄幼稚，能力有限，不但自己不能多看书，即分量较多的书讲给他们听，亦苦难于领受；指定一段书，使其反复熟读，却是比较可能的。以此三因熟读遂为旧时惟一的教法。

　　现在的情形，不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学习文章，全然不要熟读，然初不必如昔日之拘，而且远不如多看的重要。还有一层，教师选授的文章，和学生熟读的文章，可以不必一致的。因为文章各有心得，教师有心得，讲得最好的，不一定是学生所最喜欢的。讲授本不过举隅。天下的文章，哪里讲得尽？所以举示学生的范围宜较广，听其于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所谓熟读，并不要照昔时私塾的样子，读得能够背诵，不过对自己所爱好的文章，特别多读几遍，时时加以讽咏而已。其篇目亦无一定，不过大致宜在古今第一•流作品之中。而人的好恶，虽若不齐，实亦大同小异，听其自择，自亦不会轶出此较宽的范围的。

　　至于作，则最要之义，为待其自动，看读得多了，自然有一种勃不可遏之境。在这时候，虽欲使之不作而不可得。教者只须迎机略加指正就够。我们的说话，固然是一句一句逐渐学会的，然而都是到会说了，不能不说的时候，才说出来的，从没有人当我们还没有会说话的时候，强迫着我们说，如其在这时候而强迫着说，只会把话说坏了，决不会收速成之效的。从前教国文的人，每以令学生“早开业”为戒，其原理就在乎此。

　　(此篇节录自《吕思勉遗文集》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