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仅是文学，在现实世界中，梁家庄亦乃当代版的新农村画卷，或者说，过去的梁家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衍变与发展，成了今天的梁家庄一以文学探寻现实世界，徐新民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与审美追求。徐新民将村民间社会的情态细腻地表达了出来，他成功的艺术表达方式与人物心性之运用，皆充分地展现在了自己的创作中。小说的叙述模式与特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情节脉络，也正是我们探寻徐新民创作世界之途径。

　　《嫂娘》有着独特的叙述特性。一是生活语言和民间口头语言的生动表现，描写简洁，像诵读一样充满酝酿和舒缓之节奏。《嫂娘》多处可见鄂东南当地的语言资源与生活精神资源，哪怕简单的词汇如“吃得来”，也能体现地方生活之情态与民间智慧。二是情感表达非常个人化，含而不露。《嫂娘》的叙述者本就是“梁家庄”之一员，其叙述观念与情感几乎代表了农村人的观念与情感。另外，小说中的情节叙述与情感表达，皆运用了含蓄的艺术表达方式。关于虐待喜鹊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对一些新事物的处理方式，徐新民并不把方法讲出来，而是将判断交给读者;如在大学里一对年轻大学生，谈恋爱，相互就是不肯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还如郭黛娅与梁德武，最初他们是同事、合作伙伴、恋爱……明明双方彼此都有好感，都将对方的为人处世理解得很深，但就是彼此不捅破最后的那层“窗户纸”，等等。好故事就是不说透，让读者的理解与想象也参与其中。生活也是说不透，《嫂娘》所写的这些生活，有徐新民自己的理解，又不脱离现实生活之逻辑。徐新民与梁家庄人皆选择了那种不随意评判的态度进行叙述，而是给予小说中人物性格与现实更多可能性的理解。

　　在这种不随意的表达方面，最突出的故事就是关于甄孝贤对待子女的教育传承方面。小说中对其女性人物形象在其身份上的刻画比较突出，而男性形象在情感上的刻画也颇为动人。甄孝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农村传统女性，在青春年少时期与中老年时期皆有不同的刻画描写，从对青春的自信到对后来的犹豫、摇摆等，她喜欢的男性与喜欢她的男性也随之变化。在当时的农村，无论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情感波澜，都只能装在自己心里，最终是要听从上一辈人对自己命运的安排。这样一位女性，在其身上既有不能逾越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不可逾越的是传统的道德伦理纲常，超越的是自己可以不停接受新的思想信息一如此的女性形象，她的情感经历成为她人生最精彩的一笔。这自然是徐新民文本中的多元构想与精细处理，表达了农村人对传统道德理念之恪尽职守，也给人物形象之塑造以更多的延展空间。甄孝贤是女儿也是母亲，她更贴合一位中国传统的女性，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从小聪敏伶俐的她，长大后成为一个好女儿、好母亲、好邻居、好老师……成为社会优秀的一分子。她的一生放弃了很多，牺牲了很多，皆是为了保护人的贤良诚实道德风貌，使其永不变调，永世传承下去。其伟大与平凡集于一个普通人家女儿身上，是一个实在的故事，是一场再平凡不过的人生烟火。从而甄孝贤也就自然成为梁家庄之灵魂。这是徐新民书写的一位融新旧、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乡村女性，人间悲叹的声音在此掷地有声。《嫂娘》所展现的世情，也正是依靠这些人物感情的纠葛与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现实角逐，才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快感。小说将文化反思与思想再造结合，将现实审视与人性真善美追求结合，既悲伤人性之残酷与冷漠，也赞叹人性之美好，作者将之巧妙地统一到了艺术世界的逻辑之中。

　　与同类农村家族题材的小说相比，《嫂娘》采用了一些传统的叙事手法，增强了小说艺术审美之寓意，内容与形式之间之张力亦由此体现。小说中一些描述性的语言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如描写甄方氏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既爱又严。晚上教她“贤良歌”：“一劝贤娘做好饭，做饭要比别人强。煮饭不舀满升米，饭熟莫把口来尝。先盛两碗公婆吃，后盛一碗丈夫郎。大叔小叔都盛好，丢了自己不慌张。丈夫要走亲戚去，浆洗一套好衣裳。丈夫穿到人家去，哪个不夸我贤良。”小说的此段描写，能够再现甄氏家族从老一辈到甄孝贤这位母亲育儿用心之良苦，而且徐新民没有延续传统现实主义家族小说的书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他继承了一些怪诞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徐新民没有通过人物家族(家世)社会生活之兴衰消长，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本质生活，也就是说，徐新民不是为了特意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环境，也不是为了专门思考甄氏家族与梁氏家族兴衰之原因，他也不再重视家族的真实背景与结构方式，不再去探究家族的影响力与生产力，尽力控制作品向社会性弥漫，而是借助生动鲜明、模糊多义之家族隐喻，展示一个特殊的中国乡村之路。如《嫂娘》用乡村人物路遇神秘动物时的紧张心理活动衬托人物个性的描写，有时却成为小说中之现实，这是《嫂娘》在写实主义书写方面的一个异质点。即使这不是整部小说感情的着眼点，徐新民仍在小说可逸出之地方给予更多艺术手法的表现：

　　甄孝贤还不到10岁的时候，她“提着扁箩（注:扁箩乃一种竹编的椭圆形用具)去挖野菜，一条蛇以很快的速度向她爬行过来。这条蛇的头呈三角状，身上是黄褐色，背部有一对黑白斑。当甄孝贤看到这条蛇时，它头部昂起，颈部扩张成了扁平状，同时发出‘嘶嘶’的声音。甄孝贤看到这条蛇那吓人的样子，吓得丢了扁箩就跑。这条蛇爬行得很快，她眼看蛇快追上来的时候，惊不择路地往梯地下跳，这才摆脱了蛇的追咬。她惊魂未定地回到了家，跟母亲说了蛇追赶她的经过。甄方氏把她往身前搂了搂，一边轻拍着她的后背进行抚慰，一边教她：‘如果碰到蛇了，你不要直着跑，要拐弯来回跑。蛇直着跑很快，但它拐弯较慢，这样蛇就追不上你了’”。

　　这些叙述具有中国传统古典志怪小说之神秘色彩。在这些段落中，徐新民基本停留在叙述与描写方面，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情感评价。这些描述，是一种逸出，蛇的出现处理，有一种神秘未知的效果，为人物的心理空间设置了一种独特的“异境”，这些“异境”散发着别样的象征意味；当蛇紧追不舍地追赶上她时，她显现的是一种惊魂失魄之状态，表现出心理上的穷困与偏离正常心理的样子。在这些“异境”中，不仅能够表现出文学的艺术性，也透露出现实生活中人物不得不面对的生命境地一有时就是彷徨、痛苦，甚至绝望;但是，“异境”非但不是绝境，还恰恰与心灵成长有关;对孩子来讲，有点“死而后生”之意味。梁家庄毕竟是处于一种封闭的环境，孩子到荒无人烟的深山去挖野菜，抬头是苍穹，四周是随风飘荡的树草，生命在此瞬间变得渺小，恐惧感不免在孩子甄孝贤的心里渐渐溢出；当人的力量一在蛇袭击着草叶的时候，生命之韧性在逆境中爆发，山野中闪烁着人的坚毅之光。对此，甄孝贤虽然年纪小，但丝毫不觉得愚鲁。小说中对小时候的甄孝贤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对处在“异境”中成长的少年甄孝贤，写得惟妙惟肖，对人物造型的丰富与发展起到了画龙点睛之作用。当然，徐新民的这些描写，不仅仅是为了塑造甄孝贤从小就“精明能干”，而是塑造一个坚韧的、精明硬朗的“嫂娘”形象。这也是《嫂娘》这部小说的沉重感与崇高感。对人类负责，首先是对民族负责。徐新民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塑造“嫂娘”这个人物一让甄孝贤这位“嫂娘”之形象富有现实的深度;让甄孝贤的性格承续中国传统“母亲”美好人性的描绘:崇高的人格、顽强的意志、博大的胸襟。的确，“嫂娘”作为先天的道德范式，在徐新民这部小说中具有神性色彩与启示性的作用。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甄孝贤成为作者的精神寄托与道德指向。“嫂娘”的坚强、隐忍、博爱，让她历经历史的风云变幻依然无恙。但她的这种无怨无悔的爱和奉献以及超乎寻常的宽容忍让，是以人性的自我压抑为前提的。作者在肯定“嫂娘”美好人性之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反思传统文化新的维度。

　　小说中还用了不少笔墨写泰吉电器制造厂负责人郭黛娅与梁德武的婚姻关系，不是简单地为了勾画一桩婚姻故事，而是作者在改革开放时期，面对人们在求新求异求智、求个体生存权宜、求个体精神确认的心境时，寻找精神出口的思考，更是为了探寻离乡人重建精神故乡之态度。《嫂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离乡人该怎样重新去认识和理解故乡？离乡人与故乡的关系是新的融合还是与过去的疏远？这是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一个母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人生世界。《嫂娘》写了梁家庄，也写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到城市去寻找新的天地时的一些思考，如何去认识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中传统文化的精神领地与个人的历史记忆？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去理解每个个体与此的关系？显然，徐新民也提出了此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作为鄂东南人，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中之一员，如何去思考此种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还有一些年轻人离乡又返乡，故乡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是真实的存在，但对于离乡人来说故乡却逐渐“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农村长大的人，在精神上也与记忆中的故乡有所差别。广义上讲，这里的“乡”就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确立“家”和所接受的乡土文化。对于梁家庄来说，梁德武所居住的城市只是一个地理环境，梁家庄才是“城乡二元结构”中最具乡土意味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注重道德信仰、贤良诚实、人文情怀与伦理关系，它还没有沾染上过多浮躁的、焦虑的和冷漠的城市精神病，那里还有他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灵依靠的一片净土。徐新民着力描述的是家族成员的一系列活动与特征，还有对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之描述，对古今中外先贤名著哲语之穿插等多彩世界之营构，在一个实验性的小说文本中融入了许多元素，挑战着读者偏重故事情节的审美习惯。这些超越“家族”甚至超越民族和种族的思想如此密集而平滑地栖息于“嫂娘怀抱”里，让人极度佩服这样一位作家的人文情怀所达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嫂娘》穿越了“家族”而上升到了华夏民族文化融合之境界。

　　当然，《嫂娘》所描写的鄂东南甄家庄和梁家庄已经是记忆中的故乡。人们经历了近百年的沧桑岁月，各种村寨的拆迁与重建，对其最初的记忆也逐渐变得模糊。传统乡土精神在农村已无太多容身之地，故农村之变迁也蕴含在如今新的乡土精神进程之中。唯一还能够与新的乡土精神契合的，就是作为农村的道德伦理、贤良诚实之品格。农村人有很高的道德认同感，他们一直在努力建立道德自信，哪怕村镇越是随着城市化之不断扩张、越来越繁华，村里人有“走出去”之欲念，但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仍要构建越来越高的道德堡垒。尽管秉承着仨瓜俩枣的生活态度并不大气，尽管人性之欲望也难以压抑，农村人仍在人性与道德之冥冥之中奋力前行。徐新民自己也坦言写了真的人真的事，但并非没有虚构，没有思考。《嫂娘》令我们感到具有真实与开阔的审美思考，就是从作品里能够看到传统道德伦理在现实世界的发展与转型中，以及人性光辉背后的杂念与坚守，看到不同价值观相互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它所带给我们的丰富审美世界。对此，徐新民皆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

　　《嫂娘》并非现实生活之理想高地，反而是徐新民构建的一面现实的镜子，这面镜子投射出的反思与温暖一样多。小说中无论是道德堡垒的建构还是传统文化之重生，最终皆被自身解构了，表明作者在创作中不以绝对理想之立场去思考与建构现实世界。文学能反映多少现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怎样去反映现实。徐新民的《嫂娘》与中国的广阔世界之关联有多深广，全在于他去如何写。在徐新民所发表的各种文章中，可以发现他对此问题的思考是成熟的、深刻的。

　　是为序。

　　荆竹

　　2021年10月12日匆草于风声楼

　　荆竹，研究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曾任宁夏文学艺术院院长，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