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嫂娘”是中国传统家庭故事的重要人物类型，围绕着甄孝贤所出场的一些人物，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太懂得人际伦理中如何变通、乐意吃亏的性格特征。在这些故事里，贤良实在、厚道诚实之人往往会最终获得幸福，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太过于实在厚道而显得木讷，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嫂娘》既继承了传统厚道、实在、贤良人的造型内涵，又重新思考了其复杂因素，结合地方人文精神与现实生活之变迁，探索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城市生活多方面的问题。在作品中，“贤良”“诚实”“厚道”“实在”，不单单是个体性格特征，更多表现为一种文化性伦理品格，即以执着之方式坚守着传统伦理文化。相比后来发生的一些土地、村社之命名变更，“嫂娘”带有强烈的精神倾向与明确的道德伦理寓意。结合作品内容看，它至少具有这样几方面的内涵特征。

　　首先，生活在甄家庄的甄氏家族祖辈，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准则。嫂娘深知“自古礼字当先”，此种“礼”的表现为弘扬道义，有清晰的是非观念和道德伦理要求，言行举止皆需要考虑“礼”的规范。故，她非常看重甄氏家族之声誉，更愿意去维护甄氏家族的伦理文化，传承和保护甄氏家族的道德信仰。甄孝贤虽然出身贫寒，但非常注重礼仪与人情来往。她常说:“人向有钱的，狗咬挎篮的，穷人再穷也要面子。”她看重人的诚实厚道、贤良实在。人若无此种品质与信仰，就不会有道德自信。亦因此，甄孝贤对女孩子的教育比对男孩子更上心，她知道一个女孩子的言行若不妥，比男孩子的影响更大。可以说，传统大家族中的家教家规，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力也很大。正是基于此一点，贤良厚道，才成为“嫂娘”即甄孝贤家族的道德伦理准则与立世之本。反过来，贤良厚道的品格也给予了“嫂娘”之自尊与自信，使她能够自觉坚守此种道德文化信仰。

　　其次，“贤良厚道”包含着诚实守信、宽以待人之基本精神品格，它特别体现在人际伦理方面。在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邻里之间互相了解之程度很深，彼此热情熟悉又相互尊重，不轻易闹别扭，有时甚至如自家人一般相待。作品展示的多是对周围环境和家庭生活琐事絮絮叨叨的叙述，以此吸引着人们不停地阅读下去。虽然明白文字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之琐记，但所有的韵味、哲理、情趣、意境、生活态度，全蕴藏在这些事象细节之中，的确有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感，其意义不凡。而徐新民对嫂娘和梁家庄的生存叙述，也正是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它几乎没有悲剧性的叙事力量，也没有哲学性的深刻。但是，读者无不被他的文字深深地吸引、感动，并深刻地认同，这是徐新民式的一种波澜不惊的日常叙述的力量。它是在最接近日常生活的审美视阈中观照道德伦理，所以更能让普通的读者把持、玩味、理解、接受，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猛然惊醒，顿然思考道德伦理与我们的关系。甄氏家族与梁氏家族，也代表着现代社会中已经严重退化的传统人文精神与道德信仰。这显然也是《嫂娘》的深层文化寓意。当然，在外来者、新时代与新的文化语境中，梁家庄人特别是甄氏家族与梁氏家族所坚守的道德伦理文化也并非没有受到冲击。事实上，作品充分展示了其依旧传统样貌下的许多品质变异，其中既有虚伪与背叛的一面，也有懦弱与走向边缘的一面。而这些改变，对梁家庄原有的伦理光环形成了一定的解构，却也形成了《嫂娘》在思想上的复杂、丰富与内在张力。甄氏家族与梁氏家族既有对传统品格坚守之一面，又有展示人性幽暗与复杂之一面，对传统文化构成了坚守与批判的双重态度。他们的处事做人原则就是，既遵循祖辈一贯的道德伦理规范，也响应时代变迁中新的伦理要求，一些年轻人的行为与梁家庄的道德传统内涵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是对梁家庄人自建的道德堡垒的无情解构。同样，一些新时代带来的道德“较量”，也让读者惊叹梁家庄人竟有如此的心理变化。学生用弹弓打死一只喜鹊的事件，表面上看不是梁家庄人的行为，实际上却是新一辈人外壳遮掩了精明、残忍且虚浮的那一面人性。此外，作品也展示了梁家庄人懦弱与无奈之一面。人性充满着弱点，贤良诚实之人也并非完美，《嫂娘》对人物和生活的多层展示，非常符合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性格。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就像中国无处不在的贤良诚实人一样，在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于现实艰难中左顾右盼，翼翼前行。因此，徐新民营构的梁家庄，本就是要维持一种新旧道德伦理的生态平衡。“新”与“旧”的道德伦理生态平衡，意味着不刻意塑造道德的绝对理想化，并在最普通的生活与人物身上去观察和考验传统道德。徐新民拿着具有人文关怀的放大镜，去寻找人际伦理世界中有意义的细节，不仅贴近生活，而且能够透过生活思考繁杂之人性与文化的关系。在作品中，梁家庄特别是甄氏家族与梁氏家族道德内涵展示的丰富与繁杂，来源于徐新民处在新时代语境中对传统道德伦理精神之审视。作者审视到，乡村的道德堡垒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这座“堡垒”也有许多裂缝，正在经受着社会、时代、文化、人性的多重影响和考验。但甄氏家族与梁氏家族坚守的道德伦理精神依然成立，因为其根基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文化;只是在传统向现代之转化过程中，贤良诚实的道德内涵不得不产生变异。在新时代条件下，徐新民在创作中也在为梁家庄人寻找位置:“我认为一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论能力大小，只要尽其所能，给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哪怕你留下的只是一星半点，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这个世界。”(《嫂娘》跋)为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徐新民游历了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王羲之、陶渊明、吴承恩、唐伯虎、岳飞、闻一多、鲁迅、茅盾、季羡林等等诸多名人故里或故居，在探寻这些先贤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生历程中，他得到了许多启示。可见，徐新民在写作中，不仅在给自己寻找位置，也是在给作品中的人物寻找位置，也是在给他所要书写的乡村、城市寻找位置。显然，作者是欲将现代社会的道德行动与个体自我驱动的想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说的情节所衍变的由一个家族的主人变成一个社会的关注者并不断有人参与其中，说明了道德伦理对社会的促进发展离不开大众“加入”之特点，此一点也吻合读者的审美阅读行为与大众之审美趋同;对小说的阅读不仅仅是受到人物的吸引，同时也期望看到人物的社会关联与扩散;对喧嚣氛围之把握，说明当代小说家很难逃避大众文化这一当代性之限定。这一当代性特征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无形却包罗万象之容器，具有蒸腾与消弭一切之特性。徐新民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不要陷落于此种大众文化狂欢化之氛围中。那么，他又是怎样考虑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也是《嫂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保持一种不易消逝的品格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徐新民试图探索人物对自然的关注与修复、完善心灵之关系，并借生命个体对自然之感悟来表达个体自我意识之状态;另一方面，对回到社会人群的指向也是有所保留的，这两个方面的探索展现了徐新民很好的叙事能力。《嫂娘》是一部用文字营构的世界，要见得到天，也要见得到地。关于甄家庄，在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甄家庄依山傍水，两边的群山连绵不断。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绿树成荫。桃花粉，梨花白，一些叫不上名的野花争奇斗艳，芬芳扑鼻，南山的阳坡上开满了映山红。站在高处往下看，地里的冬小麦、蚕豆、豌豆和油菜，在春风的吹拂与和煦的阳光下，映现出青翠的绿色。甄家庄坐落在溪边，坐北朝南。两边重峦叠嶂，崇山峻岭中流出的泉水，日夜不停地向下流淌，形成了一个比较宽阔的山溪。溪水虽然较深，但清澈见底。有的地方不时地从溪边鹅卵石缝里冒出一串串珍珠似的泉泡。泉泡从水底扶摇上升到水面上后慢慢地消失，很像济南的珍珠泉……”

　　这样的山村景色，明亮，质朴，却似乎透出一种开阔悠长之光芒，可以照彻甄家庄之往昔、今生与来世。自然界的景致一山川、溪水、路边的植物、花卉以及无以名状之事物，作为审美属性回归人物需要的时候，同时具有某种“治疗”之功能。只有在人物的行动与信念之实践中，所带来的审美属性之回归才能谈得上有关力量的输送，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审慎之探索的开端。徐新民所描述的对象，不仅有地理空间的位置，社会关系之中的位置，应该还有时间的位置。在作品中，地理空间的表现之外，甚至还能找得到阴阳。这就是徐新民于现世的立场给予甄家庄之定位，将甄家庄立于鄂东南心脏的位置。在各种考验与变革之中，贤良诚实依然是甄家庄人道德伦理遵循中最核心之一环，残酷的现实与繁杂的人性也不能彻底摧毁甄家庄的道德品格，反而丰富了其内涵，具有更广更宽泛的时空意义。

　　道德伦理与人性之繁杂，或者说是怪圈，不仅是甄家庄人之疑惑，也是徐新民创作中一直关注的方面。徐新民延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人物视角和对时代特征之观照，延续了自身创作之特点，在《嫂娘》中提出新的问题，即贤良诚实之品格精神与现代生活之间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人际伦理敏感、淡漠，人的精神焦虑、浮躁，城乡矛盾问题突出之背景下，徐新民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重新发掘与思考贤良诚实的道德伦理现状。显然，《嫂娘》要打捞的正是历史与时代变迁中，代表现代人品格的那些沉海珍珠，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文视角观察甄家庄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洞察那深埋已久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