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因为汪如菊从来都不承认我照顾过采莲，我就经常自我怀疑，是否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其实，并没有怎么照顾过我妹妹。但，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却证明了，我其实并没有记错。

那些年，何其贵总不在家。何其贵为什么总不在家呢？他是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出去找“活路”去了。——虽然大多数时候，他所谓的找活路，不过是在麻将馆里度过一整天。

汪如菊做完家务活之后，总喜欢在前排的领居谢家院子里坐着，抱着鹏程，跟谢家妈妈扯闲篇儿，聊些八卦或家长里短之类的事情。

我们家在镇上的房子，前排有三户人家，后排有三户人家。我们家在中间，但因为占地大，中间就只有两家，我们家，和隔壁李家。一直到我九岁的时候，我的四姑姑何兰芝一家，才在我家隔壁盖了房子，搬到我家旁边住了。在那之前，中间就只有两家。李家的主妇张阿姨在步行街开小吃店，汪如菊每次想找人聊天，要么就去前排邻居家，要么就去后排邻居家。

前排邻居家院子前面十米远就是国道，后排领居家后院后面三百米远，是一条河。因为前排主妇谢家妈妈比较健谈，也比较闲，汪如菊去前排聊天的时候比较多。

那天，汪如菊抱着鹏程，坐在邻居家院子里聊天。我带着采莲和几个邻居家小孩玩打枪的游戏。那个游戏的规则我忘记了，只隐约记得是各自拿着自制的小手枪，朝对方身上开，嘴里模拟着枪响，发出“砰砰”的声音，中枪的人要倒下装死。

采莲是当时玩游戏的几个小朋友中最小的，这样的游戏并不吸引她，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也不太愿意带她玩。而最重要的是，她没有枪。——我用树杈做了一个，那是我的玩具，采莲没有，她想要，我不肯给她。

那游戏，我玩得很投入。我并没有注意到，小采莲独自一人走到了路边，走到了国道上。那条国道，经常有装沙子、装泥土的八轮大卡车呼啸着经过。

汪如菊和邻居聊天也很投入，她也没有注意到采莲独自一人走到了国道上。等她注意到时，采莲已经几乎走到马路中间了。而来来往往的车辆，并不算少。

汪如菊放下鹏程，尖叫着冲上去，把采莲从一辆大卡车前救了回来。救回来之后，她并没有返回鹏程身边。而是把采莲夹在腋下，一把薅住我的后脖领子，把我提起来，使劲儿朝地上掼了几下。一边掼一边骂我：“让你照顾妹妹你怎么照顾的？妹妹差点死掉你知不知道？”

她不仅把我使劲儿朝地上掼了好几下，还三脚两脚把我的玩具枪踩断了。

从小到大，汪如菊没少打我（当然后来她从来没有承认过），但为什么唯独这件事我记那么清楚呢？主要还是因为那只玩具枪。

小时候的我，力气并不大。从小树上弄到一个相对比较粗的、并合适做枪的树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亲手把那树杈做成枪，就更不容易了。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工作，在镇上生活很艰难，我家里穷，没钱买玩具，所有的玩具都要亲手做，一个玩具要玩很长时间，那把枪是我非常珍视的。汪如菊打我，我不难受，我反正从小到大都被打习惯了，打皮实了。她把我的枪踩烂了，我却心疼了好久。

上小学之前，我记得的第三件事情，是采莲的“奸臣”样儿。

采莲在两三岁的时候，就会讨好父母了，而我并不会。五岁那年夏天，我们全家在院子里吃饭，汪如菊作为主妇，总是等我们端上碗了，她简单收拾一下厨房，才最后一个出来吃饭。她出来的时候，院子里没有多的凳子，她就站着端着碗吃。

小采莲那时候只有三岁，走路才刚刚稳当，坐在凳子上，脚都没办法踩到地上。她见汪如菊站着，就站了起来，跟汪如菊说：“妈你坐我这儿。”

汪如菊问：“那你坐哪儿？”

“我再去拿个凳子。”小采莲说。

采莲把碗放到小桌子上，就进屋了。不一会儿，她拖着个凳子“吭哧吭哧”地出现在门口。那凳子是老式的木头做的，非常沉重。因为有门槛，她出来了，凳子出不来，她都快急哭了。汪如菊走过去，帮她把凳子拖出来。

我小时候那么迟钝，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是汪如菊，她一边端凳子出来，一边笑着说：“看我们二丫，这么小就知道了让人了。大丫是个死才，还一动不动地坐着吃饭呢！”

从小到大，汪如菊总是这样，表扬采莲的时候，顺便贬低我。而我，这件事情之所以记这么清楚，也多亏了汪如菊的反复提醒。其后的每一次，采莲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父母的需求，总是会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父母，给父母倒水，帮父母捶肩膀。每一次她这样做的时候，汪如菊都会提起采莲三岁的时候，让她凳子的事情。每一次，她都会顺便说一句“大丫是个死才。”

多年以后，我上了小学，学了《孔融让梨》的故事。那个故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孔融五岁才会让梨，我的妹妹，三岁的时候就会让凳子了。孔融当然也得到了父亲的表扬，只是不知道，他的父亲在表扬他的时候，有没有顺便贬低一下他的哥哥们。如果贬低了，他的哥哥们只怕也会跟我一样，很难过，很讨厌孔融这个弟弟吧！

我前面说过，虽然何其贵总是说，他丢官是因为采莲，但实际上，他们两口子对采莲总是比对我好，这主要是因为采莲的性格比我好。她总是会讨好他们，让他们喜欢她、夸奖她、心疼她。

汪如菊怀我的时候，何其贵考上行政干部，并于那年去了镇上。他很早之前就会打麻将了，闲暇时间，大都在麻将桌上度过。他从公务员再次变为农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整日在镇上混着。没有事情做，混在麻将桌上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我上小学之前，他在马路对面的邻居家租了门面，卖药，并再次当了赤脚医生。可他，并不好好当他的赤脚医生，依然整天泡在麻将馆里。后来，他嫌去麻将馆打麻将要给人抽成太不划算，置办了一个麻将桌放在药店里，约狐朋狗友到药店里打麻将。汪如菊痛骂了他一顿，骂他“开店还想着打麻将，还能有生意吗？”，何其贵经不住骂，妥协了，把麻将桌搬回了家，白天看店，晚上支摊子打麻将。汪如菊还想再吵，但这已经是何其贵妥协之后的结果了，便也算了。哪里知道，之后没多久，何其贵又买了三张麻将桌，我家一下子就有四张麻将桌了。他的朋友们，都在我家打麻将，还不交场地费。

夜夜打麻将，白天自然没精神，开药弄错药，打针也三五次扎不进去，药店的生意一日比一日差。何其贵却不管这些，没有责任感的人，就像寒号鸟，只管今日快活便也罢了，不管老婆孩子的死活。

因为汪如菊曾经做过小学老师，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汪如菊对我的学业极为重视。她提前教会我拼音和数字，还教我认了不少字。我在小学期间，沉迷于看书。镇上有两家书店，书都不贵，何其贵自诩为读书人，又爱面子，狐朋狗友在家，我找他要钱买书，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点钱，有时候不给。因为没钱买书，我看书很节省，一本小人书至少看几十遍，一直看到故事完全会背，图画上的细节也记的清清楚楚才换另外一本。从我识字起，我基本就手不离书了。

何其贵在家里摆麻将台，我没地方坐，就坐在他旁边看书。他这么一个“文化人”，打麻将的时候，却极为迷信。但凡他输了，就会骂我，让我滚蛋，还说他输钱都是我害的。我故意在他面前看书（输），就是要看着他输。

他让我滚蛋，我就滚蛋。但我这个人，记吃不记打，不会看人脸色。他前一天让我滚蛋，我后一天，还会抱着书坐在他跟前。

采莲就不同了，采莲太会看脸色了。每一次，汪如菊只要说“好累啊，腰疼。”，采莲无论在做什么，都会放下自己的事情，走过去，轻轻地帮汪如菊捶背。

何其贵打麻将的时候，采莲也在客厅里玩。但她从来不上前去打扰何其贵，她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在旁边待着，或跟鹏程一起做游戏。不管她在做什么，她都会时不时地抬头看看何其贵。如果何其贵的表情沉闷，垮着脸，她知道何其贵输了，就小声地叫鹏程出去玩。何其贵笑声爽朗，或突然变得特别健谈，她就在游戏玩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走到何其贵的背后，不说话，脸趴在何其贵的背上，一只手抱着他的腰，另一只手一下下抚摸他的背。她并不说话，只是嘴里发出轻轻的，并不让人讨厌的哼哼声。

每当这个时候，何其贵就会温柔地问她怎么了。她还是不说话。顶多，再伸出小手摸摸何其贵的头发或耳朵。

在何其贵的朋友们面前，采莲小猫样的示好，总是能让何其贵的心变得柔软。那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感觉到天伦之乐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把采莲抱起，让采莲坐在他的腿上，任由采莲的两只胳膊攀在他的脖子上，任由采莲枯黄细软的头发蹭着他的脸颊……而他的双手，依然熟练地搓着麻将。

过了会儿，何其贵烦了，就会轻拍着采莲的小屁股让她下来。采莲下来之后并不离开，而是再次绕到何其贵的背后，抱住他的腰，脸在他的背上蹭。蹭不了几下，何其贵就会从台布下面抽出两张钱来，递给采莲，让采莲“出去玩儿”。

那些钱，不多。是何其贵面前台布下压着的最小面额的钞票。有时候是五毛钱，有时候是一两块钱。虽然不多，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巨大的财富了。

小浣熊干脆面五毛钱一包，一袋拉丝糖八毛钱，一块钱可以买一个大苹果，两块钱可以买一包瓜子……拿到钱的采莲，俨然是我们姐弟三人的领导者。她兴冲冲地带着我和鹏程去马路对面的小卖店，把钱全部花掉，换上零食回来。

采莲并不小气，无论买了什么零食，她都不会独吞，而是平均分成三份，姐弟三人一人一份。我最大，吃东西最快，我总是会第一时间快快吃完。鹏程最小，但在吃东西方面，从来都不甘示弱，我刚吃完没多久，鹏程也吃完了。而采莲的那一份，她总是舍不得吃。她是一小口苹果能含在嘴里半个小时不咀嚼、直到糖分完全没有了，才肯下咽的那种小孩。我们都吃完了，她的零食还几乎没怎么动。

我毕竟上小学了，隐约知道“公平”的含义。我的吃完了，就去玩了，不再惦记采莲手里的。鹏程不一样，鹏程最小，在家里最受宠，他吃完了就找采莲要，要么耍赖哭着找采莲要，要么动手打采莲，让采莲把零食给他，要么就去找汪如菊，让汪如菊“主持公道”。无论采用哪种手段，最终，采莲手里的零食，大部分都进了鹏程的嘴巴里。

在这里，我不得不表扬一下汪如菊。虽然，鹏程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是何其贵宁可丢官，也要生下来的儿子。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无论何其贵多偏向于鹏程，汪如菊在处理我们姐弟三人的关系时，大都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她不是不偏心儿子，她的偏心隐藏地很深，这份偏心，一直到我们成年之后，才开始变得肆无忌惮。

鹏程来请她“主持公道”时，她总是会问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她了解到，鹏程吃完了自己的零食，要吃采莲手里的零食的时候，总是会笑着跟鹏程说：“你的已经吃完了，二姐给不给你，妈妈说了不算，二姐说了才算。”

若是鹏程哭闹或耍赖，汪如菊就会生气，不再抱他，会骂他几句，让他不要欺负二姐。鹏程见汪如菊不为他做主，气鼓鼓一边玩去了，汪如菊就会小声跟采莲说：“你是不是傻啊？你看你大姐，总是第一个吃完。你每次都舍不得吃，最后又都给了弟弟，你什么都没吃到。”

每到这时候，采莲都不作声。但是下一次，她还是舍不得吃，还是把那些零食都一点点给了鹏程。汪如菊每次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说，家里心最善的孩子是采莲。她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好，对父母孝顺，对大姐好，也护着弟弟。

汪如菊评价我，总是说我的心太硬，不懂得体谅人。小时候，我总是会因为她的这些负面评价而难过。后来因为听的太多了，就不难过了。但我还是很生气，气她在看到跟姐妹有关的电视剧时，只要姐姐不好，她就说，我跟电视上那个姐姐是一模一样的，而采莲，和电视上的妹妹一样善良。

《蜗居》这部电视剧播放的时候，我和采莲都已经成年了。我们在上海上班，汪如菊在老家伺候瘫痪在床的何其贵。她特意打个电话给我，跟我说她看了这个电视。我就跟那个姐姐一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妹妹的身上。而妹妹，非常善良，宁可给人做小三，也要拼命帮姐姐买房子。

她打电话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钟，那时候我正在公司加班。我忍耐着听她说这些话，在她停顿的时候，我一言不发地把电话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