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纯属无事生非

　　当八路军炮兵杨云溪在敌后战场与日军激战的时候，74军炮兵尹同道冒雨开往江西上高前线。

　　在那里，一场名叫上高会战的战役，即将打响。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取得完胜的战役。

　　我们打开一张江西省地图，来了解一下上高和上高会战。

　　上高是位于赣北的一座小县城，至今人口仅有36万，而在1941年的会战爆发时仅有12万人。上高地处湘赣交通要道，而在1941年，江西的日军要进入湖南，必须经过上高，日军又将占领薛岳将军占据的长沙作为中国正面战场第一要务。上高地理位置异常重要，而1941年时，19集团军的司令部就驻扎在上高。

　　无论对于日军还是中国军队来说，这个赣北小县都异常重要，日军挖空心思要占领，中国军队全力以赴要坚守。

　　上高一失，江西日军长驱直入进攻长沙，长沙危矣。

　　当时，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防区为湖南全省、江西大半部、湖北南部。薛岳，人称“老虎仔”，他的资格非常老，曾经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营长。

　　罗卓英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和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薛岳一样，都出生在粤北，不同的是，他是梅州人，薛岳是韶关人。他又和薛岳一样，都毕业于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保定军校，不同的是，他毕业于8期炮科，薛岳毕业于6期步科。

　　19集团军下辖49军、70军、74军和第2挺进纵队，挺进纵队相当于游击队。74军是19集团军的主力。上高会战打响的时候，陆续参战的还有72军和江西保安纵队。江西保安纵队，是江西省政府下属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大约相当于警察部队。然而，在上高会战中，这支“警察部队”照样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上高会战是因为百团大战引起的。所以说，全国形势一盘棋。

　　百团大战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打疼了华北日军。华北日军要开展扫荡，剿灭八路军，但是感觉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日本大本营申请增派军队。大本营就决定将驻扎在南昌西北安义的33师团调往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现在，安义属于南昌下属的一个县。

　　33师团隶属于抗战八年中，在中国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第11军，当时第11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对大本营将33师团调往华北敌后战场极为不满，又加之耳闻大本营还要将他调离，所以，既不满又郁闷。事实上，在33师团还没有去往华北，他就先一步被调离了。

　　当时的华北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经过了百团大战的日军，惊恐不安，日军大本营将认为最能干的冈村宁次调往华北，专门对付八路军。

　　33师团还没有调走，而20混成旅团却提前从上海调来南昌了。20混成旅团有8000人，是日军最负盛名的第5师团改编的。抗日战争开始后，第5师团几乎参加了中国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并于1939年配合日本海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准备从南部进攻中国，没想到被中国的机械化第五军和凶蛮的桂军阻挡在昆仑关一线，第5师团遭到重创，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师团长中村明人被解职，8000名残兵败将被用军舰运往上海，接受心理治疗和心灵鸡汤。第5师团在广岛重新征兵，开赴了印度支那，后又开往太平洋战场。

　　8000名在昆仑关战役中饱受摧残的第5师团余孽，在上高战役开始前，来到了江西，接替33师团布防。

　　而一直驻扎在南昌重镇的，则是日军的34师团。

　　现在，在赣北的，中国军队是第19集团军：49军、70军、74军、第二挺进纵队，九个半师，共约84000人；日军是11军下辖的33师团、34师团、20混成旅团，两个半师团，共计65000人。

　　日军师团有一个惯例，每逢师团调动的时候，一定要在调动前惹是生非，破坏一番，然后再走。所以，1941年2月，33师团接到了开往华北的调令后，并没有急着收拾行李，而是等待时机，想与19集团军打一架。

　　驻扎在南昌郊外的33师团想打架，而驻扎在南昌城里的34师团也想打架。

　　33师团和34师团都是1939年2月在日本本土成立的，又同时于3月份到达中国，被编入第11军。33师团打的第一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被打疼了；34师团参加的第一仗是南昌会战，打赢了，所以还不知道疼。

　　33师团还没有开拔，20混成旅团已经报到了，34师团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赣北的日军兵力从来没有这么充足过，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向赣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一定稳操胜券。现在，日军65000人，中国正面战场上的军队至少需要20万左右，才可以与日军打个平手，而现在，近在咫尺的19集团军仅有84000人，所以34师团认为日军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19集团军的番号从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抹去。

　　34师团驻扎在南昌，19集团军驻扎在上高，两地相距120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平坦大道，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仅用两小时就能开到弹丸小城的上高城下。

　　34师团的请战报告来到了第11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汉口，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飞到南昌考察34师团。田中新一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他此后率领着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在缅北与中国驻印军作战，被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打得补充了15次之多。而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关防大印，也被新一军缴获，他从地道里才逃出了一条性命。

　　田中新一来到南昌后，看到34师团信心爆棚，摩拳擦掌，将士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的办公室，田中新一也极受感染，马上发报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断言日军必获全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日军第n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田中新一的电文，也深受鼓舞，他也认为这是一场轻易就能获取胜利的战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也信了！于是，在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已经拟好了向大本营和国内报捷的新闻通稿，俟前线将士凯旋一归来，就举国欢庆。

　　可惜，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低估了江西民众的抗战热情。

　　上高会战完全就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战争。自作孽，不可活，日军要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自己再跳下去，那谁也救不了。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日本人喜欢在名字里带个勇字，这个木下勇是这样，后来的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是这样。木下勇在战后曾经写过一篇《鄱阳作战》的文章，这场战役，中国叫上高会战，日本叫鄱阳作战。

　　木下勇这样写道：

　　按照在中国战场上作战的惯例，在33师团临走之前要进行一次给敌一击的作战……第34师团考虑的并不是一击，而是歼灭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

　　上高战役开始前，日军应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诈术。

　　木下勇在《鄱阳作战》中写道：

　　33师团接到调令的时间为1941年2月14日。

　　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写道：

　　2月间，敌利用伪组织，两次放出将进攻鹰潭、临川之消息，3月初间，又在翰江东岸方面，施行诸种欺骗手段……并征用民夫四千多人修补道路，空军与战车亦极活跃，似有向临川、鹰潭进犯模样，实则吸引我注意力于赣江东岸，施行其声东击西之惯技也。

　　老兵曹立刚是19集团军司令部谍报队的一名队员。谍报队员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1940年冬季和1941年春季，日军一直在叫嚣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当时鹰潭在中国军队手中。谍报队就派出曹立刚和一名谍报队员，埋伏在南昌附近，他们看到，开出南昌的火车上，窗口都有日军人头在晃动，而开进南昌的火车窗口，看不到日军人影。

　　这一现象让曹立刚感到蹊跷，日军要向哪里增兵，要在哪里作战，这是军事机密，怎么会轻易就让人识破呢？到了夜晚，曹立刚和那名队员藏身在铁路边的草丛中，看到火车开来了，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诡计。开往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充分说明，日军是在向南昌增兵，车厢里拉的是士兵和大炮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

　　除了谍报队员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外，日军也意外暴露了自己的阴谋。

　　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写道，司令部从缴获日军的文件中，看到了不断出现“鄱阳作战”的字样，而且频繁出现“丰城、清江、新余、上高”等地名，而更为直接的是，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第3飞行团司令远藤三郎写给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信件，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是这样写的：“上高占领，就在目前，希望速收赫赫之战功。”

　　当时，司令部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日军想要进攻上高了。上高是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

　　这个远藤三郎脑子不但进水了，而且进豆浆了。

　　当时的赣北形势是，敌强我弱，19集团军与33师团和34师团长期鏖战，而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第20混成旅团，而第20混成旅团的前身第5师团曾经横扫华北战场，击败了阎锡山几十万晋绥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师团。所以，日军上下都想当然地认为，19集团军被歼灭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按照常规想法，在这种没有胜算的情势下，19集团军应该退避，不要与日军接战。但是，19集团军司令部决定，采用磁铁战术，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变成一块磁铁，将日军吸引在上高附近，然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包抄，将日军一举歼灭。

　　上高会战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给罗卓英发来电报：“上高失守，师长以上，提头来见。”而在上高会战开始前夕，罗卓英也在司令部大喊：“我意已决，在上高与敌决一死战，谁若反对，提头来见。”

　　罗卓英是知识分子出身，考取保定军校前，在粤北的一所中学任校长。在保定军校和陈诚是同学，关系密切。

　　上高会战前，双方都在释放烟幕弹。

　　日本在对中国军队用计，号称进攻鹰潭；中国军队也对日军用计，号称进攻南昌。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的计策，而日军没有识破中国军队的计策。日军向鹰潭方向运动了四天后，就折返而回；中国军队只派出小部队大张旗鼓进攻南昌，而大部队秘密部署在日军进攻上高的必经之路上。

　　1941年3月，正逢江南梅雨天气，连阴天，连绵雨，将赣北泡成了一块充盈的海绵。阡陌小道和泥巴路面不适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走，不适合穿着皮鞋的日军行走，却适合扛着步枪的中国军人行走，适合穿着草鞋的双脚行走。所以，当笨重的日军坦克、大炮在上高外围集结完毕时，中国军队已经严阵以待。

　　日军兵分三路：北路33师团，中路34师团，南路20混成旅团。

　　战争一开始，日军骄横轻敌、缺乏统一指挥的毛病就暴露了出来。

　　3月15日，当33师团和20混成旅团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发起进攻时，34师团在南昌按兵不动，谁也不知道战争打响的这一天，34师团在南昌干什么。一直到3月16日，中路的34师团才开始了进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高会战时，日军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这次战役的指挥部，这才是最要命的。日军两个半师团与中国九个半师交战，却没有统一指挥，两个半师团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这是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木下勇的《鄱阳作战》中记述：

　　军司令部事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指导和调整的记录，始终没有找到。而且，这是三个兵团并力作战，第11军也没有为此作战特别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态势的汉口军司令部指导进行的。这样做究竟是守旧思想支配呢，还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从会战开始，各司令部的意见就不统一，这里包藏了极危险的问题。

　　对于上高会战部署的记录找不到，对于上高会战没有设立专门的指挥部，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咄咄怪事。

　　然而，木下勇有一点没有写到，上高会战的时期，正是11军司令官权力交接的时期。前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往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此后开始了对敌后根据地的野蛮的“三光政策”，后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刚刚从第七师团师团长任上调来。就在这个空白期，上高会战爆发了。

　　园部和一郎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是日本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是他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运气，他一上任就遭遇上高会战，一战就损失惨重，马上就被贬为军部参议，此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结一下上高会战中日军指挥官的结局也是很有意思的。上高会战后，日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贬；34师团长大贺茂带着数百残兵败将侥幸逃脱，被就地免职；20混成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也遭处罚。在上高会战后，唯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和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没有遭受处罚。可是，木下勇死于1945年7月7日，樱井省三死于1985年7月7日。两个人都死于卢沟桥事变的7月7日，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