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藏学一宗师

　　——王尧先生头七祭

　　被沈卫荣教授告知王尧先生撒手人寰的那天晚上，我一时茫然，枯坐良久，只顾自言自语：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按说我已年逾古稀，有了“存亡惯见浑无泪”的阅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脑中盘桓，痛惜之情始终无法自抑。几经辗转难寐，索性披衣下床，想把心底的哀痛诉诸笔端。未料刚刚写下题目，眼睛便模糊起来。拭去眼角的泪水，再次动笔还是没有写成。孤灯长夜，闭目卧床，念兹在兹，何时入睡竟浑然不知。

　　今天是王尧先生的头七，按照民间传说，先生的魂灵是要回家探望的。但探望谁呢？夫人已先他而去，子女大概也返回欧洲，孤魂归来难免凄凉，一如他终老前的单身日子那样。于是我在唏嘘中不禁发问，中国有几个王尧？一代藏学宗师的最后时光，何以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和重点关照？是缺钱吗？肯定不是。那缺什么呢？

　　对学界泰斗生前不能尽心关爱施仁，身后却精心编织哀荣，真是匪夷所思！

　　近十多年来，随着对季羡林、冯其庸、王尧先生的求教增多，他们在我心中已臻圣贤。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活瑰宝，是中国文化的活载体；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仅让同辈高山仰止，就是后学翘楚恐怕一时也难以企及。于是他们能跨入期颐之年、走进人瑞之列，便成为我的夙愿。然而天意难测。本以为在今年王尧先生米寿庆宴上，还有机会再请他释疑解惑，未料先生却于寒岁的冷漠中悄然离去！这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逝去的又一位我心中的学界巨擘。

　　王尧先生学贯汉藏，蜚声中外，在世界藏学界久负盛誉。我对先生的敬慕攀附，缘起《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大型图册的策划。2007年春，经冯其庸先生举荐，该图册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佛教造像鉴定专家王家鹏研究馆员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依托李巍先生收藏的明清金铜佛像合作编撰。其主旨在于借助这批珍贵文物，拓展汉藏佛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研究视野，对汉藏民族交融、佛教交融的历史进行新的探索，把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王家鹏与沈卫荣都是王尧先生的弟子，沈卫荣更是先生经年嫡传的高足，是国内外藏学界的后起之秀，两人珠联璧合，殊为难得。季羡林、饶宗颐、冯其庸、王尧、谈锡永等名宿得知这一喜讯兴奋不已，先后命笔题词撰文，期待大作早日告成。

　　编撰工作开始之前，王尧先生已两度仔细参观过佛像展示，感慨置身于这批金铜佛像前时，顷刻之间仿佛到了别有洞天的艺术殿堂。受邀为图册题词，先生却表示题词不足以表达心情，他要专门写文章谈谈感受。不久，年过八旬的老先生便以“汉藏佛教交融汉藏佛像辉映”为题，撰写了一篇美文。先生在文中希望，把其编成世界一流的佛教造像图册范本，编成流芳千秋的传世之作。文章言简意赅，哲理通达，令人百读不厌。后来我主编《汉风藏韵》一书，将此文列为首篇先乡食。

　　王尧先生得知我在驻疆、驻川部队首脑机关工作期间曾多次进出西藏，先后造访过几十座蒙、藏寺庙，于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日渐增多，及至后来已无话不谈。有一次我向先生介绍参观古格王国遗址的情况，他听得仔细，问得仔细，并对自己有生之年不能亲往考察而深感遗憾。我把参观古格王国遗址后吟成的诗句呈给先生请他指点。诗中写道：“吐蕃衰微遗苍凉，古格王国落八荒。雪山夕照听鸦啼，不该裂土乱封疆。”先生听完即席点评：“裂土封疆可谓找到了古格亡国的根子。吐蕃、古格是这样，中原历代王朝有哪朝哪代又不是这样呢？家天下者难免社稷不保！”

　　王尧先生60多年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曾在先生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国家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统一的国家，不管是汉族还是藏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汉人，还是藏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汉藏两个民族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宗教上早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国际上“一些可能是出于无知，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舌灿莲花，不顾历史事实地否认明代汉藏两个民族间十分紧密的政治和宗教关系”，“这显然是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明代汉藏关系史缺乏起码的了解而自以为是的谬论”。王尧先生依据文献史实和实际亲历而作出的这些论断，有如金石掷地，在国际藏学界弓胞强烈反响，收到了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真实的效果。藏传佛教北美宁玛派谈锡永上师告诉我，王尧先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以流畅藏语所作的学术报告，使他的海外粉丝与日俱增，赢得了国际藏学界正直同行们的真诚敬重。

　　王尧先生把“汉藏交融，美美与共”的哲理作为学术导向，始终坚持不渝。我多次聆听先生借用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名言，赞颂藏文化源远流长、璀璨厚重，是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勉励学子，研究藏地、藏人、藏学、藏传佛教，一定要发掘藏文化的珠玑瑰宝，努力做到眼无遗珠。王尧先生在这方面更是率先垂范，堪称师表。集藏族民间格N哲理大成的著名诗集《萨迦格言》，就是由他耗费心血译成汉文，连续几个月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的。这也是王尧先生研究藏传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在王尧先生看来，“展示汉藏、藏汉佛教艺术特点，不但对于我们重温汉藏佛教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建立汉藏两个民族间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关系大有助益，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这一全国人民共同的民族认同，树立起各个民族同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王尧先生的博大胸怀和宽阔视野，是同他与西藏僧俗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分不开的。

　　王尧先生专攻藏学，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十多部。有些文章和专著被公认为藏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他是这一领域无出其右的拓荒者。就连南宋小皇帝赵被蒙古军队俘虏后，千里颠沛到萨迦寺埋名落发，融通藏文，成为卓有成绩的译师这一千古悬案，也是王尧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古藏文资料中发掘的。每次讲到这个故事，老先生总有一番感慨，叹息赵舄后来蒙冤罹难是悲中之悲。否则，他可能成为旷世译师。即使在今天看来，赵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王尧先生通过发掘文献资料捕捉蛛丝马迹的治学态度，获得了国内外藏学界的一致认同。他钩沉探微的治学定力和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堪称学界一大楷模。

　　王尧先生博古通今，兼融汉藏。他与海外藏学研究的权威机构和学术名流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藏学研究的方向和成果，同时也时刻关注国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前几年王尧先生看到国学研究领域一时热度“爆棚”、鱼龙混杂，常常于喜忧之中发出感叹，认为国学不能把范围搞小了，把内容搞少了，更不能把博取噱头的说书调侃视作国学研究之道。他与季羡林、冯其庸先生同时主张，要用“大国学”的视野研究国学、弘扬国学。2008年6月27日，受冯其庸先生之托，我同李巍先生专程去301医院就国学研究有关问题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季先生在交谈中说道：“国学不等于儒学、汉学，中华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用大国学的观念看，不光包括儒释道，还应当涵盖少数民族的主流文化，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我把季先生的看法转告冯其庸先生、王尧先生后，两人都很高兴，鼓励我把同季先生的访谈写成文章发表，以矫正国学研究中的小视野和片面性。后来我在《文景》杂志和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哲人归大夜千古传圭璋》的文章，传递了几位先生的“大国学”观点，对国学研究的内容拓展和方法求实还是有所助益的。

　　作为一代藏学宗师，王尧先生始终奉“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圭臬，终身身体力行，不曾懈怠。他对尧门弟子教诲不倦，对别家学子解惑不烦，对有所作为的门生多有嘉勉。有一年我翻阅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发现陈庆英、沈卫荣的名字赫然在列。陈、沈两位教授都是王尧先生的得意弟子，我不清楚这部通史还有多少名人在列，但尧门两弟子同时并列于《中国通史》却实属罕见。王尧先生见我对此事颇为吃惊，禁不住粲然一笑：“荀子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愈讲得更明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给他们几位搭过梯子，但能爬到高处，主要还是凭他们自己的努力。现在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只要继续用功，完全有实力攀上藏学研究的新高峰！”从这番谈话中不难看出，先生对陈庆英、沈卫荣两位教授的骄人业绩是深感欣慰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读书》杂志刊发的王尧先生为沈卫荣教授撰写的一篇书评。书评的题目是《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所评沈卫荣的著作为《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在这之前，先生曾问我对沈卫荣教授的专集《寻找香格里拉》一书的看法，我当即告知诸多心得，尤其是回应顾彬的那篇文章使我获益匪浅。先生点头称道，说他打算为该书写一篇评论向读者推荐。后来虽未读到先生的书评，但该书脱销再版，估计先生是知道的。收到先生《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的书评时，我发现该篇评论的内容其实涵盖了《寻找香格里拉》与《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篇目。在这篇书评中，年过八旬、归隐林泉的王尧先生按捺不住高兴，竟戏称他也成了沈卫荣的粉丝。从这样亦庄亦谐的激赏，足以看出王尧先生对沈卫荣海外学成归国的兴奋心情。在先生看来，“卫荣毅然归国，冀为中国西域研究尤其是藏学事业培育薪火，实为至佳的人生选择”。这样的厚爱较之其先师于道泉对高徒王尧的厚爱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沈卫荣教授以深掘精进的学术成果回报恩师厚爱，也使王尧先生看到了弟子们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

　　在编撰明清金铜佛像的大型图册时，王尧先生多次讲过，汉藏交融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金铜佛像，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真凭实证，是明代汉藏两个民族间十分紧密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关系的象征。对这批金铜佛像的归宿，王尧先生十分关注，多次嘱咐藏家选择汉藏佛教交融重镇建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对我提出的“把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的主张，王尧先生亦给予首肯，认为这是让文物“重见天日”、让观众“饱享眼福”的最好选择。他还把当年为了弄清大黑天神（摩诃葛剌）被蒙古人奉为“国之护法”的根由，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查找浩瀚资料、遍访“国师”遗迹的艰辛向我作了介绍。后来佛像图册举行开光发行仪式，王尧先生高兴得修饰仪容，正装出席，当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陈放在面前的金铜佛像图册是他平生见到的海内外佛教最好的图册，堪称汉藏佛教交融的最新硕果。

　　王务先生是一位令人起敬的贤者、学者、长者。他身材伟岸，面相方正，举止儒雅，谈吐幽默。但凡涉及藏学佛学问题，他从不居高临下，总会于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名言中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口服心服。由于早年遍历藏地河山，广交藏民僧俗，精通藏文藏语，加上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和表达技巧，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藏学界的声望与日俱增，高朋云集，成为中国在国际藏学界的不二权威。20多年前，哈佛大学梵文与印度学系资深教授兰纳德（LeonardW.J.vanderKuijp）总觉得自己的中文名字“王德古”不大称心。因仰慕王尧先生的学问，后来恳请先生为其另赐一中文名字。兰纳德是美籍荷兰人，先生盛情难却，略加思索，便借用荷兰语的谐音，建议兰纳德将中文名字改为“范德康”，之后又对此名含义详加解释。范德康听后喜不自禁，将其中文新名遍告天下朋友。从此，很多人只知这位梵文和印度学大家的中国名字，却不知道他的荷兰名字。一次在京诸友雅聚，我问范德康教授如何报答王尧先生赐给他中文名字。答曰：“敬酒！以醉为敬！”说完，他站起来请王尧先生浅酌，自己毕恭毕敬连干数杯，在场诸君皆大欢喜。

　　往事如烟，难以尽述。2015年12月17日晚，王尧先生在不忍割舍的藏学萦绕中倒下了！

　　王尧先生走了！他走出了我的视线，但永远走不出我的怀念。

　　王尧先生辞世隔日，我曾口占一首七绝表示哀痛，今录于后，作为对先生的永久怀念。

　　悼王尧

　　投身雪域正风华，露宿风餐共落霞。

　　一代宗师归大夜，千贤抛泪咏《萨迦》。

　　2015年12月24日

　　（2016年2月28日发表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