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那年春天，我们家的药店关门了。

药店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虽然生意总是不好，但毕竟解决了现金流的问题。垂死挣扎了两三年，不仅不赚钱，还一直亏房租，在新一年房租交不上的时候，何其贵把它关掉了。

他和房子的女主人老柯睡了，还差点因此离婚，然而老柯并没有减免他的房租，到了该收租金的时候，一分钱不会少收。他交不上房租了，老柯也并没有打算让他缓交一段时间，也只好关门了，也只能关门了。

那天上午，我们全家去药店帮忙收拾东西，何其贵抱怨“真不公平啊，别人家药店生意都好好的，就我们家药店生意不好”。

我看着门口还算新鲜的对联，“但愿世人都无病，哪管架上药生尘”，以及横批“悬壶济世”，很是感慨。镇上至少有四五家药店，每一家门口的对联都很普通，和春节贴在家里的对联没什么两样。有一家门口的对联还写着“家兴人兴事业兴，福旺财旺运道旺”，横批是“恭喜发财”。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那时候已经快上小学三年级了，看了不少书，也懂得了些道理，我知道，像药店和棺材店这种地方，老板是不可以赤裸裸祈盼生意好的，药店和棺材店生意好，就意味着生病的人和死的人多，这样很不好，会显得心肠很坏，盼人不好。

还是我们家药店门口贴的对联最好，看起来有文化多了。那对联，是何其贵亲手写的。每年的春节，他都会亲手写一副一模一样的对联，大年初一的早上，拿到马路对面，贴在药店的门口。

可是现在，对联还新鲜，药店就要关门了。贴着这么有文化的对联的药店要关门，而那些乞求“福旺财旺运道旺”的药店生意却好着呢，这真不公平！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一些文青的“痴”，我并没有想到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关门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只是顺着何其贵的话感叹，真不公平啊，真不公平！

等我稍微长大一点，懂了一些事，再回想当初，才明白我们家药店关门不是偶然，不是运气不好，不是不公平，而是必然。

何其贵开药店，做赤脚医生，有很多优势。首先，他比镇上其他的赤脚医生文化水平都要高，大部头的医药书籍他都能看得懂。而其他医生的医术，可能来自经验，也可能来自其他赤脚医生的口口相传，这其中，必定有很多失真的成分。如果何其贵一直坚持学习的话，他会比其他的赤脚医生进步要快、水平要高；其次，他的好朋友是镇卫生院的院长，他有更好的渠道拿到更先进、更便宜的药，而其他的赤脚医生拿不到；再次，他考上行政干部之前，在杨家口村卫生所，当了近十年的村医生，几乎整个杨家口村的人，都在他那看过病，他的经验，要比其他很多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多得多。同理，他在镇上开药店之后，杨家口村的人到镇上买药都来找他，他的药店开业之初，就拥有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源。

几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的药店怎么就开不下去了呢？这主要跟他的性格有关。他太爱打麻将了，在杨家口村卫生所当医生的时候，他领着村里开的工资，得去坐班。自己开药店，自己当老板，无人管束，他夜里打麻将，白天昏睡，药店经常不开门，就算开了门，他也从里面反锁着，躺输液床上睡觉，病人敲门也不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算有稳定的老客源，逐渐也都流失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何其贵毕竟是当过官的，在他的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官，只是运气不好，“虎落平阳”，是文化人，高人一等。他没有服务意识，对看病的农民，态度总是不好。那年头的农民，因为收入低而税费高，大都很穷。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老人，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他们有病通常不会看医生，而是死抗着。抗不下去了，才来到诊所，找医生开点药。当他们问到价格的时候，总是会特别犹豫。听到价格，亦会心惊胆战。何其贵一见别人犹豫，特别是遇见那种买一块钱退烧药都会犹豫的人，他的脸就会垮下来，摆出一副“你爱买不买”的表情。

贫穷的农民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们的自尊心可能还更强烈一些。作为人，和大家一样，他们当然愿意去态度更好的医生那里看病。何其贵开药店的时候，镇上除了我们家药店之外只有另外两家。他关门的时候，已经有四家了。何其贵态度不好，人总是不在，逐渐就竞争不过别的赤脚医生了，关门就变成了必然的事情。

另外，何其贵没有财务意识。看病的钱他顺手装兜里，进货是它，交房租是它，打牌是它，家里开支是它，带鹏程出去吃早餐还是它。每到要进货的时候或要交房租的时候，何其贵都会发愁，他基本没存下钱来。想办法东拼西凑找人借着把要交的钱交上了，就又要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日子了。等借的钱还上了，他又随手乱花起来。

药店关门的时候，虽然没有拖欠房租，却欠了医院很多药费。周院长纵然是他的好朋友，但周院长的工作毕竟是公职，总欠着是不好的。欠了几年都没还上，他们之间起了嫌隙，关系逐渐就没那么要好了。

药店关了之后，何其贵在家很是赋闲了一段时间。这时候的赋闲，不同于他才从镇上下来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上学，只要能把我们管饱就行了。可这时候，我和采莲都已经上学了，夏季过完之后，鹏程也要上学。当年的小学不同于现在，是要交学费的。不仅要交学费，隔三差五，还要收书本费，材料费等其他各种费用。就连学校搞活动，都可能要交钱。

这对于收入不稳定的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何其贵有三个孩子，压力不可谓不大。

但何其贵这个人吧，他从小到大就习惯了，祸是他闯，风头是他出，屁股是别人帮他擦。搬到镇上住之前，有他妈万秀慈帮他撑着一切。单独过日子了，那不还有老婆嘛！

虽然老婆比他小十多岁，但毕竟是个女人。女人结婚前是姑娘，结婚那一天是新娘，之后就是“婆娘”了。无论是新娘还是婆娘，一结婚，就是娘。就是新的娘，把长不大的男人从他的“老娘”手里接管过来的娘。作为娘，对丈夫这个大儿子，总不能不管的。

药店关门之后，何其贵就在家里抽烟吃饭睡觉。麻将是不打了的，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有钱，兜里空空打不起麻将。一开始，何其贵还抽些好烟，后来就逐渐降低档次，再后来，把抽过的烟屁股积攒起来，把仅剩的烟叶倒出来，用我们用过的作业本纸卷起来，凑在一起抽。汪如菊见他可怜，出门的时候帮他捡了几回烟头，拿回家去他也肯抽的。

何其贵多年的老朋友来看他，看见他的落魄觉得不可思议。但凡有人表现出一丝同情，他都会笑着说“不用担心我，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这两句诗，他说过很多次了。从公务员岗位上下来的时候说过，开药店前赋闲在家的时候说过，药店关门了，他还在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真这样想，不知道他是否真确定，自己就是那难得的“人才”，还是仅仅只是为了堵别人的嘴，不让别人把同情的话说出来。

汪如菊催了何其贵很多次，何其贵都不肯出门赚钱，只一日日赋闲在家，吃着汪如菊做的饭，抽着汪如菊捡的烟头，打骂着汪如菊生的小孩们。

那大概是他们夫妻俩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了，据说，最落魄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汪如菊拿不出来待客的菜，去外面转了一圈，捡了别人家吃剩的西瓜皮，把外皮削掉，没吃完的红瓤削掉，那仅剩的小小的一层绿瓤，炒一炒变成一盘菜，端了出来待客。

何其贵不肯出门工作，主要原因有三点。一、他的心态还没调整过来，他是一个当过官做过老板的人，他受不了低声下气去给别人打工；二、他四十多岁了，个子矮，没干过重活，没有力气，偏偏文化水平也并没有那么高。高不成低不就的，在那个普遍就业困难的小镇上，他根本就找不到适合他的工作；三、他太爱面子，老婆出去捡烟头给他抽，这是在家里，没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了，也只在背后偷偷笑话他，不会当他面笑话。出去给人打工就不同了，别人会用惊讶的眼神看他，他可受不了这个。

他是一个自尊心强，偏偏又没什么自尊心的人，他宁可忍受贫穷，也不愿意让别人当面嘲笑他。

就这样，何其贵在家赋闲了很多年。那些年，他们夫妻靠借钱过日子。夏天批发西瓜到街上卖，冬天买来红纸裁成对联，何其贵当街卖字。

幸好他读的书多，他看过的书里有一些新奇的对联，镇上的人没见过的对联，比如说曾经贴在我们家药店门口的“但愿世人都无病，哪管架上药生尘”。也幸亏，他的母亲万秀慈曾举全家之力培养他，他写得一手好字，卖卖对联挣的钱，能把那个春节对付下去。

而汪如菊呢，这个曾经的小学老师，我们的妈妈，在丈夫不肯出去上班，又没有西瓜和对联卖的岁月里，她靠着宽大的肩膀，和一双什么活都能干的手，努力地撑起了这个家。

那些年，汪如菊在工厂打过零工，骑单程二十多公里的自行车去市里的商店推销过方便面，去砖厂烧过砖，去建筑工地拉过沙。她常常因为白天工作太辛苦，夜里胳膊疼的睡不着觉而小声哭泣。而那个时候，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们，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汪如菊的工作终于稳定了下来——她收起了破烂。我们家离镇中心不算远，房子又大，西边那一间屋子，和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就用来储存她收的破烂。

我那个时候大概十岁多一点吧，因为晚熟，我虚荣又不懂事。在我的几个同学跟我两次说“你妈妈是收破烂的？她今天到我们家收破烂了”之后，我终于没忍住，跟汪如菊发了脾气。我怪她的工作太低声下气，让我在同学面前丢人了。我还怪她，因为破烂堆积在家里，家里的味道太难闻，我每天的心情都很糟糕。

汪如菊大概没有想到，她那么辛苦的工作养家，她的大女儿会怪她给自己丢人了。汪如菊还没说话呢，采莲跟我发了脾气，采莲说：“妈妈不收破烂怎么办？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住在镇上什么都要买，你让妈妈怎么办？”

汪如菊独自撑了这么久，大概从来没有得到过理解和安慰，听到采莲的话，她的眼眶湿润了。汪如菊把采莲抱在怀里，问：“你不觉得妈妈给你丢人吗？”

“你赚钱养家，让我们吃饱穿暖，让我们有学上，有书读，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觉得你丢人呢？”

听了采莲的话，我觉得很羞愧。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饭从哪里来，衣服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我只一味索取，而不知回报，我真是不懂事极了！

汪如菊问采莲：“你的同学，有笑话你的吗？”

“有啊！我把他们都骂回去了。”采莲笑嘻嘻地说，“他们见我那么凶，就不敢再笑话我了。”

“你真棒，这样做很对。” 汪如菊说。

夸完采莲，汪如菊又骂了我几句不懂事之类的话，我也没回嘴。汪如菊走后，我小声问采莲：“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什么？”采莲问。

“妈妈赚钱养家，供我们上学之类的。”我说。

“妈妈那么辛苦，你看不出来吗？”采莲瞪着我说，“妈妈这两年，长了多少白头发呀！可她什么都不说，只要我们好好学习。”

汪如菊的辛苦，我还真没注意到。我那时候每天都在干嘛呢？我沉浸在自己的小情绪里，为同学对我的一句两句恶言难过不已。我沉浸在书里，汪如菊收破烂的时候，会专门问别人，有没有书要卖，可以给贵一点，因为她的大女儿喜欢看书。她收到了书，从来不卖，都交给我，我看完了，不要的，她才拿去当废纸卖掉。我要的书，她就不卖，任由我收起来。那两年，我就这样看了几本残缺不全的《天龙八部》，和其他几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