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写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我就是汪如菊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其实不是。

汪如菊怀揣着爱情和肚子里的那团肉嫁到何家，没几天就傻眼了。婆婆很好，总是笑眯眯地，什么好吃的都让她吃。可那双眼睛太毒，总盯着她、观察她。虽然大多数时候总对她笑，但，每当她做错什么事或说错什么话的时候，婆婆的眉头总会不经意地皱起来。见她看见了，才又重新舒展了眉头，再次对她笑。

七个小姑子，没一个省油的灯。嫁出去的那三个就不说了，家里的四个，大到二十出头的四姑娘何兰芝，小到刚刚十来岁的七姑娘何兰娟，都会“不经意”地告诉她，以前的嫂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说的话就不说了，李爱莲是个沉默的女人，话可没有汪如菊多。最主要是做了什么事。都有些什么事呢？无外乎早上四点半起床煮两锅饭，饭煮好自己不吃，看着何家其他人吃，自己去喂猪、喂牛、喂鸡，人和畜生们都吃好了，才回来吃点锅边粥。吃完就洗碗，洗完碗就洗一大家人的衣服，洗完衣服再下地，从地里回来就做饭，做完饭就收拾屋子，等大家吃完就洗碗，洗完碗又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可真是天下第一好嫂子。

这些话什么意思，汪如菊再笨也听得明白，她们不就是说，以前的嫂子勤快，她得跟着她学么？她听得明白，可她不想明白。怀着身子，上一天班，在学校里带一天小孩就够累了，回来还要做这么多事情，凭什么啊！凭什么一大家子人都不做，就她做啊！她也不做。她就仗着肚子里的那团肉，不做饭不洗碗，饭好了第一个盛，吃完了碗一推，起身就走。

真要干活儿，只有两样她能接受。一是烧火，二是挑水。

烧火轻松，灶门前一坐，机械地朝灶塘里填柴就可以了，只运动一只手，其他的身体器官均可以休息。挑水也轻松。作为全家个子最高的人，自然也是力气最大的，她不挑水谁挑水？水缸不大，挑个三五趟，就满了，她就可以休息了。

万秀慈家用的水桶，是请人箍的老式木桶。圆胖而笨重。两只桶装满水，差不多有一两百斤重。水井离厨房大约两百米，装满水挑回去，可不是什么轻松活儿。这个活儿，万秀慈和姑姑们是干不动的。何其贵干得动，但他作为家里最金贵的人，自然是不干的。汪如菊进门之前，大部分时候是何老七挑水。若何老七忙别的事情，水缸里的水不够用了，就李爱莲挑水。李爱莲也挑不动，但是没办法。除了她，没人肯挑水。而做饭是她的责任，缸里没水，就做不了饭，到了饭点儿，大家吃不上饭就会抱怨。为了喂饱很多张嘴，为了避免被那些嘴数落，缸里没水时，挑不动，李爱莲也会强撑着去挑。挑不动一桶，就挑半桶。半桶都吃力，那就小半桶。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多跑几趟，水缸总会满的。

李爱莲被赶走后，做饭的任务，再次落到姑姑们的肩膀上。挑水这种活儿当然也是。汪如菊进门前，姑姑们颇多抱怨。汪如菊进门后，主动承担起挑水的任务，姑姑们自然是高兴的。万秀慈虽有些担心，但也只是交代汪如菊，走路小心些，不要摔着了。全家只有何老七，见汪如菊大着肚子去挑水，会让她放下担子，不要挑了。

若何老七回来得晚，见水缸满了，知道是汪如菊挑的，还会生气，骂姑姑们太不懂事，让一个有身子的人挑水。

每当这时候，汪如菊都会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我身体好着呢，再挑一缸都行！”

大话说多了会闪着舌头。汪如菊怀孕第五个月的某一天傍晚，她挑着两桶水从水井往厨房赶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脚底打滑，跌了桶、摔了跤。那一摔，非常狠，当场就血流不止，孩子没了。

是个男孩，就这么没了。

过了一年，汪如菊才再次怀孕，九个半月后，生下了我。

又过了一年多，汪如菊再再次怀孕，生下了我的妹妹何采莲。

我是一个被期待的孩子。

在我出生之前，汪如菊过了九个半月金贵的日子。因着前车之鉴，刚一怀孕，万秀慈就不许她做任何家务了，水桶更是摸都不让摸。因为曾经怀过一个男孩，何家上下就以为，汪如菊这次怀的依然是男孩。生下来之后，发现只是个“逼丫头”，万秀慈不是不失望的。

但我毕竟是何其贵的第一个孩子，是他机关算尽，千呼万唤，三十多岁时才拥有的第一个孩子，虽然是个女孩，他还是很高兴的。

那一年，何其贵刚考上行政干部，是镇政府的一名小小公务员。听说我快出生了，连夜赶回家，守了我和汪如菊整整七天，才又赶回单位上班。

在家的那七天，何其贵给我起了名字，还根据我的名字，留下了一副墨宝。

他给我起的名字叫“何田田”，取自一首汉乐府民歌。歌词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我的大名叫“何田田”，小名叫“甜甜”。何其贵留下的墨宝是这样一行字：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爱女甜甜出生五日留念。落款是何其贵。

何其贵的字写得非常好。因为个子矮，他一门心思想要“取长补短”，可是很认真地练过几年字的。后来，因为触犯了计划生育政策，贵被开除出公务员的队伍之后，我们家的生活没有着落，何其贵还曾学古人当街卖字。关于这件事，容我后面细讲。

何其贵本来只是一个油嘴滑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无业游民。因为“会做人”，倒也交了几个好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镇医院的周院长。

高中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何其贵没有工作，整日混在镇上，跟周院长学了些药理知识，学会了开药、打针。在我国广大农村医疗资源极其紧缺的七八十年代，高中毕业、懂些药理知识，能开药，会打针，就已经够资格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了。

在何其贵和汪如菊勾搭上之前的那些年，何其贵就是村里唯二的两名赤脚医生之一了。

村卫生所就在村委会旁边。天天见面，汪小山太了解何其贵的为人了：这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夸夸其谈，自以为有本事，实际上，只是满瓶不响，半瓶晃荡。眼睛不大，却极势力，明明家里成分不好，自己就是农民，还一天到晚自以为是，看不起没文化的农民。农民来看病，用鼻孔看人。而对村里的干部、镇上下来调查工作的干部，各种巴结，各种讨好，恨不得把村卫生所的药品免费赠送。

最让汪小山看不上的是，何其贵明明有老婆，却勾三搭四。但凡年轻的姑娘到卫生所拿药，各种笑话、段子、故事层出不穷，惹得姑娘们哈哈笑。

若不是村里实在没有其他医生可以用，汪小山是怎么都不会同意何其贵在村卫生所当医生的。

汪小山不喜欢何其贵，却很欣赏万秀慈。万秀慈是真的聪明，真的懂得审时度势，知道什么是低调，什么是涵养。而不像何其贵，聪明只在表面，只在嘴上。

虽然汪小山为自己的儿子争取了参军的机会，为自己的小女儿争取了成为小学老师的机会，但总的来说，在村里，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看透世间冷暖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了几十年的村支书，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他从来不对任何一个村民说狠话，他没有瞧不起谁，他对每个村民都如春风般温暖。他从没在没有事情的情况下，莫名其妙跑到某一个村民家里吃饭，给别人添麻烦。但凡有接待，需要到村民家里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交代其他的村干部，提前送些粮食或肉过去。村里每个人，都爱戴他，提起他的时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汪小山和前妻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早婚，没有一个人的婚事是他满意的。我的大姨，那个在母亲死后，以十多岁的年龄，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职责的大姨，在把最小的妹妹，我妈汪如菊照顾到十六岁初中毕业后，才匆匆忙忙结婚。那时候，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农村已属大龄，别人介绍了外村一个看着还算老实勤快的男人，她便嫁了过去。

这个婚事，汪小山并不满意，却没有多说什么。他的大女儿，因为家庭的变故，只上了一年小学便退了学，专心照顾家庭。我的大姨夫，一天书都没有读过，老实到木讷的程度，人也长得丑。汪小山希望大女儿嫁得好一些，却也知道，他们两个人勉强算是门当户对。所以，尽管不满意，在征求了大姨的意见之后，还是准备了嫁妆，把她嫁了过去。

我的舅舅，初中毕业就参了军。那个年代的义务兵很稀缺，回来之后，找找关系，一般情况下，是能安排一份正式工作的。比如说，去工厂里做工人之类的。

别小看工人，在那个年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收入低、税高，朝不保夕。而工人，却是铁饭碗，流水线上坐一坐，每个月都有钱拿。一个家庭里，能出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工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舅舅回来前一个月，汪小山就到处活动，找关系想把舅舅安插进市内的厂里。舅舅回来后一个月，工作基本谈妥了。只等下个月，那边手续走完，就可以去上班了。可就在上班前两天，舅舅说，他不去市里上班，他要和他的一个初中同学结婚。汪小山暴跳如雷，想要动手打舅舅，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快五十岁了，而舅舅只有二十多岁，舅舅的身高和外公一样，又在部队练了好几年，存心躲的话，外公都近不了舅舅的身。

最后，舅舅说了实话，他把女同学的肚子搞大了。他得娶她，否则，她的两个哥哥不会放过他。

女同学比舅舅大两岁，外公本来是不同意的。但外公爱面子，不愿意让人说三道四，背后戳他脊梁骨，就勉强同意了。那个女同学，就成了我的大舅妈。外公同意婚事的条件是，乖乖到厂里上班，别再折腾，舅舅答应了。

大舅妈不愿意舅舅去厂里上班，怕他成了工人就不要她了。舅舅去厂里只上了半年班，经不住大舅妈闹腾，辞职回到乡下，再次当了农民。

我的舅舅，把一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而我妈汪如菊，却被一个男人把肚子搞大了。偏偏那个男人，是汪小山怎么都看不上的混子。也难怪汪小山暴跳如雷，揪住汪如菊就暴打了一顿，还非要她去打胎。

汪如菊跟何其贵走了，就给外公留了个条，还说什么，逼她她就去死。汪小山没有再逼她，只是，不再跟她来往。不仅不认何其贵这个女婿，也不认汪如菊这个女儿。

汪如菊在村小学当老师，汪小山是村书记，两人隔三差五总会见面。汪如菊主动跟汪小山打招呼，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理都不理。汪如菊的第一个孩子掉了，坐小月子的时候，汪小山狠着心没去看她。何其贵考上行政干部，要去镇政府工作，何家大摆筵席，邀请村里人吃饭，汪小山没来，也没让他的妻子来。

一直到我出生了，办满月酒的时候，汪小山才请了乡下乐队，吹吹打打，送了几套家具过来。那些家具，漆成了天青色，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嫁妆家具颜色。送到何家时，上面盖了红布，印了大红“囍”字，和大姨出嫁时，外公送的嫁妆几乎一模一样。汪小山用这种方式，承认了何其贵这个女婿，承认了何家的这门亲事。

和大姨当时的嫁妆不同的是，汪小山还送来了“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

这三大件，是农村婚嫁之必备。一般来说，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提出要求，男方家买好，婚礼前送到女方家里，婚礼当天和娘家置办的家具一起，被盖上红布，吹吹打打送到男方家。

两年前，我奶奶万秀慈把汪小山叫到家里，说亲事的时候，问过汪小山，有什么要求。汪小山一句话没说，走了。可是这时候，汪小山不仅送来了嫁妆，还送来了本该男方准备的“三大件”，这是示好，却也是赤裸裸的打脸。毕竟，这三大件，不是婆家出钱，而是娘家出钱买的。三大件里的缝纫机和自行车，都是单件。唯独手表，本该是一双，一只男表，一只女表。汪小山送来的手表，只有一只女表，那是给她女儿汪如菊的。他女儿选择的丈夫何其贵并没有。尽管那时候，何其贵已经是镇上的干部了，他却并没有收到老丈人送来的手表。

汪小山通过这份嫁妆表明他的心意：我对这门婚事并不认可，但现在孩子都生了，那就这样吧！

万秀慈看到这份嫁妆时，愣住了。但也就只愣了三秒，笑容立刻又堆在了她的脸上，她热情地招呼汪小山，把“亲家”让到了上席，不提往事，各种敬烟敬酒敬茶，好菜好饭招待。

本地乡下的满月酒，孩子出生后半个月就会举办。彼此，我妈汪如菊还在坐月子。汪小山坐了会儿，没吃饭，抽了根烟，喝了杯酒，寒暄了几句，就离了席面，进里屋看望汪如菊去了。这是自知道汪如菊和何其贵苟且之后，汪小山第一次主动跟汪如菊说话。

汪小山说：“嫁了人，就不是小姑娘了。从此以后，是好是坏，就只能你一个人承担了。你婆家人多，复杂，你婆婆是个厉害的。你在婆家受了什么委屈，不要告诉我。告诉我，我也帮不了你。你也不要告诉你男人，他也帮不了你，你只能自己解决。你好好把孩子养大，熬个几十年，孩子出息了，你就出头了。”

见到汪小山走进房门的那一刻，汪如菊又惊又喜又委屈。她以为，父亲已经原谅她了，他们父女俩，伴随着我的出生，和解了。却没料到，父亲会跟她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汪如菊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爹……”，便梗着嗓子说不出话来了。汪小山不管汪如菊的情绪，只打开襁褓看了看我，拍拍汪如菊的肩膀，就离开了。

汪如菊以为，她的父亲并没有原谅她。即使，她和何其贵的孩子都生了，他依然没有原谅她。其实不是的，他早就原谅她了。他只是为她感到难过。这份婚姻，将带给她的磨难，只有二十来岁的她，根本就想不到。而他，在得知她和何其贵在一起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他曾经试图阻止，他却没办法阻止。他说的那番话，是建议，是忠告，同样也是对小女儿的祝福。他说，“受了什么委屈，不要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做到。而其后的每一次，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但凡小女儿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都是他出面，帮她解决。就连她的子女上学缺钱，都是他提前料到，提前准备好，等她来借的时候，第一时间拿给她。

这是汪小山式的父爱，女儿不听话，他能为她做的，也只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