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后面的隐形人

　　佛教造像研究专家暨敦煌学专家孙国璋先生

　　自从国学大师陈寅恪对日本人提出的“敦煌学”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拓展以后，敦煌学便成为一门独具魅力的国际显学。一百多年来，在敦煌学专家的榜单上，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先贤和一大批后俊名字赫然在列。可是打开“百度百科”，对孙国璋先生的介绍，包括出生年月在内，仅仅只有一百多个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不能再简约的介绍中，孙国璋的专业特长被定位为主要研究佛教与佛教造像，对先生为之奉献青春年华和念兹在兹的莫高窟考古研究连一个字也没有提。这是对历史的漠视，还是对事实的漠视，外人不得而知。最近我收集敦煌学专家的资料时才发现，孙国璋是新中国第一位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女学生，是最早离开中国科学院北京考古研究所投身莫高窟研究的女学者，是参与发掘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并撰写发表第一篇论文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女专家，还是《中国佛教早期图像》《丝路文化瑰宝一敦煌》《观世音菩萨》《魏晋南北朝文化一宗教篇》等专著和文章的独立撰稿人，亦是《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像》（合编）、《简明中国文物辞典》（合编）等书目的编著者。可是这位视学问为五岳、视名利如杯水的谦谦君子，却在人们的记忆中沉没了。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敦煌从事了20年石窟考古工作，研究了一辈子莫高窟藏经洞艺术，孙国璋至今不认为自己是敦煌学专家，只承认自己是个有敦煌工作经历的普通研究人员。然而历史已经公正地给孙国璋的学术地位定格，作为研究佛教造像艺术的专家和敦煌学专家，孙国璋是当之无愧的。

　　时下隐身北京鲜为人知的孙国璋，在即将叩开90岁大门之际，依然治学不辍、诲人不倦。她常年闭门谢客，却对登门求学的弟子照旧传道授业解惑，对心驰神往的莫高窟依然关注有加。她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自勉，手不释卷地阅读最新考古文献，捕捉最新出土文物信息。她在数以千万字计的莫高窟笔记中钩沉探微、吹沙淘金，把其中最为珍贵的资料送给学生，激励他们攀登敦煌学研究的高峰，让敦煌这颗世界文化遗产皇冠上的明珠，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知徒莫若师。孙国璋先生的老师宿白先生认为，在敦煌学研究的现代名人榜上，孙国璋的名字是不可缺少的。宿先生是当今中国考古界的泰斗，桃李满天下，阅人无数，他对孙国璋的希冀，不光是看重她的学问底蕴，更看重她的人品操守和治学态度。宿先生是在孙国璋心田中播下研究敦煌学种子的第一人。

　　1951年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室里，宿先生给刚刚入校的学生们讲课时说，敦煌文物遭受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西方强盗掠夺一百多年了，而发源于中国的敦煌学比西方的研究也落后了一百多年，就是和日本比还有五六十年的差距。敦煌文物被盗和敦煌研究滞后，是中华民族应当反省的两大教训，是笼罩于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心头的烟云。被掠夺的文物难以追回，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一定要赶上西方和曰本，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娴静的孙国璋听着老师声情激越的讲课，和同学们一样心潮澎湃，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她们这一代人很可能是敦煌学研究新局面的开拓者。让孙国璋始料不及的是，10年之后她真的走进敦煌学研究人员的行列，并在那里实现了为中国文物考古发掘贡献绵薄之力的梦想。

　　因缘际会，孙国璋是在一个偶然机会中和莫高窟结缘的。1958年秋，孙国璋修完考古专业，以优异的成绩走出北京大学校门。因为结婚养病生孩子，五年制的考古专业她整整学了七年。孙国璋还没来得及考虑毕业后的去向，中国科学院北京考古研究所已经把学习考古专业的三名学生的档案提走了。因为学过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印度佛教，考古专业理论扎实，谙熟英语、粗通俄语，又有摄影、测量、绘画基础，几位老专家打算把28岁的孙国璋作为业务骨干用心培养。

　　然而等待孙国璋的既不是整理考古资料，也不是从事野外发掘，而是和另外两个同事上兰州出差，参与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的组建工作。具体任务是动员接收从西安向兰州搬迁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尽快充实西北分院的科研力量。孙国璋突然间面临一项全新的考验，她的责任心和执行力遇到了挑战。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与不熟悉的组织和人员打交道，还得了解科研机构异地搬迁的政策、程序、问题和应对困难的办法。面对完全生疏的工作，孙国璋没有畏惧，她把兰州之行看成是补充自己知识缺陷和素质短板的机会，抓紧时间在做足功课上下功夫。

　　出发前，孙国璋详细了解接收工作的政策规定，预判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向上级和周围同事请教做思想工作的经验。规定出发的时间一到，她把两个不到5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丢下千丝万缕的牵挂，志志不安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兰州一一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西北重要的商埠，自西汉起就被称为“金城汤池”。孙国璋完全拥护国家在兰州设置中科院西北分院的决策，但能不能动员陕西几个科研所搬迁到兰州，她确实底气不足。从北京出发时，她的校友和爱人已经在兰州和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上往返了三年多的工程师于克礼告诉她，兰州经济发展落后，地理环境、工作条件、生活水平都比西安差，要她做好铩羽而归的思想准备。

　　实际情况被于克礼不幸言中。孙国璋和北京考古所的两位同事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前后耗费了两年多时间，在西安和兰州之间往返。他们不厌其烦地去西安进行搬迁动员，登门做思想工作，但S迁的事情却没有多少进展。西安考古研究所的同道告诉孙国璋，陕西是文物大省，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八百里秦川遍地都是历史遗存，连老百姓的房檐上下都可能有秦砖汉瓦，搞考古的跑到兰州是弃长就短。任凭孙国璋说得嘴巴起泡，也没一个人愿意去兰州。

　　孙国璋一行陷入无奈之中，在煎熬中等待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的最后决定。在兰州两年多的时间里，孙国璋没有轻掷光阴。工作之余，她四处搜集文物考古文献，在中科院西北分院情报研究所查询资料，用刚刚学会的打字技术打印整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储备知识。孙国璋在兰州等待接收陕西几家研究所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所长听到后，专门到兰州考察孙国璋的业务能力。经过几次面对面交流，常书鸿对孙国璋的专业能力十分欣赏，恳切动员孙国璋去敦煌实现考古发掘的抱负。孙国璋当然高兴，但去不去敦煌不是她能做主的，她向常书鸿表示，只要上级有调令，她随时可以去敦煌报到。常书鸿高兴得两次上北京，想说服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考古研究所把孙国璋调到敦煌去工作，但都无功而返。孙国璋见去敦煌的希望可能落空，陕西几家研究所又没有搬迁的动静，只得做好返回北京的思想准备。

　　常言道，机遇总是青睐高素质人才的。1961年秋，孙国璋正在兰州街头漫无目的地徘徊，蓦然间发现北京考古所的马德志老师也在街头散步。马先生是孙国璋上大学时主讲考古发掘课的老师，见到孙国璋又惊又喜，得知接收工作一时没有眉目，当即表示由他向北京考古所领导反映，让孙国璋随他去敦煌搞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的发掘工作。马德志告诉孙国璋，这是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下达的任务，是国家立项的课题，让孙国璋参与发掘对她以后的发展有好处。考古所考虑到孙国璋老悬在兰州也不是办法，时间长了难免荒废业务，便同意了马德志的要求。不久，孙国璋随马德志先生走进了她梦想中的艺术。

　　孙国璋面前的敦煌，植被稀疏，四顾荒凉，野风经常卷着沙土扑面而来。可是一踏进莫高窟窟区，孙国璋才知道什么是文化瑰宝，什么是艺术殿堂，她仿佛置身于梵天净土，被各种造型的佛像和壁画吸引得目不暇接。马德志为了在天冷之前抢时间发掘，不等孙国璋细看洞窟，便指定她负责发掘53号窟前的建筑遗址。

　　53号窟是盛唐时期开凿的一座大窟。据文字记载，与之EE配的窟前寺庙规模亦恢宏壮观。遗址被好几米厚的沙土覆盖着，马德志经过测算，大体划定了遗址位置，孙国璋随即开始了她独立发掘遗址的工作。上大学时老师曾领着他们三个学习考古专业的学生参与过几次考古发掘，但发掘的遗址是王侯将相墓，学生们只能看着老师和民工小心翼翼地挖坑刨土，自己动手的机会很少。时下孙国璋独当一面负责发掘，既可以动口又可以动手，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她一边指导民工掀开层层沙土，一边仔细扒拉每一锹沙土中的小件文物，从中发现诸如耳环、织锦、铜扣等容易遗漏的衣饰。不到10天工夫，当埋在沙土下面的唐朝方砖露出地面时，遗址的规模和结构展现在孙国璋面前。在马先生的指导下，孙国璋以严谨的态度实地测算、拍照、绘图、制表，并做了详细笔记，一次采集的资料数据达5万多字。一个多月后，孙国璋根据实地发掘观察的情况和采集的资料数据，撰写了学术报告《敦煌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这是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研究史上的第一篇报告，是敦煌艺术研究领域的一次突破。马德志十分看好这篇报告，并把它推荐给《考古》杂志发表。

　　进入10月，民工回乡过冬，窟前遗址发掘只得暂时停止。发掘兴致正高的孙国璋又随马德志回到北京，第二次进了北京考古研究所的大门。

　　三年多过去了，从北京到兰州，从兰州到敦煌，孙国璋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着预设的专业目标靠近时，没承想又回到了她熟悉的北京。她脸上留着被戈壁风沙摩挲过的痕迹，手上留着被铁锹把子磨出的老茧，再回到北京考古所时，倒是有些不适应了。说不清心中的是离开莫高窟的惆怅，还是对再回莫高窟的向往，总觉得自己已经同那座魅力无穷的艺术宝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国璋眼里，那里的每一座洞窟都是一座文物富矿，都是考古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已经上小学的两个儿子，怯生生地看着风尘仆仆归来的妈妈，眼里露出迷茫的神情。孙国璋能看出孩子对母爱的渴望，但她没有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放在孩子和家务上，她要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为可能再回莫高窟工作储备知识。孙国璋把所里有关莫高窟的书籍和文献搜集起来，潜心钻研，请教师友，释疑解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通了一些在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孙国璋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品格和才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国璋返回北京后，常书鸿多次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考古研究所信函联系，希望调孙国璋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哪怕借调几年也可以，但却迟迟没有回音。远在敦煌的常书鸿哪里知道，北京考古所正当用人之际，孙国璋还没有发光发热，当然不愿意把她放走。常书鸿情急之下，一年跑了两次北京，当面同几个部门交涉，表示不给孙国璋他就待在北京不回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1963年秋天，常书鸿终于把孙国璋从北京考古所“挖”到敦煌去了。

　　调令下达之前，孙国璋征求爱人和父母亲的意见，请他们帮助自己拿主意。于克礼支持孙国璋服从组织安排，认为去敦煌学有所用，能发挥考古专业的特长。母亲担心敦煌生活环境艰苦，要女儿考虑成熟后再作决定。父亲对母亲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敦煌当地9万人能安家立业、生儿育女，孙家的女儿为什么就不能去？工作调动是组织的决定，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留恋城市生活，不想去艰苦地方工作，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也不是孙家的家风！孙国璋后来多次讲过，父亲是个寡N少语的人，留在她记忆里的话并不多，但这几句话却像警钟长鸣，随时都会在她脑子里发出响声！她理解父亲是为了化解母亲顾虑说这番话的，当即表示自己不怕艰苦，只要能在敦煌艺术研究中做出成绩，就是多吃几公斤沙土也心甘情愿。

　　1963年深秋，孙国璋告别父母和孩子，给远在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上的于克礼发了一封电报，第二次登上西去柳园的火车，从那里转乘汽车，前往敦煌艺术研究所报到。孙国璋到研究所才知道，一个多月前她的学妹樊锦诗也被常书鸿要到敦煌来了。樊锦诗被分配在美术组，孙国璋被分配在考古组。樊锦诗是孙国璋毕业之后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考古专业的，两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在外行眼里，考古发掘就是挖坟掘墓，一辈子和沙土泥巴打交道，工作又脏又累，能搞出多少名堂？但在孙国璋看来，考古发掘是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敬畏，是对祖宗勤劳智慧的礼赞，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孙国璋始终认为，文化是国家的根本，是民族的血脉，文物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抢救文物就是抢救文化、传承文化。秉承这个理念，她正式上班没几天，就全身心地组织窟前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此，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年轻女子，身上没有名牌大学的影子，脸上没有富家小姐的痕迹，有的只是三伏天的汗水、三九天的冻伤。

　　老子讲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让孙国璋想不到的是，这项看起来不难不大的发掘工作，一干就是四年多。四个春夏秋冬，她和同事们呕心沥血，精心发掘，不仅从40多座窟前遗址的地基砖石中找到了一些洞窟开凿的年代依据，为研究窟内建筑、造像和壁画提供了新的佐证，还绘制了模拟遗址结构的平面图。后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依据这些图纸缩小比例，做成了窟前建筑坍塌前的模型，为莫高窟增加了一道古老而新颖的景观，也为瑰丽的敦煌艺术增加了新的内涵。令人遗憾的是，这几十具饱含孙国璋心血的模型，多数已经被岁月吞嗤得残缺不全，但孙国璋相信，总有一天这些窟前建筑的复制景观还会同游人见面。

　　就在孙国璋埋头发掘遗址时，她耗费心血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论文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国内反响不大，但在国际敦煌学界引起轰动，在日本敦煌学界反响尤其大。这篇发掘报告让全世界知道，敦煌不仅有莫高窟、藏经洞，还有曾经辉煌过的窟前建筑，而沉睡遗址中的瑰宝，又隐藏着中华文明多少秘密呢？全世界的考古学界再一次把目光向敦煌聚焦。

　　堪称石破天惊的《敦煌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报告后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再次引起轰动，国内外专家纷纷申请要去敦煌勘察。就在这时候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研究热潮，被“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吞了。

　　孙国璋获得了殊荣，但没有人知道生活煎熬留在她心底的灼伤。最使孙国璋焦虑的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三字经》留给后人的遗训。可这两条都让孙国璋犯难。丈夫于克礼作为水利部的骨干工程师，常年在刘家峡水电站的大埂工地上操劳，连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也落实不了。10岁的大儿子于建达一个人住在刘家峡水电站兰州办事处，日常生活完全靠自己打理。9岁的小儿子于建桥跟着孙国璋，在敦煌县城上学。县城离莫高窟50里，孩子吃住者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设在县城的办事处，星期六晚上接回，星期天晚上送走。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孙国璋身为人妻、人母，难免为丈夫和孩子牵肠挂肚。

　　于建桥初到与北京有天壤之别的敦煌时，根本不相信这个四野苍凉、草木稀疏、飞沙走石的地方将是他要长期生活的地方。再看看母亲的房间陈设，除了泥台子书架和硬板床，剩下的就是土炉子、泥墩子，连吃饭的筷子也是用红柳枝削成的。晚上不光没有电灯，煤油也要定量供应，灯捻子撮得又细又短。于建桥背着孙国璋同几个从内地刚到研究所的小朋友合计，准备找机会逃离敦煌，返回北京。可是当听说莫高窟附近白天晚上都有狼群出没时，孩子们再也没有过逃离莫高窟的念头。

　　于建桥所在的小学，敦煌的同学不会说普通话，于建桥又听不懂敦煌话，整天生活在陌生孤单的环境中。为了使孩子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孙国璋鼓励孩子主动和本地同学交朋友，同时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给孩子补习功课。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尽管孙国璋耗费心力补课，小儿子的成绩还是上不去。晚年的孙国璋回忆起这段艰辛日子时不胜感慨地说，小学教育是人生的起跑线，起跑时没有跟上去，再朝前追就困难了。六七年过去了，孩子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敦煌方言，但北京和敦煌的巨大反差在儿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一辈子也没有彻底消失。长大后兄弟俩能理解父母的无奈和苦衷，但刘家峡和莫高窟却使两个儿子的命运离开了于克礼和孙国璋希望的轨迹，而且挣扎了一生也没能逆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大串联，学校停课闹“革命”，正上初中的于建桥被送到乡下，成为党河水库大坝上接受再教育的下乡知识青年，那一年于建桥只有14岁。后来水利部有个干部到党河水库检查工作，得知于建桥是于克礼的小儿子，严肃批评了敦煌的做法，将未成年的于建桥调到张掖学开汽车，使这个少年有了一门终身受益的实用技术。

　　被于克礼带到石门水库工地接受再教育的大儿子于建达，勉强读了初中，16岁时被铁道部宝鸡电化器材厂招工录用，后来与师傅在当地农村的侄女结婚成家。郁闷的心情与生活的重负，使这个儿时充满梦想的翩翩少年，安葬完父亲的骨灰还未满三周年，自己却在花甲之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孙国璋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中大病一场，又坚强地挺了过来。于建桥虽然按政策规定回到北京，并与一名普通女工结成连理，但受初中文化程度限制，只能从事一般性的工作。父母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又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权威专家，于克礼还是国际水利大埂委员会两个中国委员中的一个，而两个儿子和儿媳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孙国璋埋在心底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但孙先生不怨天尤人，她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嘱咐儿子一定要做好本分的工作，什么时候也不要让组织为难。

　　孙先生告诉我，她能在敦煌静下心来搞专业，是受了父亲家国情怀的影响。父亲是北京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又是留学曰本7年的心外科医生，但学成后毅然回国。卢沟桥事变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的父亲不说日语，不和日本人交往，不为日本人做事，与在中国的日本朋友也断绝了关系，在医院只说汉语和英语。张家口战役之后，政府一声号召，他和医院几位同事立即奔赴东北救治伤员。临走前父亲告诉全家老小，这是国家的安排，是他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不能提任何条件，克尽全力救治伤员，是他这个外科医生的责任。这些话在孙国璋脑子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有一段时间，孙国璋得知丈夫和孩子都渴望全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而且北京好几个单位也希望她回去，便动了把两个孩子带回北京读书的念头。可这个念头一萌生，父亲的话就像北斗星一样在她脑子里闪烁。从此，她再也没有想过要离开敦煌。即使在生活、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想过要与命运抗争。在孙国璋看来，工作岗位是国家根据需要安排的，你不服从安排想调动，不是与命运抗争，而是与国家抗争！这样做不符她家的家风，也不是父亲的遗传，更不是她的性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孙国璋暗自下定决心，要像春蚕吐丝那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莫高窟，献给敦煌学。

　　孙国璋在敦煌最难熬的日子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破四旧”的风暴席卷全国，连世界洞窟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莫高窟也未能幸免，窟前建筑遗址的发掘被迫中断。修复洞窟的工匠们由于对研究所知识分子喜欢侍弄花花草草有看法，对研究人员秋季还能分享窟前果园收获的四五百斤苹果、梨有意见，以“破四旧”为名挖掉了窟前的全部果树，铲除了草坪和花坛，但对洞窟的“四旧”谁也不敢动一镢头。泥瓦工清楚，莫高窟的文物是国家的宝贝，有些文物还是工匠们经手修复的，他们对洞窟的保护意识和研究人员一样强烈。当研究所按照上级要求，动员全所人员用土坯和泥巴封闭洞口时，泥瓦匠成了骨干，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只用了半个多月就把该封的洞窟大门全部封死。

　　孙国璋和她的同事本以为，把洞窟封死，莫高窟就不会遭到厄运，但兰州传来的消息却让大家陷入新的惊恐慌乱之中。

　　消息说，兰州大学要组织造反团到敦煌“破四旧”，把莫高窟里的“牛鬼蛇神”砸得片甲不留。噩耗传来，全所群情激愤，个个心如火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经请示上级同意，研究所再次全员动手，同当地农民齐心协力，把敦煌到莫高窟的公路挖断了几公里，使汽车根本无法通行。

　　莫高窟幸免于大劫不久，孙国璋和一部分同事被下放到敦煌县的一个公社劳动锻炼。孙国璋和同事分头住在社员家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听社员倾诉轻易不对外人说的心里话，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却使她终身受益。在同社员们实行“五同”的日子里，孙国璋还学会了一些农活。农民纯朴的品格、吃苦的精神、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净化了孙国璋的心灵，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为她准备在敦煌待一辈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从公社劳动锻炼回来，洞窟没有启封，书籍不知去向，孙国璋没有浪费年华，立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整理过去积累的资料上。这些资料是洞窟被封前采集的。当时考古组和美术组的研究人员，每人都有一套洞窟钥匙，可以随时进入洞窟临摹或考证。冬季遗址发掘工作停工之后，洞窟便成为孙国璋的唯一去处。她每次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洞窟，零距离地观察、测试、计算和拍摄照片，而后把窟内的雕塑、壁画的年代、规模、质地、色彩和故事内容记录下来，

　　晚上去陈列室，围着一盏汽灯和20盏煤油灯，对照佛教经典，查寻窟内雕塑和壁画所展现故事的来龙去脉，考证确凿无疑后再整理成文字保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孙国璋在青灯黄卷中采集整理了南区100多个洞窟的完整资料，各个洞窟中佛像的前世今生、壁画的故事梗概，孙国璋大都了然于心，这为她后来撰写《丝路文化瑰宝一一敦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她成为研究佛教造像艺术的专家。调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后，她多次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全国县级文管所所长培训班讲课，对莫高窟建筑、雕塑、壁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常能信手拈来，讲述精彩迭出。学生们普遍反映，听孙老师讲课，有一种跟着教授级导游参观莫高窟的感觉。

　　孙国璋治学严谨，即使是熟悉的专业领域，她也不囿于自己整理的资料。每次接到授课邀请，她都要尽可能搜集新资料予以补充。她要求自己在做学问上丝毫不能掺假，哪怕不拿片纸只字能讲两三个小时的课，事前也要写成讲稿，以备经得起学生查问和同行检验。

　　孙国璋先生秉持人生有涯学无涯的求学理念。莫高窟洞窟启封后，她又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佛教造像上。她从学习佛教造像演变历史入手，观察窟内不同时代佛像的趋同与差别。时间久了，孙国璋渐渐能够分辨出各个朝代佛像的主要特征和细微节点。由于敦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是通往西域和吐蕃的重镇，吐蕃辖治敦煌又长达60余年，因此，莫高窟的佛像不仅表现出不同王朝喜好的风格，而且也表现出相连地域的不同风格。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以及中国新疆、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莫高窟的佛教造像艺术。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的时间久了，孙国璋渐渐发现，不同时期塑造的佛像，受到了斯瓦特风格、东北印度风格、克什米尔风格、尼泊尔风格的影响，也有西藏造像风格和中原造像风格的影子。孙国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莫高窟造像风格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些造像是佛教中国化的载体，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对莫高窟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使得孙国璋具备了鉴别佛教造像的扎实功底。后来她被甘肃省博物馆借调了一年多，有机会亲眼目睹、亲手触摸、亲自鉴别历代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金铜佛像。孙国璋识别佛像的知识和鉴定佛像的眼力，得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文博同行的充分肯定。段文杰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前，曾带领孙国璋等人去新疆考察了鄯善吐峪沟、库车库木吐拉和拜城克孜尔等佛教石窟。新疆之行的一个多月，丰富了孙国璋对西域佛教洞窟文化的了解，她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物色的佛教造像鉴定专家的不二人选。

　　1978年8月，经过几轮专家评定和逐级报批，孙国璋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她为之沉醉的莫高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鉴定佛教造像的首席专家，同时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佛教造像鉴定专家组成员。

　　四

　　离开本来一辈子也不想离开的莫高窟，回到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北京，主修考古和佛教艺术专业的孙国璋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工作。陈列部是研究展品陈列的部门，有关佛教艺术品的陈列内容并不多，但馆藏文物中有不同材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尺寸、不同工艺的佛像、法器和唐卡，有些唐卡上的佛教故事竟与莫高窟壁画中的故事同宗同源，这使孙国璋大喜过望。除了负责培训各种展览的讲解员，她把其余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研究和鉴别馆藏佛像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孙国璋对各种金属佛像的大同与小异、宏观与微观、早期与晚期、真品与仿品、鎏金与不鎏金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鉴别方法。在学校打下的美术功底，在莫高窟观察临摹积累的经验，不但使孙国璋鉴别雕凿、雕塑、雕刻、堆积、组合等类型洞窟佛像的能力有了长足进步，而且使其鉴定金属佛像的水平也有了新的跃升。这期间国家文物部门连续十年举办全国县级文管所所长培训班，孙国璋每期都要担负佛教艺术这一课题的授课任务。为了把课讲好，孙国璋博览群书，查阅文献，搜集国内外最新考古成果,力争每一课都能给听众打下知识的烙印。她坦诚地对学员讲，她不懂文物管理，只能就佛教艺术的鉴赏识别、考古发掘和文物资源的保护价值讲讲自己的看法。由于授课联系中国文物历史，联系莫高窟艺术实际，联系外国文物保护事例，又能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得深入浅出，孙国璋的授课每次都获得好评。擅长讲文物考古课和佛教造像课的名声传出去以后，北京好几所大学和文博单位陆续邀请她去授课。孙国璋白天忙完本职工作，晚上还得精心备课，即使是已经讲过的课目她也要修订补充，绝不炒冷饭、照本宣科。孙国璋认为，知识积累就像爬楼梯，每一个台阶都要踩到实处，不然就爬不上去。她把每一次讲课，都看成是学养的积累和咀嚼，都是不断消化吸收的机会。

　　孙国璋早年精读过《中国通史》，选修过“二十四史”，但对中国文物史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部文物事业局组织专家编写《简明中国文物辞典》，孙国璋作为编纂骨干被抽调过去，参与这项填补我国文物领域空白的工程。编委会成员都知道，被戏称为“破六朝”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王朝更迭频繁、战乱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文物词条编纂起来难度很大。编委会让个人选题时没有人愿意碰这个时期的词条，最后只得指定孙国璋担任组长，会同另外两名同志，完成“破六朝”时期的词条编纂工作。孙国璋在莫高窟研究过两汉、三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史，对始兴于北魏、继续于两晋和南北朝的洞窟文化造诣深厚，但她没有满足于已有的学问。一边搜集相关资料刻苦补充知识，一边撰写自己分担的词条，同时还要对其他同志撰写的词条逐字逐句地统稿，孙国璋怎么也没有想到，530多个词条竟然花了他们五年多的时间。孙国璋和同事们的心血凝结成文字，《简明中国文物辞典》成为国内外文物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文物词典编纂工作结束时，孙国璋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担子还等着她挑。1989年，国家文物局把孙国璋、杨文河借调出去，同北京故宫博物院四位老师傅一起整理海关查抄的金属佛像。这批佛像重量达120多吨，数量达20余万件，是改革开放后不法分子向境外走私时被各地海关罚没的，海关按照规定将收缴的佛像送到北京，装在麻袋里，堆在故宫博物院一间大屋子中。文物局指定的故宫四位老师傅，说是孙国璋、杨文河的助手，其实都是从琉璃厂磨炼出来的高手，他们虽然不熟悉佛经和佛教故事，但都有一双经年累月练就的火眼金睛。佛像一上手，即使没有款识，单凭翻来覆去地看几遍、摸几遍，也能分清铸造的材质、年代和风格。孙国璋有佛教造像理论的扎实基础，又熟悉鉴别洞窟佛像的知识和方法，也懂得鉴定金铜佛像的基本常识，但同与佛像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几位老师傅相比，她发现自己在感性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孙国璋抓住机会向老师傅们请教，从造型、服饰、法器、铆钉、焊接、痕迹、键金、键银、镑色、包楽等细节上学到了不少真学问，鉴定佛像的理论和实践水平都有显著提高。文物局当时要求，古代佛像和藏传佛教造像的识别鉴定，是整理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对夹杂其间的宫廷造像更要重视。孙国璋、杨文河同老师傅们据此精神，把鉴别精品放在明清时期宫廷造办的金铜佛像上，为国家保留了一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其中西藏、青海等地拉回去的各个时期的佛像就装了一节火车。现在有人凭个人收集的信息说，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铸造的金铜佛像仅有两三百件，孙国璋听到后不禁哑然失笑。她告诉笔者，文物贩子也知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把传世永宣佛像说得越少，佛像的价格就越高，浑水摸鱼的人捞钱的空间就越大。

　　1990年，孙国璋到了退休年龄，也收到了退休通知，但领导却明确告诉她既不能退更不能休。此后，除了不担负行政事务，孙国璋的业务工作量反而有所增加，邀请她授课的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也越来越多。但工作再繁忙，孙国璋也没有放松整理莫高窟的资料，并且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约写的《丝路文化瑰宝一敦煌》一书。这本不到8万字的专著，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对河西走廊的前世

　　今生，对敦煌古城的兴衰枯荣等重大史实作了精到通俗的介绍。在这部著作中，孙国璋挑选莫高窟有代表性的70余座洞窟，运用自己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作了生动形象的叙述，内容简繁得体，文风朴实清新，成为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艺术的重要参考书目。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孙国璋这部销售一空、一书难求的专著，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书的印数，不知道再版的次数，也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稿酬，出版方转送的三本书被她的学生一抢而光。

　　孙国璋把名利看得很淡，晋职都听组织安排。有一段时间，文博单位的某些公职人员“走穴”，社会上有些文物倒爷多次希望孙国璋出山站台，有些被人捧上天的所谓鉴定家也多次想拜她为师，但都被孙国璋拒绝，她不想让蝇营狗苟的逐利者玷污自己的名声。在有关单位组织专家集体鉴定文物时，孙国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是一，二是二，即使有不同看法，在对方拿不出充足根据之前，她不会放弃自己的判断。后来孙国璋发现，经她和另几位专家鉴定的一件文物，估价只有几万元，送到另外一个搞鉴定的人手里，居然估了80万。孙国璋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成了有些文物利益团伙既想请又怕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孙国璋对她器重的学生说：“国家拿钱养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我们为传承民族文化做点事情，我们不为人民负责，只向钱看，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为了个人捞钱，我可能早就搬到自己的别墅住去了！”

　　抱着为传承民族文化做点事的态度，孙国璋对组织交给的任务从来没有打过折扣。1996年一天，有位领导对66岁的孙国璋说，西藏正在建设博物馆，上面让馆里派个专家去拉萨帮助指导，谈了几个人都说去了担心身体不适应，不知道孙老能不能给馆里帮个忙，助西藏博物馆一臂之力，时间在20天之内。领导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孙国璋感到很为难，毕竟自己是个66岁的退休老人，光靠吃苦精神有可能完不成任务。回家后她把领导的想法给丈夫说了，于克礼认为，看看西藏博物馆的佛教藏品，对以后的佛教艺术研究肯定会有帮助，便鼓动她做好准备，还是去一趟为好，实在撑不住再回来也比留下遗憾强。孙国璋没料到说好20天时限的任务，她做了四个多月才回到北京。

　　在西藏博物馆帮助工作期间，自治区文物局的同志对孙国璋敬重有加，不但陪她参观了大昭寺、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等寺庙、宫殿，而且还向她展示了许多珍贵的佛像藏品。孙国璋不仅为西藏璀璨的佛教文化所震撼，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汉藏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交融历史。西藏之行的收获，进一步丰富了孙国璋的学识，也对她研究莫高窟在吐蕃时期开凿的洞窟艺术有了新的启发。

　　2007年10月，已经78岁高龄的孙国璋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吕章申馆长的电话，受邀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佛像鉴定专家步连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佛教艺术鉴定专家王家鹏等八九位权威人士共同组成专家组，由吕章申亲自带队前往成都，从收藏家李巍先生鉴藏的金铜佛像中为国博挑选一批精品。那一天，孙国璋一行走进李巍的佛像展厅，视觉上被精美绝伦的佛像冲击得眩晕，心灵上被民族文化遗存震撼得狂跳。吕章申组织专家从数百尊佛像中挑选了22尊精品带回北京，充实了国博的馆藏佛像。2009年4月8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国博在人民大会堂为李巍先生无偿捐赠的金铜佛像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22尊鎏金佛像陈列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熠熠发光，融汇汉藏，贯通古今。孙国璋目睹眼前的珍贵文物，心头滚过一层热浪，她为李巍先生珍重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所感动，更为李魏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自此以后，李魏先生在北点的金铜佛像收藏馆，成为冯其庸、金维诺、王尧、步连生、孙国璋、王家鹏、沈卫荣等先贤后俊和外国友人切磋佛教文化、探讨佛教艺术的重要场所。

　　2016年8月，当孙国璋听说有人无端攻击120峰会期间的金铜佛像展览时，老人家对几个胡说八道的人嗤之以鼻。她不无讥讽地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让他们先把金铜佛像的ABC学好，再张开乌鸦嘴说三道四去吧！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任务。即将迈向九秩年华的孙国璋先生坚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能生生不息、绵绵不断！一定能魅力无穷、风采盎然！

　　2017年11月11日

　　（2018年1月23日发表于《当代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