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兵遣将，让杨勇到新疆领兵打仗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交恶愈演愈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面目和领土扩张野心暴露无遗。百万苏军直逼中苏边境，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外患日甚，内乱堪忧。本已被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搅得身心疲惫的毛泽东，正面临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为严峻的危机，来自身边亲密战友的生死挑战。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因急于“黄袍加身”，开始了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秘密活动。

　　与人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明察秋毫，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洞若观火，几招出手，便化险为夷。林彪得知企图暴露，顿时乱了方寸，1971年9月13日从北戴河仓皇出逃，连夜劫机飞往苏联。飞行途中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夫妻及其儿子一行被烧成焦尸，成了飘落在异国他乡的奸魂野鬼。

　　苦心孤诣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只差一句“山呼万岁”的副统帅，不仅急于抢班夺权，还要叛国出逃。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举世瞠目。

　　是可忍孰不可忍！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毛泽东的激愤可想而知，但他却不痛不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一代伟人用他特有的气度，把中南海内外的惊愕化解了，然而老人家内心的痛楚常人是难以理解的。“9·13”之后的毛泽东，身体渐渐衰弱，神采亦非昔日。“9•13”像一根拔不出来的刺，卡在毛泽东的喉头。

　　毛泽东毕竟是驾驭战略全局的军事家。“9•13”余震未消，老人家立即调兵遣将，全面作出准备打仗的人事安排，以防外敌可能乘机发动的军事冒险。在这个背景下，杨勇和一批开国战将重获自由并被委以重任。

　　毛泽东分析苏军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后认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方向，将是敌军突击的主要方向，由此得出“三军用命，‘三北’为重”的结论，把几员赫赫战将分别放在“三北”4大军区的要害岗位上。杨勇于1972年5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协助陈锡联主持军事工作，主管作战、边防事务。

　　毛泽东运筹帷幄，共和国危机缓解。这时距林彪摔死才半年多时间。

　　1973年5月下旬，杨勇接到让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十大”、批林整风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参加会议的大军区领导都是司令员、政委，唯独沈阳军区多去了一位副司令员。杨勇有点纳闷，问陈锡联是怎么回事？

　　陈锡联回答：“你的工作有变动。”

　　“到哪里？”

　　“新疆！是毛主席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杨勇顿了片刻说：“新疆？那我得去！”

　　杨勇在关押期间，被折磨成严重的肺气肿，先一年重新分配工作时，他曾表达过到南方几个军区工作的想法，后来听说是毛主席点将让他去东北，杨勇二话没说，接到命令就去报到。不到一年时间，东北大地的兵营和阵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杨勇以“革命不拼命，不算真革命”的精神，想在垂暮之年只争朝夕，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要求落实到白山黑水的大地上。突然听到要去新疆工作，对他这个解除隔离才一年多的人来说，还真是有些始料不及！

　　中央关于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决定，是周恩来正式通知杨勇的。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两次同杨勇谈话，讲了中央决定他任职的来龙去脉和新疆军队与地方的基本情况，向杨勇提示了去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但是关于两次谈话的内容，鉴于新疆领导层当时的复杂情况，杨勇对外传达还是有所保留的。为了维护领导班子团结，杨勇主要是通过实际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1977年8月，杨勇恋恋不舍地告别呕心沥血4年多的新疆，再度回到北京，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全面工作。但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部队团结中潜藏的问题，杨勇仍然时刻密切关注着。

　　1980年底，身居军委副秘书长的杨勇与另一位副秘书长韦国清向军委建议，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宣化到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当主任。

　　李宣化是杨勇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时很看好的年轻干部，可“文革”以人画线，李宣化在正军职岗位上竟被摁了10年。杨勇对李宣化寄予厚望，他要当面向李宣化亲传真经，让他了解新疆的特殊性和工作的复杂性，做好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

　　任职命令刚刚下达，李宣化便接到杨勇秘书的电话，让他去301医院，说首长要同他谈谈新疆的情况。秘书叮嘱李宣化，为不耽误首长的治疗和休息，希望谈话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李宣化按时赶到病房，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愣住了。杨勇脸色憔悴，两眼深陷，鼻子上插着吸氧管子，吊在床头上的液体，通过淡黄色的软管无声无息地滴着，把维持生命的能量缓缓地输进杨勇的身体。

　　护士看到李宣化进来，笑呵呵地对杨勇说："首长，不要犯纪律哟，谈话不能超过半小时啊！说完，冲着李宣化笑了笑走出病房。

　　李宣化明白，半个小时实际上是说给自己听的。进病房之前他已经看到，还有五六个人在病员活动室排队，等着进来请示工作、探望首长呢。

　　护士离开病房，杨勇拿下吸氧管，示意李宣化坐下后笑着说：今天下午再不安排来人了，你马上要去新疆工作，我把当年周总理和我的几次谈话给你说说，对你下一步工作有好处。我在新疆那几年，尽力按总理的指示精神，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干扰不少，也没有打仗，总算稳住了局势，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军队的乱象也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但新疆是重灾区，林彪、“四人帮”流毒深，地方、军队的派性都没有根除，有些人还在那里分“保皇派”、“造反派”、“老新疆”、“新新疆”，这方面的破坏力很大。你去新疆工作，要防止这些东西的干扰。新疆情况特殊，领导层关系复杂，仗也可能一时打不起来，但准备打仗的思想不能松，加强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工作不能松。

　　李宣化专心致志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听着听着，他发现老首长不讲了，面色也凝重起来。过了一会儿，杨勇才重续话题，开始了对周恩来谈话的深沉回忆。

　　杨勇掐着右手指头说：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今天想起来好像还在眼前。1973年5月通知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到了北京才知道，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讨论决定，让我到新疆军区当司令，还要兼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会议结束前，总理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意见，到新疆去身体行不行？很多同志都知道，我是在总理直接干预下才被解除关押，回京治病的。那时看到总理抱病工作，力挽狂澜，还抽出时间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心里百感交集。

　　总理告诉我：军委原来想安排我去总参，毛主席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机关缓一步不要紧，新疆急需要人，还是先到新疆去。新疆情况复杂，是第一线，要准备独立作战，苏联打我们，就要从新疆开刀，要派能打仗的老将去。老将出马，一个顶两。把杨勇、韩先楚放到新疆、兰州坐镇，我们在西北胜算的把握就大了。仗能不能打起来，要看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更要看我们准备得怎么样，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敢轻易动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叫有备无患。

　　总理一席话，让我打消了去新疆的顾虑，我向总理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总理当时还劝我戒烟，说戒了烟身体会更好。

　　杨勇说：那一天，我没有向总理讲我身体的真实情况，也不好讲呀！我被林彪一伙关了6年多，得了肺气肿给的药不顶用，腿摔断了留下后遗症，后来连爬楼梯都困难。但我讲这些病会让总理为难，实际上总理那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我只是向总理建议，多年没做地方工作，现在地方的情况和刚解放那个时候不一样，能不能不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让熟悉新疆情况的王恩茂同志去。总理说，也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很大，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暂时还是不去为好。总理再次强调，中央决定我去新疆，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新疆战略地位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加上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个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还说我熟悉华北，也了解东北，下一步再把新疆的情况摸清楚，可以更好地给中央出主意，提建议。

　　我向总理表示：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尽自己的力量做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政治局又开了3天新疆工作会议，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

　　杨勇休息了一会，才缓缓地说：6月1日的会议是总理主持的。总理那天的讲话是给新疆的同志敲警钟。总理讲：“9•13”事件以来，至今快两年了，林彪的幽灵还在新疆游来游去。苏军几十个师摆在新疆当面，我们自己的同志没有忧患意识，还在那里打内战。主席讲，新疆要准备打仗，要准备独立作战、长期作战，需要个老将去改变这种情况，把大局稳定下来。中央决定，杨勇同志去新疆工作，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同志就不回沈阳了，会后同大家一起去新疆。

　　第2天、第3天的会议上，叶帅和先念同志都讲了话。主要精神和总理讲的一样，都是强调加强团结、准备打仗。

　　新疆工作会议结束后，总理又把我留下，进一步向我讲了新疆的形势和领导干部的情况。总理再次嘱咐我：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要求我去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就好办。再就是要搞好战备，军队的事情主要由我管，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搞战备，新疆要立足自力更生，独立作战。天山是新疆坚持长期作战的依托，要下决心经营天山，搞活天山。总理特别提醒我，要对新疆情况的复杂性和工作的难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是个多事的地方，不容易搞。老实讲，现在让我去，也未必能搞得好。总理指示我到新疆后要特别小心，要多听少说，不要随便表态。

　　总理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我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同志，于6月4日分乘两架专机飞抵乌鲁木齐。机舱里人不多，说话的人更少。几个大烟枪吞云吐雾，沉思不语，都在回味总理、叶帅和先念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大家意识到，中央对新疆的工作是很不满意的，对新疆的形势是很不放心的。也知道总理找我谈过两次，但不知道谈了些什么，他们不好问，我也不便讲，于是机舱里的气氛更沉闷了。

　　同机的人大部分都抽烟，我因肺气肿严重，平时尽量控制吸烟，但看到周围香烟环绕，烟瘾也被诱发了，几次想伸手摸烟，几次又把手缩了回来，最后还是烟瘾占了上风。抽烟时我想到埃及总统纳塞尔戒烟时说的话。纳塞尔说过，戒烟像和情人诀别一样艰难痛苦。我没有和情人诀别的痛苦经历，但有戒烟的艰难体会。杨勇说完自己也笑了。

　　杨勇有所感悟地说：人要克服不良嗜好，是需要责任心鞭策的。想到总理嘱咐我戒烟时的语气和眼神，一路上我没有再抽第二支。我再一次提醒自己，去新疆是准备打仗的，身体是打仗的本钱，身体垮了还打什么仗呀！

　　飞机在云层上空飞行，蓝天无涯，白云缥缈，杨勇心里却轻松不起来。

　　杨勇回忆说：总理6月1日讲话时，他被会场所有人的目光罩住了。目光中传递出不同心态，有人热情，有人冷淡，也有人将信将疑。

　　总理的讲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杨勇此去，是要改变新疆局面的。想到这里，我的心头压力陡增。联想到后来总理向我谈到新疆的形势和干部的复杂情况，我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内忧外患并存的工作环境中，我要挑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飞机落地了，我的心还没有放下！

　　杨勇告诉李宣化：本来去新疆就有压力，总理同我谈话后压力更大了。总理说，让他去也未必能搞得好，我去了能搞好吗？过去打仗，再难缠的敌人也没有让我失眠，那几个晚上还真是没睡好。

　　杨勇在深沉的缅怀中，结束了周恩来同他几次谈话的回忆，满怀希望地对李宣化说：总理当年这些谈话，现在仍有很强的指导性，好好领会精神实质，对你开展工作是有好处的。

　　半个小时到了，杨勇握住李宣化的手说：宣化同志，你是个老宣传干部，新疆部队的好典型多得很，要好好宣传。特别是高原边防上的同志，吃不饱氧气，吃不上青菜，连稀饭也煮不熟，用牺牲健康守边卡，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的精神。

　　这天下午的谈话，像一台无形的导航罗盘，始终指引着李宣化在新疆工作的方向。5年之后，乌鲁木齐军区同兰州军区合并，李宣化升任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深有感触地说：“在新疆工作，就像在天山公路上行车，方向盘把不稳，肯定要出事。是杨司令的告诫，我才在复杂的局势中没有迷茫。”

　　其实，杨勇对去新疆工作干部的嘱托，何止李宣化一个人！刘震、吴克华、肖全夫、谭友林、谭善和、刘海清等同志到乌鲁木齐军区工作时，都从杨勇那里知道了当年周恩来对新疆工作指示的主要精神。这些精神像优质遗传基因一样，让新疆后来的领导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