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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八、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书名:吕思勉谈读书治学作者名:吕思勉本章字数:5512更新时间:2023-12-27 20:57:55

  

  我这一次的讲演,初意拟以实用为主,卑之无甚高论的;然一讲起来,仍有许多涉及专门的话。这实缘不读旧史则已,既欲读旧史,则其性质如此,天下事不讲明其性质,是无从想出应付的方法来的,所以不得不如此。“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讲到入手的方法,我们就不能不从最浅近、最简易的地方着眼了。

  1.初学之书不在多

  大抵指示初学门径之书,愈浅近、愈简易愈好,惟不可流于陋耳。陋非少之谓,则不陋非多之谓。世惟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乃胪列书名,以多为贵,然终不能掩其陋也。当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时,胡适之在北京,曾拟一《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胪列书名多种,然多非初学所可阅读;甚至有虽学者亦未必阅读,仅备检查者。一望而知为自己未曾读过书,硬撑门面之作。梁任公评之云“四史”、“三通”等,中国的大学问都在此中,这书目一部没有;却有《九命奇冤》。老实说,《九命奇冤》,我就是没有读过的。我固然深知我学问的浅陋,然说我连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因原载此评的杂志已毁,无原文可以查检,语句不尽相符,然大致必不误)真可发一噱。任公亦自拟一通,就好得多。

  2.读旧史入手处

  旧时史部之书,已觉其浩如烟海;而如前文所述,欲治史者,所读的书,还不能限于史部;而且并没有一个界限,竟把经、子、集三部的书都拉来了。这更使人何从下手呢?且慢,听我道来。

  欲治史者,所读的书,因不能限于史部,然仍宜从史部为始;而且在史部之中,要拣出极少数、极紧要的书来。

  此事从何着手?

  2.1当知旧史之重在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

  旧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然(1)政治不可偏重,非谓政治可以不重;(2)而政治以外的事项,亦可从政治记载之中见得(如旧史的食货志,虽偏重财政,然于社会经济情形,亦多涉及。又如百官志,似乎专谈政治,然某一朝的政府,对于某种经济、文化事业,曾设官加以管理,某一朝却放弃了,亦可于其中见得。举此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此二义亦不可不知。所以旧时史家视为最重要的部分,仍为今日读史极重要的部分,而宜先读。

  旧时史家视为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读马端临(贵与)先生的《文献通考总序》而得到解答。他把史事分为两大类:一曰理乱兴衰,一曰典章经制。前者是政治上随时发生的事情,今日无从预知明日的;后者则预定一种办法,以控制未来,非有意加以改变,不会改变(此就形式言,其实际有效与否,另是一回事)。故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历史上一切现象,都可包括在这两个条件之中了。

  正史之所以被认为正史:即因其有纪、传以载前一类的史实;有志以载后一类的史实。然纪、传以人为主,把事实尺寸割裂了,不便观览。这一点,是不能为太史公咎的。因为后世的历史,纪、传所纪之事,多系同一来源,而将其分隶各篇,所以有割裂之弊。若《史记》则各篇之来源各别,如前说,古人本不使其互相羼杂,亦不以之互相订补也;所以又有编年体,与之并行。

  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任何一件事情,都和其四周的情势有关系,不考其四周的情势,则其事为无意义。然欲将四周情势叙述完备甚难;过求完备,又恐失之过繁;而时间为天然的条理,将各事按其发生之先后排列,则每一事之四周情势,及其前因、后果,均可一目了然,此编年史之所以似繁杂而实简易也。现在学生读史的,往往昧于一时代的大势,甚至有朝代先后亦弄不清楚的。这固由于其人的荒唐,然亦由所读的历史,全系纪事本末体,各事皆分开叙述之故。倘使读过一种编年史,就不至于此了。此供学习用的历史,所以贵诸体并行也。编年史在统一的时代要,在列国并立或统一后又暂行分裂的时代为尤要。欧洲历史分裂时长,又较中国为要。现在世界大通,中外史事互有关系,则追溯从前,亦宜知其相互间之关系;即无直接关系,亦宜将其彼此间的情势,互相对照。然则合古今、中外,而用编年体作一简要的新史钞,实于史学大有裨益也。编年史有两种体裁:一如《通鉴》,逐事平叙,与单看《左传》同。一如《纲目》,用简单之语提纲,其笔法如《春秋》经,事情简单的,其下即无复文字;繁复的,则于下文详叙,低一格或双行书之,谓之目。纲、目合观,恰如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一简。编年史年代长者,一事在于何时,不易检索。因此,温公作《通鉴》,曾自撰《目录》。然《目录》实不完全,且别为一编,检索仍觉不便。若《纲目》,则阅览时可兼看其目;检索时可但看其纲,而所检索者即系本书,尤较另编目录为便利。朱子创此体以救《通鉴》之失,实为后胜于前,不能以其编纂不如《通鉴》之完善而并訾之也。读《通鉴》时,宜随意取一两年之《纲目》,与之并读,以见其体裁之异同;且最适于作长编:作史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既多,势必互有异同,互相重复,故必依一定之条理,将其编排,则同一之材料,自然汇合到一处;重复者可去,异同者亦不待考校而是非自见;其或仍不能判,即可两说并存矣。条理如何,初无一定,要必依其事之性质,实即其事所自具也。时间为最普遍的条理。无他种条理可用时,时间的条理必仍存。即按他种条理分类,每一类之中,时间之先后,仍不可不顾也。

  在历史年代不长时,得此已觉甚便,一长就不然了。一事的始末,往往绵亘数十百年,其伏流且可在数百千年以上,阅至后文,前文已经模糊了,要查检则极难。所以又必有纪事本末体,以救其弊(必时间长乃觉有此需要,此纪事本末一体,所以必至袁枢因《通鉴》而始出现也)。

  有此三者(谓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也。纪传体以人为主,固不免将事实割裂;然人亦自为史事一重要之因素,非谓其能创造时势,乃谓其能因应时势,代表时势之需要耳。故钩求理乱兴衰一类的事实者,非有编年、纪事本末两体以补经传体之缺不可,而纪传体又卒不能废也),理乱兴衰一类的事实,可谓很有条理系统,编纂者都能使之就范了。

  然典章经制,亦宜通览历代;而正史断代为书,亦将其尺寸割裂。于是又有政书以弥其憾。有此四者,而旧日史家所重视的政治事项,都能俯就编纂者的范围了。

  2.2读旧史门径之门径:《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

  读书宜先博览而后专精。世界上一切现象,无不互相关联。万能博士,在今日固然无人能做,然治学者,

  (1)于普通知识,必宜完具;(2)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较深;(3)至于本科之中各方面的情形,自更不必说了。所以要治史学者,当其入手之初,必将昔人认为最重要之书,先作一鸟瞰(一切事无不互相关联,所以专治一事者,于他事亦不可茫无所知。近来有伪造唐初钞票以欺人者,人亦竟有受其欺者,即由近人之治学门径太窄之故。若于唐代社会经济、货币、官制、印刷术等方面的知识稍形广阔,即知无论从哪一方面立论,唐初决不能有钞票也)。然以中国史籍之多,即将最重要的部分作一鸟瞰,已经不容易了。于此,我们就要一个“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张之洞《輔轩语》中语。《輔轩语》者,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教士子以治学门径之作也)。

  于此,我以为学者应最先阅览的,有两部书:

  一为《(资治)通鉴》。此书凡二百九十四卷,日读一卷,不及一年可毕。读时必须连《注》及《考异》读。《注》中关系官制、地理之处,更应留心细读。这两门,是胡身之(即胡三省)用功最深处,可见得古人治学之细密。凡治史,固不必都讲考据,然考据之门径,是不能不知道的;于注释亦应留意;否则所据的全系靠不住的材料,甚至连字句都解释错了,往往闹成笑柄。如胡适之,昔年疑井田制度时,称之为豆腐干式,将昔人设法之谈(设法,谓假设平正之例),认为实事,已可笑矣,犹可说也。后乃误古书之方几里者为几方里。不但振振有辞,且于纸角附以算式。逮为胡汉民指出,乃曰:我连《孟子》都忘了。其实此乃根本没有懂,无所谓忘也。旋又据今日之经纬度而疑《汉书•西域传》所载各国道里为不实,作为古书数字不确之证。不知《汉书》所载者,乃人行道里;经纬度两点间之直线距离,则昔人谓之天空鸟迹;截然两事,明见《尚书•禹贡疏》。不读《禹贡疏》,甚而至于不读《孟子》,本皆无足为奇;然欲以史学家自居而高谈疑古则缪矣。其说皆见昔年之《建设杂志》。

  次为《文献通考》。论创作的精神,自以《通典》为优;然《通考》所分门类,较《通典》更密,不可谓非后起者胜。且马君所附考证,议论亦不乏,非徒能排比也。章实斋(即章学诚)讥为策括之流,盖于此书实未细读,后人附和之,非知言也。《通志》二十略中,《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为旧时史志及《通典》《通考》所无,然非初学所急。故但就《通考》中裁取若干门类。可择读以下诸门:《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六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封建考》十八卷;共一百零四卷,日读一卷,三个半月可毕。

  此外,章实斋在其所著《文史通义》中,竭力强调别编文征,以补后世有关系的文字太多,正史不能备载之缺。此即予所言治史宜兼考集部中不属于记载部分之理。凡纂辑历代文字者,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固均有此作用。

  2.3其他可读之入门书

  然其时代最近,读之易于了解,且易感觉兴味者,要莫如贺耦庚的《经世文编》(此书题贺耦庚之名,实则魏默深先生所辑。续编有数种,内容之丰富,皆不逮之)。可随意泛览数卷,以见其体例。前人读史,能专就一事,贯串今古,并博引史部以外的书籍,以相证明,此可见其取材之广。

  而深求其利弊的,莫如顾亭林的《日知录》,亭林此书,就所搜集之材料观之,似尚不如今人所作专题论文之广,然昔人之为此,意不在于考据,故于材料,必有关论旨者然后取之,余则在所吐弃,非未曾见也。严格论之,必如此,乃可称为著述;徒能翻检抄录,终不离乎比次之业耳。可先读其第八至第十三卷。

  其包孕史事、意在彻底改革,最富于经世致用的精神的,莫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卷帙无多,可以全读。

  清代考据家之书,钱辛楣的《廿二史考异》,最善校正一事的错误;王西庄的《十七史商榷》,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赵販北的《廿二史札记》,专搜集一类的事实,将其排比贯串,以见其非孤立的现象而发生意义;均宜随意泛览,以知其治学的方法。此等并不费时间。然则我所举第一步应读之书,苟能日读一卷,不使间断,为时不过一年余耳。

  3.治古史的前提

  必有人讥议我所举的不周不备。既读《通鉴》,如何不读《续通鉴》《明通鉴》或《明纪》呢?既读《通考》,如何不读《续通考》《清通考》《续清通考》呢?难道所知者只要限于五代、宋以前么?殊不知我所言者,乃为使初学者窥见旧时史籍体例起见,非谓以此使其通知史实。若要通知史实,则所求各有不同,人人宜自为之,他人岂能越俎代庖,一一列举?

  老实说,所谓门径,是只有第一步可说;第二步以下,就应该一面工作,一面讲方法的。方法决不能望空讲,更不能把全部的方法一概讲尽了,然后从事于工作。譬如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所以我所举初学应读之书,就不之及了。

  史部书目分类,历代各有不同,然大致亦相类。今试举最后的清代四库书目为例,则我所指为史部重心的,实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类。居今日而治史学,重要者固不尽于此;然此四者,仍不失其最重要的性质,说已具前。四类书中,我所举者,仅及编年、政书两类。因正史事实割裂,初学不易读;纪事本末,则读《通鉴》时可以翻阅其目录,知一时代之中共有几件大事,而欲查检前文时,亦可于此中求之,则不待读而已可通知其体例矣。此四类之外,曰别史,系体裁与正史相同,而未列为正史者;曰杂史,则体例与正史相异,而所纪事实,与之相类者;曰诏令奏议,则文征之一部分耳;曰传记,专考一人之行事,正史中之列传,尚且从缓,此自暂可搁置;曰载记,系记偏方诸国之事者,少数民族之历史,或包含于其中,于研究此问题者,甚为重要,初学亦难遽及;曰时令,此本不应入史部,讲经济史者,于治农家之书时,可供参考耳;曰职官,既从《通考》中知其大略,一时自不必求详;曰目录,治学术史时宜求之,此时亦可不及;曰史评,最要者为《史通》《文史通义》两书,此时之不能读,正文中已言之矣。惟地理一门,知其大概,亦颇切用。昔人于此,均先读《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观点,太偏于军事,然在今日,尚无他书可以代之。学者若能取其《总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与一种州郡名较完全的读史地图对照;于各省,则取其论封域及山川险要者,及各府下之总论,粗读一过,费时亦不过月余耳。

  史部之书,初学第一步当读者,略尽于此。虽简易,似不失之陋。亦从工作中求门径,非空讲方法也。经、子之学,于治古史者关系最大。子部中之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等,治专门史者乃能读之。较普通者,为关涉农、工二业之农家、谱录两类,亦非初学所及也。

  凡读书,决无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的。不但初学如此,即老师宿儒,亦系如此。吾乡有一句俗话说若要盘驳,性命交托。”若读书必要一字一句都能解说,然后读下去,则终身将无读完一部书之日,更不必说第二部了。其实,有许多问题,在现时情形之下,是无法求解的;有些是非专门研究,不能得解;即能专门研究,得解与否,仍未可知的;有些虽可求解,然非读下去,或读到他书,不能得解,但就本文钻研,是无益的;并有些,在我是可不求甚解的。不分轻重缓急,停滞一处,阻塞不前,最为无谓。所以前人教初学读书,譬诸略地,务求其速,而戒攻坚。但定为应读的,略读则可,越过则不可;因为越过是不读,非略读耳。

  (此篇节录自《吕著史学与史籍》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