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董启祥与小杰

　　入监队在一个大院的西北角，是一座孤零零的橘黄色楼房。我们一行人跟在马队长的身后，战战兢兢地进了楼底的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里站着一个相貌凶恶的黑大个儿，马队长冲黑大个打了一个响指：“董启祥，看好了，这都是你的人了。”

　　那个叫董启祥的黑大个咧了咧香肠般厚实的嘴唇，上来一个一个把我们按在靠墙的位置蹲好，然后问：“你们都是‘二看’的？”

　　大家都没敢说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马队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点着我们说：“来吧，一个一个的说。”

　　董启祥掏出烟给马队长点上：“马队，你忙你的去吧，这儿有我呢。”

　　马队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忙晕了……那好，我还得去‘一看’领人呢，登记完了就带他们走。”

　　接下来我明白了，这个黑大个也是个犯人，是入监队的“大值星”（犯人头）。

　　登记很简单，无非就是问了问姓名、案由、刑期什么的，很快。

　　跟着董启祥上楼的时候，一个拎着水桶下楼的人一把拉住了我：“蝴蝶？”

　　这个人个头很高，长得也很壮实，我站住了，面熟，但不认识，我尴尬地笑了笑：“是我，你是？”

　　那个人好象很吃惊，把眼睛瞪得像铃铛：“真的是你？你不是在看守所干劳动号的吗？”

　　董启祥也站住了：“谁叫蝴蝶？”

　　我回答：“祥哥，我。”

　　那个人抢话说：“大祥，这就是河东的蝴蝶呀，把小广‘干挺’了的那位。”

　　董启祥乜了我一眼：“好嘛，我这里还来了个猛将。小杰，你忙你的，呆会儿到我屋里来一下。”

　　小杰一把拉过了我的手：“你应该认识我的呀！小杰，南山的，你忘了？咱俩不是还一起砸过吴胖子的吗？”

　　我记不起来了，我的脑子像被洗过一样，以往的生活大段大段地从我的记忆里剥落了，我含混地点了点头。

　　小杰以为我想起来了，显得很兴奋，大声嚷嚷道：“回去等我，一会儿我上来给兄弟接风！”

　　这间屋子像一间普通的教室，不同的是，教室后面有一排大铺，铺上整齐地码放着一些豆腐块一样的被子。

　　董启祥让我们列成一排在黑板前站好了，拍两下巴掌说：“同犯们，我们中队又来新人了，大家鼓掌！”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心里直想笑，这也欢迎啊？还新人呢，整得跟参军似的。

　　“哥们儿，听说过我吗？”吃饭的时候，董启祥大大咧咧地问我。

　　“祥哥，”我不想骗他，我真的没听说过他，“祥哥，请原谅……”

　　“哈哈，这兄弟实在，”董启祥似乎感觉很没趣，用筷子在眼前晃悠了两下，“看来我不如你。”

　　我知道，在这里我不能随便说话，弄不好哪句话说不好，容易惹麻烦，我笑道：“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还小，刚开始在社会上混，再说我也就是在我们那片儿瞎晃，你们这些大哥级的我还没捞着机会接触呢。”这话可能说到点子上了，董启祥“噗嗤”笑了：“那倒也是，我玩的时候，你还在和尿泥玩儿呢。”这话虽然说得不中听，我还是附和地点点头，随口问道：“祥哥以前在哪里打天下？”

　　董启祥把饭碗放下，很仔细地把筷子横在碗沿上，眼睛里放出自豪的光芒：“说来话长啊，我从十五岁就在街面上混，‘港上’哪个不知道我龙祥的大号？当年，我孤身一人扛着一把铡刀，追杀韩斜眼他们，他们哪是个儿？十五六条汉子让我撵得像兔子，从南山市场一路杀到海滨公园，光在路上就躺下了七八个！那时候法律松啊，才拘留了我七天。后来我出去了，那帮小子全成了我的手下，大我十几岁的都管我叫大哥，嘿嘿，少年才俊啊咱这是。十六岁那年，我跟一个哥们儿去抢了一个赌场，一个赌棍想跟我毛愣，让我一刀从窗户砍出去了，他直接残废了，我呢？判了两年少管，出来的时候正摊上严打，还没等折腾呢，这不？又进来了，敲诈勒索——八年！嘿嘿，这次我是完蛋了，出去就老了，啥也干不动了……”

　　“祥哥，你猛，”我肃然起敬，饭也不吃了，“出去以后我跟着你玩儿，咱们重新打天下。”

　　“玩个屁？我是不敢了，劳改这碗饭不好吃。”董启祥叹口气，重新拿起了饭碗。

　　“这倒也是……”我的头皮一麻，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正沉默着，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一个袖子上戴蓝箍的中年人闯了进来：“快！小杰在水房跟人打起来了。”

　　董启祥一把拉起了我：“别吃饭了，跟我走。”

　　全屋的人都站起来了，有几个人很兴奋：“祥哥，这还了得？需不需要人手？”

　　董启祥猛地将饭碗砸向了那个喊得最响的人：“都给我坐好了！”

　　水房在操场的南面，我们俩跑了几步就到了。门口已经站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圈子里不时传来阵阵叫骂声。董启祥做了一个深呼吸，大步冲了进去。我跟在后面想了想，我不能就这么冲进去，万一打起来怎么办？我出手还是不出手呢？出手？搞不好要犯法，不出手？那么我跟着来干什么？那时候，容不得我多想，一边犹豫着还是扒拉开人群闯了进去。小杰的衣服破了，结实的胸脯在阳光下闪着黑黝黝的光，他用脚踩着一个黑瘦的人，一手别着一个胖子，一手指着对面一个手持铁棍的人：“耗子，别乱来！”那个叫耗子的人划着步，像一位进入状态了的斗牛士，嗷嗷叫着将棍子舞得水泄不通，可就是不敢上前。小杰手上别着的那个跟他同样结实的人，好象不能动弹了，反着身子喊得撕心裂肺：“大哥，快撒手！我的胳膊断了！”董启祥上去给了那个人一个“掏腹”，那个人立马佝偻下了，软得像滩鼻涕。

　　董启祥抬起头，冲“斗牛士”咋呼了一声：“耗子，把凶器放下。”

　　耗子一愣：“祥哥，我没行凶……”

　　“快放下棍子！”董启祥转身冲看热闹的叫道，“大伙儿都看见了吧？他想重新犯罪！”

　　“祥哥，别跟他废话，拿下！”看热闹的一齐起哄，耗子傻了，把棍子一扔想跑。

　　“别走，跟我去队部！”我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儿，耗子就倒在了地上，腾起的尘土淹没了他。

　　一阵哀鸣过后，我看见董启祥站在袅袅上升的尘土里，面带微笑，像打完了蒋门神的武松。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这些声音里透着一股意犹未尽的欢娱，和激战过后的无聊。

　　小杰笑着招呼我：“蝴蝶，过来搭把手，押着我脚下的这个小子，咱们报告政府去。”

　　人群“嗷”地一声散开了，董启祥对喊我们来的那个中年人说：“老油子，你别走，跟我一起去作个证。”

　　老油子把胸脯挺得像个吃饱了的猴子，从我手上抢走瘦子，趾高气扬地在前面开道。

　　马队长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对老油子说：“欺压新收犯，这是不允许的，把耗子送到医务室去，完事儿以后让他去严管队。董启祥我可告诉你，以后不许出手那么重，你还以为这是在外面啊。”

　　小杰插话说：“马队，这事儿是我引起来的，不关董启祥的事。”

　　马队长瞪了小杰一眼：“这就对了，你去小号呆两天。”

　　“啊？凭什么？”小杰的脸有些发黄，嘴巴张得像是能塞进一个煤球去。

　　“别叨叨，闹事儿的都得受惩罚，这叫整顿狱内秩序，收拾收拾走吧。”

　　“我走了，队上的水谁拉？”小杰冤枉得想哭。

　　“杨远，你过来，”马队长指着我对小杰说，“他拉，人家杨远干这活儿比你资格老。”

　　小杰无奈地扫了我一眼：“兄弟你行啊，直接抢我的饭碗。”

　　董启祥笑得一脸坏水：“割肉割了骨头这叫……马队，就这样？”

　　马队长一个一个的往外推我们：“都走都走，看见你们我就来气，回去老实呆着，不老实马上让你们下队。”

　　回去的路上，董启祥忿忿地说：“下队还好了呢，谁愿意呆在入监队？捂得长毛了都。”

　　我问董启祥：“下队有什么好处？”

　　董启祥说：“纪律松，混好了减刑快……唉，我是不行了，马队看好我了，留在入监队了。”

　　“下队快吗？”给小杰收拾铺盖的时候，我小声问小杰。

　　“快，在这里‘培训’十几天吧。蝴蝶，等我，咱们应该是一批的。”

　　“没问题，”我把铺盖递给他，用力点了一下头，“下队以后见。”

　　看着小杰被两个值班的犯人架着往楼下走，我莫名地有些难过，突然想到了自己飘忽不定的未来。

　　董启祥站在走廊头上的一抹阳光里，大声唱歌：“告别了昨夜的黑暗彷徨，迎着那朝霞纵情歌唱……”

　　我记得，那一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是在一天过的，这天我们下队了。刚吃过了早饭，马队长来了，他的身后跟着灰头土脸的小杰。马队长让大家收拾好铺盖，在走廊上排好了队伍，把小杰推到队伍里，拍几下巴掌说：“大家都听好了，今天是你们下队的日子，你们这批人全部被分配到了前厂的三大队，那是一个机械加工车间，属于整个劳改支队最好的大队，你们去了以后，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立功受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我的心里轻松极了，终于可以下到队里了，那我就有时间申诉了。

　　前几天，董启祥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胡四，也是河东区的，脑瓜子好用得很，比你大不了几岁，人也很仗义，尤其难得的是，这伙计因为在看守所跟人打架，被加了十几年刑，很冤枉，正研究法律，准备申诉呢，你去了以后跟他联系联系，就说是我让你找他的，兴许他可以帮你出些好点子……”

　　这个胡四不是也在三大队的吗？好，就找他了！那一刻，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听董启祥的意思，这位胡四很会抓理，像我这样的案子，他肯定能帮我找出不少破绽来。我在脑子里想象出这样一幅图画：精瘦沉稳的胡四叼着烟卷站在我旁边，我趴在一张桌子上沙沙地写着申诉材料，远处是一行自由飞翔的小鸟。

　　“杨远，”马队长讲完话，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下队以后好好干，希望能早一天在社会上见到你。”

　　“放心吧马队，这个日子不会很远的。”那时候，我心高气盛，我相信自己会很快出狱的。

　　“注意，去了以后多给你爹写写信，老人家不容易。”

　　“我爹来过？”听他的口气，我突然意识到，我爹有可能来过。

　　“来过，我让他进来接见接见你，可他不，在警卫室门口蹲了一个下午……”

　　“别说了，”我退后两步，闪开了他搭在我肩膀上的手，“下了队我就给他写信。”

　　等候上车的时候，下雨了，风吹动雨线，乱蓬蓬的像雾。

　　董启祥的脸阴得像鞋底，看不出表情，他木桩般站在那里向我招手。

　　我们这批人被分配到了三大队的三中队，这是个管后勤的中队，有打扫铁屑的，有维修车床的，有保管仓库的。

　　我被安排在了保养组，就是负责擦床子和定期给床子换机油什么的。

　　中队长姓孙，是个矮墩墩的中年胖子，看上去很憨厚。他给我们训了一通话以后，就把我们带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直接开始干活。

　　我的适用能力很强，三天后，我就融入了这个新的“家庭”，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我盘算好了，等我爹给我捎点东西来，就去找胡四联络一下感情。

　　我师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好象总是睡不醒，擦两下床子就打一个哈欠。这天，他又在哈欠连天，我便让他歇着，我自己擦。他睁着灰蒙蒙的眼睛四下看了看，然后用满是油污是手摸了一把脸就走了。吃饭的时候，我出门叫他，他正在门口仰着脸晒太阳，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好象在做着一个有声有色的梦，脸笑得像在水缸里丢了一块石子，一圈一圈地往外荡，口水老长，都搭拉到了地面上。我没忍心叫他，把打好了的饭菜搁在他的腿边，用报纸给他盖好了，就蹲在他旁边吃自己的饭。

　　前面的院子很大，中间是一个栽满花草的花坛，花坛中间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松树。

　　三三两两的犯人坐在花坛沿上低声说话，不时有一两声调笑传过来，显得很无聊。

　　我爹知道我到这里来了吗？一种悲怆的感觉涌上心头，我仰天叹了一口气。这口气可能是叹得声音大了点儿，花坛边私语的人停止了说话，一齐向我这边看过来。我发现，一个人很慌张地扭过头去。这个人神秘兮兮的干什么呢？我纳闷，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那个人想走，迟迟疑疑地往旁边挪动了两下脚步，我看清楚了，他是宋文波。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想躲我，不就是因为他交代了我俩偷啤酒的事儿吗？这有什么？那种时候，谁也会这样办的。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宋文波尴尬地瞄了我一眼，嘿嘿笑了两声。我说，咱们又见面啦。他见我没有发火或者当场质问他，红着脸拉我坐下，问我这些年过得咋样，为什么进来的？我简单跟他说了一下，他平静下来，笑着说：“哈，咱们到底还是折腾进来了。当年我是咋说的？我说嘛，就咱们这种玩法，早晚得进监狱……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你怎么会为这点小屁事儿进来呢？你冤枉，我就更不用提了，我才偷了废品站几个废电机就判了我三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可也是，谁叫咱的手脚不干净呢？”

　　我揶揄道：“就为这个呀？当初你还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以为咱俩偷啤酒的事儿发了呢。”

　　宋文波的脸又红了：“我不该连累你……交代余罪的时候我没能顶住。”

　　我说：“无所谓，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别怕人家追究……哎，你怎么真的当起小偷来了？”

　　宋文波舔舔嘴唇，表情显得很尴尬：“唉，一时糊涂呗……你还记得刘富贵吗？哦，记得，那就好。这不是刘富贵他娘脑溢血瘫痪了吗？人家他姐姐出嫁不管了，刘富贵没办法就在家照顾他娘。你想想，这几年生产队把地都分给个人了，吃不成大锅饭了，没时间种地，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那天他来找我，我俩喝了点儿酒，这不就犯罪了……他跑了，我判了，可怜他娘啊，唉，他娘可真不容易，一直病拉恹恹的……杨远，还记得刘富贵用自行车带着他娘，把你弟弟撞了的事儿吗？”

　　怎么不记得？那年的一天，我吃了晚饭领我弟弟在街上玩儿，前面有个卖糖葫芦的，我就让我弟弟在路边等我，我去给他买糖葫芦。回来的时候，我弟弟躺在地上抹眼泪，一个人在呵斥我弟弟：“小傻瓜，你是个聋子？我打铃铛你没听见吗？”我推了他一把，我说：“你咋呼什么？”他说：“伙计你不知道，我带着我娘去医院看病，这个小傻瓜在前面走，我刹不住车了，就打铃铛，他也不闪……”看着我弟弟满身的尘土，没等他说完，我上去就把他放倒了：“打铃铛算个屁！难道他不闪开你还要把他撞死不成？”他还要犟嘴，几个看热闹的人说：“你把人家小孩撞到了，人家还没找你的事，你反倒叨叨什么？”我弟弟的腿被他的自行车轮胎蹭去了好大的一块皮，我心疼极了，抱起他就往医院跑。上好了药，我让弟弟下来走走看，我弟弟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哥哥，咱们回家。”

　　我让他在这里等我，扯身就走，我要去狠狠地揍那个人一顿！在门口，我碰上了撞我弟弟的那个人，他的身上背着他娘，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刚才撞了我弟弟的同时，他娘也从车子上摔下来了……说着说着他就哭了：“我娘本来就有病，我是来医院给我娘看病的……你就别打我了。”我帮他把他娘安顿下，抱着我弟弟就走了。

　　我爹听说了这事儿，把我叫到身边唠叨了半宿，他说，凡事你得讲究个道理，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这是不对的，男子汉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再说，人家也是个孝子。最后，他说到了林冲：“林冲厉害吧？可他为什么吃了大亏？好端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他不做，倒跑去梁山做了强盗，最后落了个什么下场？如果当时他忍着……”我说：“林冲的故事我知道，高衙内欺负到他家门上了，他就应该报仇。”

　　我爹想了想，笑了：“这个比喻不恰当？那我给你说说武松的故事，武松为什么也当了强盗？他哥哥……”

　　我打断他：“你还是别给我讲故事了，我啥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只有一个弟弟。”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我爹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第二天我去了医院，把给我爹攒的买眼镜的钱给了那个人。

　　再后来，我经常跟宋文波一起去医院看望他娘。

　　那个人后来跟我和宋文波成了要好的朋友，他就是刘富贵。

　　“文波，你一直在一中队吗？”

　　“是呀，三个多月了。”

　　“你们中队是不是有个叫胡四的人？”

　　“有啊，那人挺‘鬼’的，你认识他？”

　　“不认识，想认识一下……”

　　我俩在这里说着话，门口就有人吆喝了一声：“哪个鸡巴操的叫杨远？”

　　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我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