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随枣会战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张自忠的警卫营几乎伤亡殆尽。

　　59军余部转战鄂西，阻挡日军从武汉沿着长江航线进入重庆。张自忠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59军、77军、55军。

　　张自忠的警卫营要征兵，伤愈归队的曹廷明进入了33集团军警卫营。

　　警卫营，就是冒着大雨开往台儿庄的途中，张自忠下令枪毙营长孙二勇的那个警卫营。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警卫营已经换了两拨人。

　　曹廷明是在台儿庄会战中，坚守一座叫作茶叶山的阵地时负伤的。

　　坚守茶叶山的那天晚上，曹廷明所在的一连人沿着山间羊肠小道向山顶上攀爬，日军沿着另一条小道也在奋力攀爬，都想占领山顶。占领了山顶，居高临下，山下的公路就会被掐断。中国军队由当地村庄里的一名乡亲带路，所以进展迅速，少走了很多冤枉路。道路两边长满了荆棘，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腿和手臂划破。连长跑在队伍里，挥舞着手枪，不断地催促着：“快点快点。”

　　爬到了山顶后，每个人都累瘫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连长用脚踢着手下的士兵：“起来起来，准备战斗。”

　　曹廷明和战友们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向山的另一面望去，看到日军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奋力攀爬，一个个低着头，撅着屁股，显得很勤奋，连喘息声几乎都能听到。连长喊一声：“打狗日的。”战士们的长枪短枪一齐鸣响，日本人突遭打击，异常气愤地啊呀呀惊叫着，很不情愿地骨碌碌滚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面的压倒了后面的，前面的尖声惨叫，后面的高声骂娘，将那道山坡炒成了一锅黏粥。

　　曹廷明说，居高临下打鬼子，都不需要瞄准，一枪就是一个，再一枪又是一个。日军像檑木一样滚出了上百米远，连长喊：“手榴弹！”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丢出去，扔得远的，就在敌群中爆炸了，扔得近的，就滚落到敌群里爆炸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的断臂残肢和三八大盖枪在爆炸声中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恨绵绵无绝期。

　　日军退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地方，开始组织反击，他们依托在树木后和石块后，向山上射击，子弹落在山顶上，落在石头上，打得石沫四处飞溅。山脚下，日军架起了几门大炮，向着山顶发射，山顶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日军的炮火压制了中国军队的枪弹，中国军队中不断有人倒了下去。

　　尘烟中，一颗炮弹落在了曹廷明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滴溜溜打转。

　　曹廷明说，在新兵训练的时候，连长就对新兵们说过，遇到日本人扔过来的手榴弹，落地没有爆炸，要赶快捡起来扔回给日本人。抗战老兵阮明刚也说过，新兵训练的时候，老兵就告诉新兵，拉开手榴弹的环，心中默数一二三，数完再扔出去，这样手榴弹刚好就能落地爆炸。以后的衡阳保卫战中，进攻衡阳的日军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之死，与手榴弹有关。当时，他在战壕里给日本士兵示范如何把中国军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回掷过去，他捡起一颗手榴弹，刚刚站起来准备回掷，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射来一发子弹，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了瓢。

　　日军的炮弹在曹廷明的脚边打转，随时都会爆炸，曹廷明扑过去，想要抱起炮弹扔出去，可是炮弹像火焰一样滚烫，手心被烧得吱吱作响。一名战友在旁边喊：“鞋！鞋！”曹廷明脱下了鞋子，一手拿一只，夹着滚烫的炮弹扔向山下。炮弹扔出去了，他的鞋子也被带了出去。

　　日军的炮弹一直轰炸了两三个小时，山头阵地成为一片废墟。轰炸过后，按照日军的作战规律，步兵就会发起冲锋了，连长站起身，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喊道：“日本人要来了，准备好，揍狗日的。”曹廷明刚刚从掩体里走出来，山下突然又射来了一发炮弹，就在他的身前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将曹廷明抛出了十几米远，一块弹片划穿了他的大腿，鲜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来。连长看到曹廷明负伤了，用刺刀划破了他的棉裤，给他包扎伤口。

　　很多老兵说，抗战之初，中国很多军队里没有医务兵，没有野战医院，受伤了，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或者让不懂医术的战友包扎，命大的，就活过来了；命小的，就死了，死了挖个坑就随便埋了，遇到战事紧急，来不及掩埋，就暴尸荒野，任野狗拖拉，“多少士兵都是这样死了，死了后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是不是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就这样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我采访过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了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缺医少药，伤兵被送进这样的医院，也等于死亡。预四师当初在石牌外围激战，野战医院设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医院里的死亡高达4000人，挖个大坑埋了。70年后，因为要修一条公路，进行挖掘，仅仅挖出的尸骨，就多达3000具。

　　老兵们说，医疗条件最好的是新一军，当年新一军在缅北反攻时，美国派来了500名医生，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抢救了很多中国伤兵。而同一时期的滇西反攻，中国伤兵还是面临着极大的死亡率。老兵谭延煦告诉我说：当年进行滇西反攻，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伤兵被和死尸混杂在一起，能爬动的就向前爬，爬到前方就有了一线生机，爬不动的，就只能等待死亡。

　　连长把曹廷明的伤口包扎好以后，就派传令兵背着曹廷明下山。

　　传令兵背着曹廷明来到山下，又辗转来到了营部，营部里有一名医生。医生发给曹廷明一块大饼，一碗稀饭，叮嘱他不要喝水，因为喝了水会流血更多。他还吩咐两个老人把曹廷明抬上了担架，转往团部。营部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医生？我想可能不是的，因为外伤和喝水是没有关系的，不会说多喝水就会流血更多。营部里的那个人如果是医生，也是“赤脚医生”。

　　两个老人抬着曹廷明向团部转移，一路上气喘吁吁。那时候的青年都当兵打鬼子了，剩下的都是老人。

　　战争正在进行，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好几次，他们都能看到日军的身影，两个老人赶紧把曹廷明放在地上，趴在他的身边，胆战心惊地看着日军渐渐离去了，才又爬起身抬着他走。

　　来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部队要转移，伤员统一集中到师部。曹廷明的担架让给了另一个伤员，他没有了担架，又不能行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推来一辆独轮车，让曹廷明坐在上面，他在后面推着，老人没有力气，推不动独轮车，他年轻的孙子肩膀上搭一条绳子，在前面拉着。在这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恐怖的夜晚，独轮车吱扭扭上路了。

　　独轮车走了一晚，一直到晌午的时候，才来到了师部，老人和孙子把曹廷明交给师部后，没有吃一口饭，又推着独轮车一路吱扭扭地回去了。

　　师部集中了很多伤员，全师的伤员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治疗。医生太少了。我们在欧美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看到负伤的战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快得到治疗，而重伤员则会有直升机接运后方，然而，同时期的中国军人，负伤后被老百姓的担架抬着，被老百姓的独轮车推着，忍受一路的颠簸，忍受一路的痛苦，从前线辗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来到后方医院，很多负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就在这一路颠簸中死去了。

　　来到师部没有多久，59军又要转移了，当时，台儿庄会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合围即将形成，国军需要撤退，跳出日军包围圈。

　　拉运伤兵的汽车来了，只能拉重伤员，担架放在车厢里，车厢里满满当当，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遗落下一地的呻吟声。

　　伤兵们要被转移到枣庄，然后从枣庄坐火车向后方转移。

　　汽车少，伤员多，曹廷明没有能够坐上汽车。正在彷徨无计时，来了一辆牛车，赶车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拉上曹廷明和另外几个伤员，老牛扑踏扑踏走了一夜，把他们拉到了火车站。老人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自愿送他们的。

　　伤兵坐着火车向后方转移，没有受伤的将士沿着阡陌小径向后方撤退，不能走大路，大路上行驶着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曹廷明坐着火车来到了湖北省房县，房县古称房陵，历史悠久，位于神农架旁边。那时候，日军还没有打到房县，曹廷明在这里得到了救治。而所谓的救治，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伤口割开，把纱布塞进伤口里，来回拉动，挤出伤口里的血块。那时候的医药奇缺，医生救治伤员，都是使用土方子。

　　几天后，日军的飞机轰炸房县，隆隆的声音从窗外传来，震天动地，能跑动的人都跑出去躲避了，曹廷明刚刚动完手术，双脚不能迈动，他把被子蒙在头上，索性等死。爆炸声接踵而来，房倒屋塌。日军飞机远去后，曹廷明揭开蒙在身上的被子，才发现被子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瓦砾和尘土。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交战双方是不能轰炸教堂和医院的，教堂和医院都有十字标志，很醒目。可是日本人完全不遵守国际法，轰炸医院，杀害战俘，使用毒气，屠杀平民。我在采访常德保卫战的时候，听当地人说，占领了常德的日军，连教堂的牧师也要殴打，那个牧师是西班牙人。

　　曹廷明伤好后，就进入了张自忠的警卫营，警卫营里几乎都是伤愈归队的老兵。

　　老兵刘华说，受过伤的老兵和刚上战场的新兵差别很大，老兵能够凭借声音分辨出敌人发射的是什么炮弹，会在距离多远的地方爆炸；能够知道冲锋的时候怎么躲避敌人的枪弹，敌人的阻击点会在什么地方设置。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敢，更重要的是经验。

　　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都非常强，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次面临死亡就毫不畏惧，而且知道怎么躲避死亡，不会做无谓的死亡。

　　这一时期，张自忠驻扎在湖北。

　　张宗衡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59军在汉江阻击日军，日军大部队向前线的180师和37师侧后移动，形成包围态势。180师师长刘振三和37师师长吉星文没有向张自忠请示，就仓皇撤到了汉江西岸。

　　当时，战况危急，张自忠将军亲临一线指挥，行至汉江西岸的转斗湾时，突然看到了吉星文。张自忠厉声问道：“你来干什么？”吉星文惊恐不已，谎称：“我来向总司令报告。”张自忠训斥说：“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命令吉星文即刻过河继续抵抗。吉星文一句话不敢说，带着部队过河阻敌。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时要问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后来，刘振三也赶紧带着人去往汉江东岸。

　　张自忠来到后，即刻命令两支援军渡过汉江，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此战，大获全胜，仅仅战马就缴获了一百匹。那时候日军的战马都是从本土用军舰运来的，宝贝得不得了。

　　此战后，老百姓称张自忠为“活关公”，意思是说他像关公一样神勇无敌。

　　180师有一个名叫李树人的副师长，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曾经派遣他去桐柏山打游击。张宗衡说，临行前，张自忠一再叮咛他，桐柏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是中国人，一定要共同抗日，不要搞摩擦。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他跟着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桐柏山里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李先念的部队。李先念对他们很好，战况紧急的时候，李先念的游击队就下山伏击日军，牵制日军。李先念的游击队还偷日本人的枪支弹药，派人送给他们。

　　活跃在桐柏山的李先念的部队是新四军。

　　张自忠来到湖北不久，随枣会战就开始了。

　　随枣会战，就是发生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的会战，而随县和枣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别山横亘于东，桐柏山虎踞于北，大洪山龙蟠于南，再向南，则是辽阔汹涌的长江江面。第五战区李宗仁占据于此，进可攻击武汉的日军，退可坚守四川大后方。

　　而与第五战区对峙的，是日军精锐的第11军。第11军是在武汉会战时才编成的一个军，仅仅看看第11军的历任司令官，就能够知道这个军名气很大，第一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第三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第四任司令官冢田攻，第五任司令官横山勇，而横山勇，在1943年到1944年，更是直接指挥进攻常德、衡阳、桂林的日酋。

　　随枣会战，是日军第11军与中国军队作战。时，11军司令长官为冈村宁次，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

　　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会战，只是交战地点有交叉。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枣宜会战，而很多报刊错误地报道张将军牺牲在随枣会战。

　　坚守在第五战区右翼的是王璜绪的29集团军和张自忠的33集团军。29集团军是装备极为简陋的川军。

　　张自忠预感到恶战在即，他写信勉励33集团军各位将领，信中说：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唯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这封信语气诚恳，感人肺腑，读来隐含雷霆之声。

　　延安的《新中华报》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

　　张自忠将每一次对日作战，都当成了最后一次。每次对日作战，他都抱着必死的信念。

　　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抗战老兵说，张司令从小阅读圣贤书，满脑子都是舍生取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随县是阮明刚的家乡。

　　阮明刚说，当时天都打红了，夜半时分，没有月亮，但是地面上的一草一木都能看清楚。他们一个连与日军交战，一天一夜就牺牲了80多个人。团长派一名传令兵来要求他们撤退，但是，已经撤不下来了。传令兵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攻上了阵地。传令兵担心团长的手令会落人日本人手中，就一口吞吃了，打完了手枪里的所有子弹，从地上捡起一杆步枪和日本人拼。日本人还在蜂拥而来，连长让阮明刚和另外两个机枪手趴成一排，拼命向日本人扫射，这样才打退了日本人。

　　部队从阵地撤下来的时候，全连幸存的不到20个人，包括那名传令兵。

　　阮明刚属于38师，师长是黄维刚。

　　几天后，日军增加了3000人，继续围攻38师的阵地。黄维刚指挥部队一连击退了日军多次攻击，伤亡惨重。黄维刚向张自忠请求援兵，张自忠已无援兵可派，张自忠斩钉截铁地说，北进之敌被我第22集团军击退；敌后路已被我第22集团军截断；请你告诉各指挥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敌人即将被我全部击溃。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去争取胜利。你要集中力量，向敌人猛攻。

　　38师英勇奋战，终将日军击退。

　　22集团军，同样是一支川军。抗战时期，出川抗战的四川人，总计有350万，为出力最大的省份。

　　38师里，除了阮明刚和郭荣昌，此时在张自忠手下作战的，还有一个叫潘絜兹的人。

　　潘絜兹早年在北平上美术学院。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日军打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美术教师潘絜兹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战队伍。

　　潘絜兹在来38师政治部工作前，有一位同事就告诫他说，38师是张自忠一手带大的部队，去了那里可要小心啊，张自忠军令很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让退的。

　　在那一年的冬季攻势中，潘絜兹随同38师转战湖北钟祥，部队与日军血战八个昼夜，伤亡惨重，“弟兄们冒着风雪在战壕里匍匐着，用冻僵了的手指扳着机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伤亡已达到了可惊的数目，活着的也都疲弱得不能支撑了，但总司令命令：不准退！”总司令，就是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连续八天八夜的进攻作战，让部队极为疲劳，饥寒交迫，战士们饿极了，就用手扒开雪层，拔下雪层下的草根充饥。每个人都饿得昏昏欲倒。第九天早晨，突然有人喊：“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38师的弟兄们像离散多日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欢呼雀跃，阵地上一片欢腾。

　　总司令张自忠来到38师前线指挥作战，还带来了几尊苏联造的大炮。

　　张自忠将军到来后，马上指挥38师反击，“机枪激响起来了，夹着轰隆重炮的吼叫。敌人的，我们的，搅到了一起。弟兄们忘了一切地猛扑着，越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甚至石块，终于敌人遗弃了一地的死尸、弹药、给养、用具等，狼狈地退却了。”

　　在此后不久的一次军训中，潘絜兹近距离看到了张自忠。潘絜兹眼中的张自忠身材挺拔魁梧，又浓又黑的剑眉，一双大眼睛不怒自威，但是又显得稳重典雅，一副儒将的气派。阮明刚在开会的时候也见到过张自忠，他眼中的张自忠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下巴右侧有一颗黑痣，英气逼人，又让人畏惧。

　　那次军训中，出生在浙江的潘絜兹清楚地记得张自忠说一口浓重的北方话，谈吐幽默，要求大家要以必死的信心上阵杀敌，“我只是求心之所安，一切艰苦我是不怕的，我只有一个字：‘拼’，拼完算完。”

　　自从从南京回到部队后，张自忠每次公开讲话，都离不开死字。

　　此战之后不久，有一天，侦察员报告张自忠说，日军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驻扎在钟祥县城东北角。

　　13师团是日军最早的17个师团之一，参加过与俄国争夺萨哈林的战争。1925年，全球经济大萧条，13师团被削减。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13师团得以重建，急匆匆地投入了侵华战争，先参加了淞沪会战，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接着参加徐州会战，然后参加武汉会战，一路得意扬扬，志在必得，没想到在河南固始富金山阻击战中被71军歼灭大半。听老兵们说，富金山阻击战结束后，71军一万多人，也剩下不到1000人。

　　武汉会战结束后，13师团得到了补充，接着参加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然后又参加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和陈诚指挥的鄂西会战，这以后，参加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林保卫战，攻占了贵州独山。贵州独山，是日军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地方，也是抗战最后一战的发生地。可以说，13师团参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13师团的侵略历史，就是中国的抗日历史。

　　13师团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在南京大屠杀中，这个师团的罪恶，居日军所有师团之首。

　　在一篇日本人所写的《昭和12年，支那南京攻略战》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2月12日，山田支队占领幕府山要塞，第6师团一部迂回至下关，国崎支队已渡至江北进占浦口。12日，支那守军司令唐生智宣布放弃南京，其本人于傍晚渡江而走。”而山田支队，就是日军13师团103旅团。《昭和12年，支那南京攻略战》中记载：

　　在旅团一级中，佐佐木道一、山田丹二（隶属第13师团）的部队屠宰最多。联队一级，最勇猛的是第65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隶属荻洲立兵第13师团），屠宰支那战俘和南京平民超过7万人……

　　那天，当张自忠听说日军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的方位后，异常愤怒，又暗自窃喜。他立即决定派遣一支奇兵，端掉日军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这支奇兵，就是395团。而坐在钟祥城东北角的旅团指挥部里的，正是杀害中国人最多的103旅团旅团长山田丹二。

　　山田丹二的指挥部距离张自忠的指挥部只有30公里。当山田丹二正陶醉在杀人的快乐中时，一支毒箭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射来了。

　　395团团长叫任廷材。任廷材听到进攻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激动不已。

　　张自忠给任廷材打电话说：日军连日作战，已呈疲惫之态，103旅团距敌前线又远，后方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胜。

　　任廷材一手捧电话，一手行军礼说：总司令放心，您就等着捷报吧，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当天黄昏时分，任廷材组织全团人马准备出发，他来到了尖刀队，尖刀队有上百人，每人一杆冲锋枪，背插一把大刀，腰缠12颗手榴弹，整齐地站成几排。任廷材站在队伍前说：“我们今晚要奔袭的这股日军，在南京杀了我们很多同胞……”任廷材的话还没有说完，战士们群情振奋，纷纷叫道：“剁了狗日的。”尖刀队一听说今晚去袭击兽兵，士气大增，根本不需要任廷材再动员。

　　尖刀队在当地一名向导的带领下，走入了夜色中。后面，是上千名热血沸腾渴望复仇的战士。

　　当天晚上11时许，395团来到了钟祥县城外，像一群杀手一样，静悄悄地潜伏在如墨的夜色中。那晚也天公作美，没有月亮。任廷材先派出一营战士，将通往县城的所有道路挖断，阻止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剩下的两营战士，突然飞身而起，扑向钟祥县城。

　　尖刀队一排子弹打过去，日军的哨兵就全报销了。

　　日军完全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后方，在距离前线几十公里的后方，居然会有偷袭，居然会遭到袭击。战斗刚一开始，就进入了白刃战，尖刀队冲进了几乎没有设防的日军兵营里，明亮的大刀片一起一落，日军的人头就骨碌碌滚落了，这完全就是喜峰口夜袭的翻版。很多日军还在睡梦中，还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身首异处了。还有一些日军从被窝里爬起来，被尖刀队像赶羊一样赶得到处乱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还是被赶上的大刀片砍成两截。这股在南京城里肆虐滥杀的兽兵，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103旅团旅团长山田丹二睡梦中被四面而至的喊杀声惊醒后，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出指挥部，急令日军迎战，可是响应者寥寥，因为大部分日军已经被消灭了。

　　山田丹二只穿着一条裹裆布，带着卫队，仓皇逃命。抗战初期，日军都不穿裤衩的，他们只穿着一条裹裆布。国军要分辨混进队伍中的日奸，只要看看是裤衩还是裹裆布就行了。一直到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第10军报务员卢庆贻站在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的楼顶上，还能看到日军敢死队挺着刺刀，只穿着裹裆布向前冲。

　　此战，山田丹二侥幸逃脱，395团仅伤亡280人，砍下了将近1000颗日军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