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汪如菊话多，喜欢把一件事翻来覆去讲。讲一件事就能讲到另外一件事。尤其爱讲的是她参与过的、力挽狂澜的事情。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口头禅是“当时幸亏我……要不是我……还好我……要没有我……”

自我记事起，汪如菊就无数次跟我们说，她当年是怎样从何其贵的手里把采莲救活的。也无数次跟我们讲，她是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采莲从别人家抱回来的。小时候，每次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不可思议地看着汪如菊，不可思议地看着采莲。我甚至隐隐有些嫉妒采莲，同是一个家的女儿，我的身世平平淡淡，而采莲身上，却有这么多传奇故事。

而采莲呢，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像没骨头似的，靠在汪如菊身上，脸贴在汪如菊背上、或肩膀上，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汪如菊，嘴巴半张着，就像听到的不是她自己的身世，而是别人的故事。

采莲被抱回家之后，何其贵很生气。第二天就请假回来，要把采莲送走。汪如菊说：“你送过去我再去抱回来。”

“我送到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何其贵发狠说。

趁汪如菊休息，何其贵抱着孩子就走了。这次送得远一些，是另外一个镇子的一个村。从杨家口村走路过去的话，得天亮走到天黑，才能走到那个村。送走不到一天，汪如菊就从天亮走到天黑，把孩子抱回来了。

何其贵第三次把孩子送走，这一次，他死活都不肯告诉汪如菊，他把孩子送哪儿去了。

汪如菊左问右问问不出来，火了，威胁何其贵说：“你趁早告诉我孩子在哪儿，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去镇上闹，让你领导听听，你当初是怎么在没离婚的情况下，骗我怀孕，把我骗到手的。我也问问你领导，像你这样的人，能不能当共/产/党的干部！”

何其贵骗汪如菊的事儿，汪如菊一开始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动不动就在她面前提未婚先孕，拿这件事笑话她，她的婆婆、我的奶奶万秀慈跟她吵架的时候，也拿这事刺激她，说她是个不检点的女人，没结婚就和她儿子搞在一起。汪如菊就算再不想知道，也全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之前她有没有跟何其贵提过他骗她的事，这个她没跟我们说过，她只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过，何其贵是怎样骗她一个十九岁的黄花大闺女的。以她那肚里藏不住事儿的性子，我猜她大概提过也闹过吧！只是，事实已经如此了，在农村，离婚的女人低人一等，她闹一闹也只好就这样算了。

这时候，汪如菊为了打听到孩子的下落，拿他骗她说事儿，还说要告诉他的领导，何其贵急了，说了句“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女人！”，便把孩子所在之处告诉了汪如菊。

汪如菊再次出发了，采莲再一次地回来了。

万秀慈看出来了，汪如菊是铁了心要留下这个孩子，她跟何其贵发话了：“留着吧，锅里多添一瓢水罢了。”

可怜的小采莲，终于不用再被送走了。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早慧的孩子。

四岁之前的事情，我几乎都不记得了。四岁到六岁间的事情，记得的也不多。大部分事情，都是汪如菊跟我们说的。她什么都跟我们说，根本就没想过，我们都只是小孩子，有些话，并不适合跟小孩子说。

在村里，一直有个观念：无儿无后。家家户户，无论如何，都要生个儿子出来的。老何家自然也如此。

采莲留在家里，必然要解决户口的问题。因为还要生儿子，而儿子，户口一定是要上在自己家的。为了何其贵的仕途，采莲的户口，就不能上在家里。万秀慈的意思，要把采莲记在大姑姑的名下，汪如菊却不同意。不是她脑子轴，而是，她不信任万秀慈，她始终坚信，这是万秀慈的“换子阴谋”。

大姑姑比何其贵小一岁，结婚早，生孩子早，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我的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何其贵还没跟李爱莲离婚的时候，万秀慈就想把大表哥过继给何其贵当儿子，何老七不同意。何老七老观念，认为外孙并不是孙。

何老七在万秀慈面前，一直蔫了吧唧的。在这件事情上，却极为坚持。因为他的坚持，万秀慈便没有继续坚持。只是在我出生之前的那七八年，大表哥几乎一直是养在万秀慈身边的。我出生后的三四年，大表哥依然住在万秀慈家里，晚上跟万秀慈睡。

万秀慈想把采莲的户口上到大姑姑家，鉴于当时何其贵是镇政府公务员，我外公是村支书，这个很容易就能办到。那时候超生的村干部、镇政府公务员，都这样干的，汪如菊却死活不同意。采莲被送人的次数太多了，大姑姑家没闺女，汪如菊害怕，户口上到别人家，她女儿就是别人的了。

何其贵人聪明，耳根子却软。汪如菊进门之前，什么事情都是他妈万秀慈说了算。汪如菊进门了，虽然大部分事情仍然是万秀慈说了算，但经不住汪如菊一哭二闹三撒泼，这件事情，最终，他还是听了汪如菊的，把采莲的户口上到了家里。——他那个人，拖延症严重，想着总是要生儿子的，儿子生下来再说了。他年轻气盛，并没有想过，人生的很多次机会，就是因为他的“拖延”，而白白错过了。

采莲的户口上了，何其贵的处分就来了。鉴于连生了两个都是姑娘，何其贵也算是个“可怜人”，因此，虽然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但领导网开一面，何其贵并没有丢工作。只是党内通报批评写检查，降职处分，外加超生罚款一千元了事。

这件事，对于何其贵的仕途来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时候镇政府的公务员不少，但大都没什么文化。像何其贵这种，靠考试硬考进去的，还真是不多。何其贵本来有机会上大学，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拿不到推荐信，耽误了。但他比较有志气，虽然身在农村，靠购买教材，自学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函授班。又在几年后的行政干部考试（最初的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成功跃过农门，成了镇政府里一名光荣的公务员。

他和别的公务员之间最大的区别是，相对比较有文化。自他入职没多久，镇政府的公文基本都是他在写，镇领导的讲话稿，也是他来写。他不年轻了，但他升迁很快，一九八一年考上行政干部，一九八四年年初，就成了岗堰镇文化处的办公室主任。

一九八四年年初升职，一九八四年七月，何其贵的二女儿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出生，可谓是顶风作案了。党内通报批评写检查便也罢了，降职处分，可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他不再是办公室主任了，又变成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并且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污点在，以后的职业生涯，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而他，偏偏还要生儿子。不仅他自己想要儿子，他妈和他爹，都逼着他生儿子，不惜以死相逼。

那几年，何其贵心情特别不好，他怨恨汪如菊挡了他的前途，也怨恨采莲，偏偏不是个带把儿的。休息的时候，他更多的沉迷麻将，而不是回到乡下，看望自己的老婆孩子们。

正好在这个时候，汪如菊和万秀慈基本上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汪如菊硬气，从第一次吵架之后，就再也没叫过万秀慈一声“妈”，从此以后，这一辈子，她都没再叫过万秀慈“妈”。她对万秀慈的称呼只有四个字：死老婆子。

死老婆子自然不会帮她带孩子。当然，白天她要上班，也就勉强帮忙带一带了。晚上她一回家，就把孩子丢给她，不再管了。

死老婆子不仅对她不好，对她生的两个“逼丫头”，也非常不好。死老婆子衣柜的箱子里，依然储存着各种珍惜的吃食。汪如菊的两个女儿是看不见的，常驻何家的大表哥，一放学，就自己拿了钥匙开了箱子当着汪如菊两个女儿的面大吃特吃，待遇和曾经的何其贵一样。这让汪如菊非常怨恨。

因为怀孕及产后受的气太多，汪如菊的奶水一直不好。采莲非常瘦弱，常常生病。当然，按汪如菊的说法，采莲瘦是因为出生后遭了大劫难，差点被亲爸爸弄死了，才身体一直不好的。这都不可考了。

汪如菊反复讲的一件事是：家里的白糖罐子，大表哥一到家就抱着，坐在门槛上，一把一把抓白糖朝嘴里塞，地上满是蚂蚁，捡掉落的白糖吃。而她的女儿，想喝一杯白糖水都会被亲奶奶呵斥。

这一切，都让汪如菊下定决心，她不要再跟死老婆子住了。

老师的工作，她当然不会轻易辞掉，她办理了病休，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镇政府的公务员宿舍。只住了半年多，也就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她又怀孕了。

采莲出生第四个月的时候，汪如菊就被强制结扎了。可没到两个月，她怀孕了。结扎了为什么还会怀孕呢？这又是周院长的“功劳”了。

为了表示对好朋友尊夫人的重视，周院长亲自给汪如菊做了结扎手术。他什么都没有做，只让汪如菊在病床上躺了会儿，就起来了。

汪如菊怀孕第四个月的时候，检查出来了，是个带把儿的。为什么怀采莲那时候没检查，而这一个却检查了呢？那时候在农村，哪个女人怀孕了会去医院检查啊？何其贵是个赤脚医生，他并不知道，医院的仪器能提前检查出来性别。一直到采莲出生了，出事儿了，他跟周院长提起，才知道，原来还能提前检查性别。可惜来不及了，采莲已经出生了。

第三次怀孕，汪如菊总算怀了个儿子。何其贵让汪如菊回去，在老家待产。汪如菊不肯回，她不想跟万秀慈住一起。好说歹说总算回去了，没多久，又跑到镇上了。

四个多月的肚子，衣服刻意遮盖的话，其实是不明显的，但还是被明眼人看出来了。领导私下询问，何其贵承认确实怀孕了。

“政策越来越严厉，你不知道？”领导发了脾气。

何其贵都知道，他还在想办法呢！他以为，总能想到办法的。实在不行，先把户口上到别处，过几年政策松动了，再迁回来。总能想到办法的。

他没想到，暴风雨来的如此快、如此密集。

领导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某天夜里，两口子和两个闺女正在睡觉，突然，何其贵宿舍的窗户响了，他开了窗，一个关系好的同事气喘吁吁告诉他，领导带了人来捉汪如菊，要连夜送她去医院流产，正在来的路上呢！

两口子慌了，汪如菊匆匆穿了衣服，顺着另一条道跑了，连夜跑回了老家。到老家刚躺床上，何其贵派的人追来了，那人说，何其贵说了，家里也不安全，出去躲躲吧！

这个叮嘱太及时了，汪如菊离开后不到一个小时，镇上和村里来“捉拿”的人，就到了老何家的院子里。

杨家口村是福建省鹤秀市岗堰镇下面的一个小村庄。汪如菊拿着汪小山的介绍信，独自一人坐火车跑到山东省德州市汪小山原籍处的某远房亲戚家，一直住到生完孩子，孩子满月，才又回到杨家口村。

她回来的第三天，何其贵的处分就下来了。因为确实有才华，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务员队伍。他只是被发配到市里最贫穷的一个镇子下面的一个最贫穷的村子当村干部，解决扶贫工作。

那个村子多穷呢？穷到家家户户吃不起盐，得大脖子病。穷到政府下来的工作人员，都吃不上白面馒头，只能吃干瘪的玉米面窝窝头。

何其贵在何家，是独一无二，养尊处优的存在。在富裕的岗堰镇当了几年干部，更是养刁了胃口，只吃好的，吃不下差的。吃馒头都不吃皮的人，哪里吃得惯窝窝头呢？何况是一天三顿窝窝头。去了不到一个月，何其贵就受不住了，打电话回来，求领导体恤，把他调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其贵硬气，仗着有才华，领导偏爱，写了辞职信。第一封辞职信，领导没批。第二封辞职信直接送到市委，这一次，批了。

辞职信只是撒娇的手段，一直活在万秀慈羽翼下的何其贵非常天真，并没想过真要辞职，真要脱离公务员的队伍。领导批了，他傻眼了。那时候的何其贵并不知道，就算再有才，他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一次次触犯政策，触领导的逆鳞，就算再能说会写，领导也不可能一直替他兜着。收到批准报告之后，何其贵楞了很长时间，见大势已去，也只好乖乖卷铺盖卷回家，再一次的，成了一个光荣的农民。

如果说，四年的公务员生涯，对何其贵有什么改变的话，第一个改变是，他习惯了被捧着，被巴结着，很长一段时间调整不过来，以至于，其后的一生都没找准自己的定位；第二个改变是，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他多少还是为自己和家人捞到了一些好处，比如说，让自己一家五口，从离镇两个小时的村里人，变成了镇中心的村里人。

镇是由十几个村组成的。有些村离镇中心近，有些村离镇中心远。我们后来住的安苑村，就在镇上。离镇中心的步行街，只有几百米。

刚怀上鹏程的时候，汪如菊就告诉何其贵，她不想再住老家了。何其贵想到婆媳关系，想到儿子生下来他可能会挨处分，决定在镇上安家。他毕竟是镇政府公务人员，镇上各个村的干部，都巴结着他。当他表示想在镇上安家的时候，附近几个村的村干部，纷纷表示欢迎他去，批宅基地、落户的事情都好解决。

汪如菊刚怀上我弟弟何鹏程的时候，宅基地解决了，镇子附近一亩多地的宅基地，这在整个安苑村都不常见。鹏程出生前一个月，宅基地上的房子盖好了。前后五间大砖房，带院儿，一共也就花了两千来块钱。

那么大的房子，两千来块钱，也就勉强够买砖吧！其他的，水泥、瓦、木头等其他建筑材料，以及人工，据说都没花钱。为什么没花钱？因为何其贵是“官”啊！

那些送他材料，送他人工的人，不知道是否后悔过。他们大概永远都想不到，那个房子刚盖好，还没入住，何其贵突然就又变成普通老百姓了吧！

何其贵变成老百姓之后的一两年，朝我们家送东西的人还是不少，巴结他的人也不少。那些人并不知道，何其贵的处分是永久性的，他这辈子，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回到公务员的岗位上了。

一两年之后，我们家才真正的门前冷落车马稀。那一两年，何其贵并没有工作，他一直赋闲在家。而我的外公汪小山，也在那一年，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退下来，不知道跟何其贵被处分有没有关系，或许，多少有些关系吧！

我妈汪如菊在小学当老师，并没有编制。——她始终没考上编制。何其贵不再“当官”了，汪小山也不再当村支书了，汪如菊民办小学老师的职位，便也被人顶替了。那一段时间，何其贵和汪如菊，几乎一前一后，都丢了让村里人百般艳羡的工作。

在我还是个孩童时，我的父母谈论起何其贵“当官”时的风光，都非常遗憾，甚至还会感叹，如果当初没丢工作就好了。而那个时候，我总是会跟着他们畅想，如果我爸还是公务员，并一直升迁的话，我的日子也会很风光吧！如果我爸升到了省里，到了福州或厦门，我也就成城市姑娘了吧……一直到我成年之后，看多了人生起伏，懂得了些事情，才后知后觉地感到后怕：以何其贵那来者不拒，并喜欢炫耀的性子，以汪如菊那话多、嘴上没把门儿的性子，若何其贵还是公务员，并一直升迁的话，说不定哪天，他就上社会新闻了，而我，就成了别人私下里口口相传的“落马贪官的女儿”了，那心理落差，比什么都没得到过更难过吧！

其后的十多年，何其贵总喜欢回忆往事，回忆在镇政府工作时的场景。回忆的时候，他时而高兴，时而愤怒。高兴的时候，他跟着家人哈哈笑。愤怒的时候，他就指着采莲的鼻子骂：“都是你这个逼丫头，害得老子官都做不成了。”

小孩子是没有自己的三观的，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来自于大人。小时候的我，真的就以为，何其贵之所以当不成官，全怪采莲。而采莲，也一直在心里暗暗地责怪自己，都怪她，害得爸爸当不成官，我们全家跟着一起受苦。

一直到我十四岁、采莲十二岁的时候，何其贵提起这件事，还指着采莲的鼻子骂：“都是你这个逼丫头，害的老子官都做不成了。”，那一次，采莲的脸上没有露出惯常的自责和讨好的表情，而是很认真地问了何其贵一个问题：“我又不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不是儿子，你丢官怎么能怪我呢？”

何其贵当场被噎住了，但也就噎了几秒钟吧，他的声音更大了，他说：“要不是你个逼丫头先从你妈肚子里爬出来，挡了你弟弟的路，老子怎么可能丢官？”

采莲被噎住了，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含着眼泪，低低地说了一句：“我那时候要是能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出生的。”

——“至少不生在你们家。”这句话，采莲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写在了日记里，并没有直接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