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怎样读中国历史

　　1.读史与今日之需

　　幼时读康南海的《桂学答问》，就见他劝人阅读全部正史。去年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演讲，又有这样的话“文化二字，涵义至广，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方今国步艰难，欲求文化复兴，非从切实方面言之，何能有所成功？历史譬如一国之账籍，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方志，何能知其梗概？史书文义平易，两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四年可了，有志之士，正须以此自勉。”

　　诚然，中国的正史材料是很丰富的，果能知其梗概，其识见自与常人有异，然康、章二氏之言，究系为旧学略有根底者言之。若其不然，则：

　　(1)正史除志以外，纪传均以人为单位，此法系沿袭《史记》。此体创自《史记》，实不能为太史公咎，因其时本纪、世家、列传材料各有来路，不能合并，且本纪、世家与列传实亦不甚重复。而后世史事的范围扩大了，一件较大的事，总要牵涉许多人，一事分属诸篇，即已知大要的人，尚甚难于贯穿，何况初学？

　　(2)即以志论，典章制度，前后相因，正史断代为书，不能穷其因果，即觉难于了解。况且正史又不都有志，那么一种制度，从中间截去一节，更觉难于了解了。所以昔人入手，并不就读正史。关于历代大事，大抵是读编年史的，亦或读纪事本末。至于典章制度，则多读《通考》及《通志》之《二十略》，此法自较读正史为切要。

　　(3)惟现在读史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了。前人所视为重要的事，现在或觉其不甚重要，其所略而不及的事，或者反而渴望知道他。所以现在的需要和前人不同，不但是书的体裁，即编纂方法问题，实亦是书之内容，即其所记载的事实问题。

　　如此则但就旧日的书而权衡其轻重先后，实不足以应我们今日的需要了。

　　2.读中国历史的三大门槛

　　然则学习中国历史，应当怎样进行呢？

　　现在人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之处，根本安在？一言以蔽之，曰：由于前人不知社会之重要。一切事，都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研究学问的人，因为社会上的现象太复杂了，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乃把他分门别类，各人研究一门，如此即成为各种社会科学。为研究的方便，可以分开论，然而实际的社会，则是一个，所以各种现象仍是互相牵连的，实在只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相”。非了解各种“相”，固然无从知道整个的社会；而非知道整个的社会，亦无从知道其各种“相”，因而史学遂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根柢，而其本身又待各种社会科学之辅助而后明。因为史学有待于各种科学之辅助而后明，史乃有专门、普通之分。专门的历史，专就一种现象的陈迹加以研究；普通的历史，则综合专门家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地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严格言之，专门的历史还当分属于各科学之中，惟普通的历史乃足称为真正之历史。因为史学的对象，便是整个的过去的社会，但是专门的研究不充分，整个社会的情形亦即无从知道。而在今日，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形实尚多茫昧，因此，专门及特殊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要，史家的精力耗费于此者不少。

　　以上所述为现代史学界一般的情形。至于中国历史，则材料虽多，迄未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整理，其紊乱而缺乏系统的情形，自较西欧诸国为尤甚。所以（1)删除无用的材料，（2)增补有用的材料，（3)不论什么事情，都要用科学的眼光来加以解释，实为目前的急务。但这是专门研究家所有之事，而在专门研究之先，必须有一点史学上的常识，尤为重要。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工具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善教的人，不过随机加以指导。所以研究工具的学习，即是学问初步的研究。当然，工具愈良，做出来的成绩固然愈好，亦惟前人所做的成绩愈好，而其给与我们的手段乃愈良。前此的历史书，既然不能尽合现在的需要，我们现在想借此以得研究历史的工具，岂不很困难？然而天下事总是逐渐进步的，我们不能坐待良好的历史书，然后从事于研究，前此的历史书虽明知其不尽合于今日我们的需要，而亦不能不借以为用，所以当我们研究之先，先有对旧日的史部作一鸟瞰之必要。

　　历史书有立定体例、负责编纂的，亦有仅搜集材料以备后人采用的。关于前者，其范围恒较确定，所以驳杂无用的材料较少；在彼划定的范围内，搜辑必较完备，所采用的材料亦必较正确。后者却相反。所以读历史书，宜从负责编纂的书入手。其但搜辑材料以备后人来择用的书，则宜俟我们已有采择的能力，已定采择的宗旨后，才能去读。昔人所视为重要的事项，固然今人未必尽视为重要，然而需要的情况不能全变，其中总仍有我们所视为重要的，即仍为今日所宜读。然则昔时史家所视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关于此，我以为最能代表昔时史家的意见的，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他把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概括为（1)理乱兴衰，（2)典章经制两端，这确是昔时的正史所负责搜辑的。不过此处所谓正史是指学者所认为正史者而言，不指功令所定。我们今日的需要，固然不尽于此，然这两端，确仍为今日所需要。把此项昔人所认为重要而仍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材料，先泛览一过，知其大概，确是治中国历史者很要紧的功夫。

　　但是今日所需要，既不尽同于昔人所需要，则今日所研究，自不能以昔人所认为重要者为限，补充昔人所未备，又是今日治中国历史者很紧要的功夫。

　　固然研究的工具，是要随着研究而获得的，但是当研究之前，所谓初步的门径，仍不可不略事探讨，这又是一层功夫。

　　3.读史三法

　　3.1对旧史要泛滥知其大概

　　请本此眼光，以论读中国历史书的具体方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正史暂可缓读。历代理乱兴衰的大要，是应首先知道的。关于此，可读《资治通鉴》《续通鉴》（毕沅所编）、《明纪》或《明通鉴》。此类编年史，最便于了解各时代的大势。如虑其不能贯串，则将各种纪事本末置于手头，随时检查亦可。但自《宋史纪事本末》以下，并非据《续通鉴》等所作，不能尽相符合而已。清代之史，可姑一读萧一山《清朝通史》，此书亦未出全，可再以近人所编中国近世史、近百年史等读之。典章经制，可选读《文献通考》中下列十三门：（1)田赋，（2)钱币，（3)户口，

　　(4)职役，（5)征榷，（6)市籴，（7)土贡，（8)国用，（9)选举，（10)学校，（11)职官，（12)兵，（13)刑。如能将《续通考》《清通考》、刘锦藻《续清通考》，均按此门类读完一遍最好。如其不然，则但读《通考》，知道前代典章经制重要的门类，然后随时求之亦可。此类史实，虽然所记的多属政事，然而社会的情形，可因此而考见的颇多。只要有眼光，随处可以悟入。若性喜研究这一类史实的人，则《通志•二十略》除六书、七音、草木、昆虫、氏族，为其所自创，为前此正史之表及《通典》《通考》所无外，余皆互相出入，亦可一览，以资互证。

　　历史地理，自然该知道大略。此事在今日，其适用仍无逾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此书初学，亦可不必全读。但读其历代州郡沿革，且可以商务《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对读。此图后附之说，亦系抄撮顾书而成，次读其各省各府之总论，各县可暂缓。

　　历代的理乱兴衰，以及典章经制，昔人所认为最重要的，既已通知大略，在专研历史的人，即可进读正史。因为正史所记，亦以此两类事为最多。先已通知大略，就不怕其零碎而觉得茫无头绪了。

　　正史卷帙太繁，又无系统，非专门治史的人，依我说，不读也罢。但四史是例外。此四书关涉的范围极广，并非专门治史的人才有用，读了决不冤枉。至于专门治史的人，则其不可不读，更无待于言了。工具以愈练习使用而愈精良。初读正史之时，原只能算是练习。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又系古书，整理起来，比后世的书略难，借此以为运用工具的练习，亦无不可的。

　　既读四史之后，专治国史的人，即可以进读全史。全史卷帙浩繁，不可望而生畏，卷帙浩繁是不足惧的，倒是太简的书不易读。只要我们有读法，读法如何，在乎快，像略地一般，先看一个大略。这是曾涤生读书之法。专门治史的人，正史最好能读两遍，如其不然，则将《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和《南史》《北史》分为两组；《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亦分成两组，第一遍只读一组亦可。《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和《南史》《北史》大体重复，《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实在大不相同。正史包含的材料太多，断不能各方面都精究，总只能取其所欲看。看第一遍的时候，最好将自己所要研究的用笔圈识；读第二遍时再行校补。如此读至两遍，于专治国史的人受用无穷。

　　正史的纪传太零碎了，志则较有条理。喜欢研究典章经制的人，先把志读得较熟，再看纪传，亦是一法。因为于其事实，大体先已明了，零碎有关涉的材料自然容易看见了。陈言夏的读史即用此法。

　　正史中无用的材料诚然很多，读时却不可跳过，因为有用无用，因各人的见解而不同。学问上的发明，

　　正从人所不经意之处悟入，读书所以忌读节本。况且看似无用，其中仍包含有用的材料，或易一方面言之，即为有用。如《五行志》专记怪异，似乎研究自然科学如天文、地质、生物、生理等人才有用，然而五行灾异亦是一种学说，要明白学术宗教大要的人，岂能不读？又如《律历志》似更非常人所能解，然而度量衡的制度，古代纪年的推算，都在《汉书•律历志》中；而如《明史•历志》则包含西学输入的事实，亦岂可以不读？近来所出的正史选本，我真莫明其是据何标准，又有人说，正史可以依类刊行，如《食货志》归《食货志》，《四裔传》归《四夷传》之类，经人辩驳之后，则又说可将各类材料辑成类编，那更言之太容易了。

　　3.2以经、子证史，补充昔人所未备

　　关于第二个问题，昔时史部的书不能专恃，必藉他部或近来新出之书补正的，莫如古史和四裔两门。

　　古史的初期本与史前时代衔接，这时候本无正确的历史，只有荒渺的传说，非有现代科学的知识，断乎无从整理，所以宜先读社会科学的书。如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陶孟和所译《社会进化史》似颇适用。古史较晚的材料，多存于经、子中。经、子虽卷帙无多，然解释颇难，合后人注疏考订之书观之，则卷帙并不算少，且颇沉闷。而且经学又有今文、古文等派别，《书经》又有《伪古文》，如不通晓，则触处都成错误，所以因治古史而取材于经、子，对经、子的本身，仍有通晓其源流派别之必要。关于此，拙撰《经子解题》，入手时似可备一览。

　　为治古史而读经、子，第一步宜看陈立《白虎通义疏证》、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前者是今文家经说的结晶，而亦是古史的志。后者则今古文两家重要的异点已具于是。读此之后，再细读《礼记•王制》一篇和《周官》全部的注疏，则于今古文派别已能通晓，古代的典章经制亦可知其大要，并古代的社会情形亦可推知其大概了。

　　大抵古代学问，多由口耳相传，故其立说之异同，多由学派之歧异，往往众说纷歧，实可按其派别分为若干组。若能如此，则残缺不全之说，得同派之相证而益明，而异派立说之不同，亦因此而易于折衷去取。

　　派别之异，最显而易见的，为汉代之古今文经说，然其说实导自先秦，故此法不但可以治汉人的经说，并可以之治经之正文，不但可以治经，并可推之以治子。分别今古文之法，以廖季平先生为最后而最精，其弟子蒙文通乃推之以治古史，其所撰《经学抉原》《古史甄微》两种必须一览。其结论之可取与否，是另一问题，其方法则是治古史的人必须采取的。

　　编纂周以前历史的人，自古即很多，但于今多佚。现存的书，以宋罗泌的《路史》所包含的材料为最富，刘恕的《通鉴外纪》亦称精详。清代马骑的《绎史》亦称详备，可备翻检而助贯串。因其书系用纪事本末体。

　　夕卜国有自己的历史。从前中国和他们的交通不甚密切，所传不免缺漏错误，此等在今日，不能不用他们自己的记载来补正，无待于言。亦有并无历史，即靠中国历史中的资料以构成他们的历史的，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他们全无正式史籍的，如北族的大多数和南洋诸国是；另一种是虽有而不足信，反不如中国所存的材料的，如朝鲜、日本、越南的古史是。此一部分中国历史实为世界之瑰宝，其材料虽旧，而研究的方法则新一不用新方法，简直可以全无所得。这方面现代人的著作，也不可以不读，此等著作以外国人的为多，这是因为设备和辅助的科学，外国的研究家所掌握的较为完全之故。近多有译本，其目不能备举，可自求而读之。

　　关于学术史。昔时专著颇乏，可以学案补之。宋、元、明学案，大略完备。如尚嫌零碎沉闷，拙撰《理学纲要》亦可备一览。清代则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玄学史无佳者，近人所撰哲学史于此都嫌其略。经学史则皮锡瑞《经学历史》颇为简要。佛学另系专门，如以史学眼光读之，则欧阳瀚存所译《原始佛教思想论》、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吕澄《印度佛教史略》《西藏佛学原论》，似可依次一览。先秦学术，近人著作甚多，但只可供参证，其要还在自读原书。

　　3.3研究方法要现代化

　　关于第三个问题，读史的方法，亦宜参考现代人的著述。现代史学的意义，既和前代不同，研究的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生于现代，还抱着从前的旧见解，就真是开倒车了。论现代史学和史学研究法的书，亦以商务所出为最多，其中强半是译本；自著的亦多系介绍外人之说。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系自出心裁之作，对于史学的意义，自不如外国史学家得科学的辅助者之晶莹，而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商务所出论史学及历史研究法之书，大致都可看得，不再列举其名，其中《历史教学法》一种（美国约翰生•亨利著，何炳松译），虽编入现代教学名著中，却于初学历史之人很有裨益，因其言之甚为详明，所以特为介绍。中国论史学的学问，当推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书大体承认昔人作史之体裁，但于其不精密处加以矫正，读此对于昔人评论史裁之言，可以易于了解，且可知自唐以前史学的大概情形及唐代史学家的意见。章氏书则根本怀疑昔人的史裁，想要另行创造，其思想颇与现在的新史学接近。其思力之沉鸷，实在很可钦佩。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关于此两部书，我很想用现代史学的眼光加以批评比较，再追溯到作者的时代，而解释其思想之所由来。前者已成，名《史通评》，现由商务印行。后者尚未着手，然亦很想在最近把它完成。

　　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无已，则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觉得亲切。昔人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又有替他下转语的说：“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这两句诗也真觉亲切而有味。此项作品，我以为最好的有两部：(1)顾亭林（炎武）的《日知录》卷八之十三。（2)赵販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煙晦的事实的真相，都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

　　于此还有一言。目录之书，旧时亦隶史部。此类之书，似乎除专治目录学者外，只备检查，无从阅读。尤其是初学之人无从阅读。但是旧时读书有一种教法，学童在读书之初，先令其将《四库书目提要》阅读一过，使其于学术全体作一鸟瞰，此项功夫我小时尚做过，但集部未能看完。自信不为无益。《四库书目提要》固然不足尽今日之学术，但于旧学的大概究尚能得十之八九，而此书亦并不难读，如能泛览一过，亦很有益的。

　　以上所论，都系极浅近之语，真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在方家看来，自然不值一笑，然而我以为指示初学的人，不患其浅，但患其陋耳，若因其言之浅，恐人笑其陋而不敢说，则未免拘于门面矣。我的立说虽浅，自信初学的人，或可具体应用。大抵浅而不陋之言，虽浅亦非略有工夫不能道，若乃实无功夫，却要自顾门面，抄了一大篇书目，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看似殚见洽闻，门径高雅，而实则令人无从下手，此等习气则吾知免矣。

　　我对于历史，从小就很喜欢，读了很多年，觉得有几种感想：中国史的材料，非常繁琐，中国旧书分经、史、子、集，汗牛充栋，单看一种，已经需要很多的时间；若没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实难希望有所成就。现在的观点，是与从前不同，史部中许多材料，在过去是必需的，现在已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一方面摭精撷华的删去繁芜，一方面又加入其他的实物如金文、甲骨之类的史料，精确性已较从前增加，不过这种工作仍然太繁，个人精力有限，所以有人主张每人研究一门，或每门中的一件事，结果当然比较有成绩，加以科学的帮助，研究方法比从前进步，所以古代不明白的，现在已弄得很清楚了。

　　专门史研究的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的事迹，是非常精确的。然而这种专门研究，常把事物孤立起来了，不能把许多事物相互关连起来。历史的价值，在于了解普通的现象，仅知道某一时代的某一事情，或某一事发展的纵的经过，而把它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例如我们住在上海已多年了，对于上海的了解，不能用某一事份来代表全体，须知道上海社会的各方面，像各界的生活状况，工商业的现象，外国人的势力等等，如你仅知道某一方面，这仍旧不能算是已了解上海的。研究历史也是一样，仅仅专门研究一方面，那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注意到各方面的历史事迹的发展。

　　现在有人以为研究一门也不容易得到很好的成绩，况且近代于历史的研究，尚不大发达，所以有人主张等到各种专门问题研究已有结果了，再把它综合起来。可是这也仅可作是一种理由，我们能不能等这样一个时代，这是绝大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不能有所谓“等一等”。好像住房子，我们不能因好的没有造成，暂时等一年半年，这是不可能的。在新房子未完工前，简陋一黏的茅草屋，也是必要的。研究历史也是这样。我们要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须先了解全体的现象，明了整个的情形，也就是须先具有普遍的历史知识，然后对于各个问题的相互关系，方才有法子了解，否则仍是没有方法研究。

　　我们想要知道历史普通的事实，也是一件难事，中国史书这样的多，不知道从何读起。研究的人，往往因见解不同，取材的标准，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清代以前的人，对于材料的选择，只知道模仿古代。因此形成一种填表式的情形。所以中国虽有许多历史书，仍是非常杂乱，没有系统，阅读的人，仍苦得不到一个概念。于是现在有许多人专门提出研究方法。如果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历史只是在第一步有相当帮助，实际心得的获得，尚须各人的努力如何。我们仅记着历史上零碎片段的事实，最多成为一个书橱。况且我们人总要死的，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也不很对。古人说读书好像串铜钱，片段的知识，即如一个个的散钱，欲想知识弄得有条理，须用绳将所有铜钱串起来。可是绳总有方法向人家求得，而整理知识的方法，就很难求得，每个人用了绝大的精力时间，才有相当的把握。这种把握就是读历史的见解。我们现在不能用中小学的读历史方法来研究的，那时因所读的教科书很单纯，自然不会感到困难，我们现在要读的太多，如果各人不自用一种标准去评量，简直无从读起。不过这种标准尽可因各人不同，甲认为有意义的，乙未必附议，总之我们自己总得有个主意。

　　古人对于这问题，有人主张读几门，有人主张专一门。不过这种见解，他们自己至少对于历史已有相当的程度，假使自己对于历史毫无概念，将如何去研究呢？将怎样去读书呢？如果有人说这个问题别人不能代为解决，须得自己去想法，这实在也对不起所问的人，总应该有一个比较圆满或勉强可以帮助别人的方法，于是有人从历史的应用问题去做标准。但是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古人说是“前车之鉴”，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可是仔细想一想，也不很对，世界上除了极愚笨的人以外，绝没有死板的模仿古人的，因社会的现象时时刻刻在那里改变，世界上绝无二件完全相同的事，也没有重演的历史，所以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也是错误的。

　　有人以为人在社会上做事，好像演员在舞台上做戏。当然，演员与舞台有密切的关系。许多人批评中国旧剧在未做前大打锣鼓，震耳欲聋，太不合理；他们不了解中国戏从前是在乡下做的，地旷人众，不买票，完全是为公众的娱乐，要使别人知道什么地方演戏，自然非敲锣打鼓不可，把这种情形拿到上海舞台上来，自然是不适当了。我们人做事也是这样，历史上汉代韩信用“背水阵”，结果打退了敌人，若照兵法上说，这实在是很大的问题，他告诉别人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因为军队都是乌合之众，并不能真心为己作战。所以只好“驱市人而战之”，把他们置诸死地而后生。可是明朝平倭寇的大将戚继光在他的《练兵纪实》中，不主驱市人而战，行险徼幸；却主苦心操演，后来才成精兵，抵御倭寇，边境粗安。他们二人结果虽都告成功，可是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这原因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根本不同。韩信的时代，人民皆兵，自然可以“驱市人而战之”，戚继光的时候，边兵多为专家，假使不训练人民，叫他们怎样去打仗呢？所以他们研究历史的事迹，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离开了社会，往往会使许多事实毫无意义，并且无解决。

　　我们对于社会的特殊事情，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的了解，常不及将来的人明白，可是一般的社会事情，以当时的人了解得最清楚。况且历史上的现象，都是大同小异的，如中国的教徒为吃饭，西洋的教徒也为吃饭，但他们的人生观绝不相同。我们研究历史的注意点，就是要发现他的小异，如从前没有摩托车、梅毒、天痘，从前的外交家为什么不会用现在的方法，就是因社会的景象完全改变了，我们研究历史就应该注意这方面，所谓“得闲而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要处处留意二个问题的小异，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此篇为作者刊于1935年4月《出版周刊》第102期和1937年4月《新史地》的两篇文章的合编，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