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忆母

　　中秋节到了。中秋月，是团圆梦最美的见证。

　　连续几夜云翳蔽天，万籁俱寂，听不到落叶飘零的声音。

　　梦中，我兴冲冲地回到老家，跪在母亲面前叫了一声：“妈！”母亲愣了一下，继而惊喜地流我的母亲王玉琴着泪说：“我儿回来了！”

　　我像小时候一样扑进母亲怀里，'的一声哭了。

　　苦涩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进喉咙，我被呛得连声咳嗽。梦醒了，我却咳得更厉害。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听到母亲的答应声了。母亲走了45个年头，我也步入76岁的门槛，但思念父母的祈愿，像埋在记忆深处的种子，一做梦就发芽，一做梦就被泪眼婆娑而呛醒。

　　一

　　今夜，梦又把我牵回母亲的身边。记忆中的往事，像母亲纺车上的棉线在脑中缠绕，剪不断，理还乱。我掀开被子坐在窗前，擦着泪水，眺望云头，心又回到童年。

　　依稀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左邻右舍的母亲都会领着娃回娘家拜年。一块儿耍的娃拜年回来，总会拿着大人们给的压岁钱在我面前炫耀。这时候我常常不服气地跑回家，哭闹着要母亲领我去舅舅家拜年。母亲每次都会把我揽进怀里，一边给我擦泪一边自己流泪说：“舅舅家搬到外县了，路太远，等你长大了妈带你去！”我听后不再纠缠，一心盼着自己早点长大。

　　家乡有舅舅过元宵节前给外甥送灯笼的习俗。看到人家娃的舅舅送灯笼，我又哭闹着问母亲，舅舅咋不给我送灯笼。母亲依旧流泪哄我：“舅舅让人捎的灯笼还没到，正月十五灯笼才能捎来。”母亲没有骗我，元宵节晚上，我和弟弟都挑上了红彤彤的小灯笼，只是没见过舅舅的影子。那时我并不知道，灯笼是父亲用竹器换来的，父亲是篾匠，一只小竹篮能换三个的！

　　年复一年，盼望给舅舅拜年和舅舅给我送灯笼，成为我的心病。我在盼过年又怕过年的日子里走进学堂。

　　上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快到了。母亲昼夜纺线织布，忙活全家人的过年衣服。奶奶怕我又纠缠给着要舅舅家拜年，终于对我讲了我想不到的实话。

　　那是个很冷的傍晚，奶奶招呼我坐到热炕上，长吁短叹地说：“全绳！不要再缠着给舅舅拜年了。你妈是保旗寨人，她爹妈没有儿子，只生了姊妹俩。你姥爷姥姥入土早，她姐一出嫁，只剩你妈一个人，你爷爷跟你姥爷是结拜兄弟，怕你妈再受人欺负，就接到咱们家来了。”

　　奶奶说得凄凉苦楚，我听得半信半疑，还想再问明白时，母亲放下手中的擀面杖走过来说：“你奶说的是实话，你懂事了，知道了也好，省得妈过年老哄你们弟兄俩。”母亲起初说得很淡定，说着说着眼泪掉了下来。我看出了母亲的苦楚，从此再没提过拜年、送灯笼的事情。母亲被爷爷奶奶收养后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一无所知。

　　爷爷生前是走村串乡的兽医，读过四书五经，会说《封神演义》，在方圆几十里的口碑很好，但身体单薄，我出生几年前老人家被重感冒夺走了性命。那一年母亲14岁，已经在爷爷奶奶跟前待了6年。1955年春天，奶奶卧床半年多撒手人寰，此后没人给我说过母亲的身世。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忆苦思甜，我从父母嘴里没有问到母亲在娘家受人欺负的情况，却从姑姑那里知道了母亲的经历。

　　母亲8岁进我家门，被爷爷奶奶当作亲生女儿看待。之后跟着奶奶学纺线、学织布，因为心灵手巧，性格要强，成人后精于裁剪缝纫的针线活，是村子里女人们公认的高手。父亲长母亲8岁，从私塾退学后在省城一家印刷馆当学徒，印刷馆倒闭后回家，边种田边学做篾匠。母亲的童年与父亲以兄妹相称，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农忙时父亲带着母亲下地，农闲时母亲或织或纺或编竹器。父亲脾气温和，母亲性格刚强，凡事父亲都让着母亲。

　　母亲15岁时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虽然少不了下地劳作，但唇红齿白，眸子黑亮。父亲个头高，五官正，是种田的一把好手。爷爷生前与奶奶商定，母亲16岁同父亲圆房，凡有媒人给两人提亲，都被爷爷奶奶婉拒。孰料喜事还没办，爷爷却在牵挂中离世。临终前一再叮嘱奶奶，不要让守丧的老规矩把儿女的大事耽误了。

　　老家当年有个习俗，父母若过世儿女需守孝三年后，才能谈婚论嫁。奶奶本想按爷爷的遗嘱操办婚事，但父亲不愿玷污孝道，以百善孝为先的古训说服了奶奶。直到爷爷丧满三年，我的父母才得以圆房。从此，兄妹俩成了一对夫妻。

　　二

　　父母婚后第二年，我姐姐出生，不知何故，刚满两个月就夭折。第三年我一降生，奶奶见是男孩，高兴得给亲戚挨个报喜。爷爷和父亲都是一脉单传，奶奶怕我有闪失，按照习俗在全村逐门逐户讨棉线，之后结成胡萝卜粗的9尺长绳拴在我腰上，直至我两岁才把绳子解开。之前我没有名字，大人都叫我“绳娃子”。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给我正式起名时权衡再三，觉得应该保留“绳”字，既有纪念意义，又能以柔克刚，还能让我从小知道做人的准绳。母亲提醒父亲，绳子是全村各家各户的棉线拧成的，名字里应该有感谢乡党的意思。奶奶顺口说，那就叫“全绳”吧！于是我有了今天这个名字。

　　互联网出现后，我点击百度搜索，“屈全绳”的名字就我一人。令我唏嘘的是父母已经过世，倘若知道当初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如今14亿人中没有第二个，他们一定会喜上眉梢的。

　　1946年我弟弟出生，家里由4个人变成5个人，本来就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快揭不开锅了。迫于生计，父亲拆掉两间厦房，把椽檩梁柱卖给一家富户，度过了两个青黄不接的年头。为了能挣点零花钱，父亲进西安一家竹器店做篾匠，家里不到两亩地由母亲和奶奶打理。

　　母亲结婚前，嫁给潘村的姨妈不便来家里走动，结婚后姐妹往来日益频繁。姨妈家代替了舅舅家，给姨妈拜年和姨妈给我们兄弟送灯笼，是每年不能或缺的。姨父在西安做小生意，听姨妈说母亲的女红好，村里一些人想让女儿跟着学，姨父建议母亲带几个姑娘学纺织剪裁，收点零用钱或换点粮食补贴家里。

　　据姑姑说，刚开始母亲还不好意思带徒弟，家里也放不下几架纺车。后来父亲在拆除的房基上用竹竿搭了一个棚子，才解决了场地小的困难。

　　母亲先后带过12个姑娘，每期4人，期限一年，让姑娘掌握从选棉、纺线、染色、楽洗到织布、拉布的全流程。母亲不但教她们织白布，还传授织各种颜色的花格被面、床单、枕套的手艺。直到1949年家乡解放，姑娘们陆续上学，母亲的“传帮带”才告中断。

　　家乡解放后西安竹器店裁人，父亲回家务农，母亲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纺织上。从我记事起，白天纺车声没断过，夜里织布机没停过。一盖煤油灯悬挂在空中，微弱的灯光下父亲编竹器，母亲踩织布机，我在踏板的响声中做作业。母亲织一匹布大约花一星期左右。好多次，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母亲机在织布机上打瞌睡，被我叫醒后下来洗洗脸，织布机又哐、哐、哐地响起来了。有时候为了赶上西安来乡下收土布的买主，母亲通宵加班，第二天腿肿得迈不开步子。由于常年在煤油灯下熬夜，母亲患了严重的眼疾，一遇烟熏就疼痛难忍，泪流不止。有几次父亲从柞水县买竹子回来，强行用架子车把母亲拉到狄寨镇卫生院治疗眼疾和腿肿。现在回想，我和弟弟真是在父亲的汗水和母亲的泪水中泡大的。

　　三

　　母亲自己省吃俭用，对父亲的吃饭穿衣却十分重视，总是尽最大努力保证父亲吃饱肚子、穿戴整齐。为了尽量减少去柞水买竹子途中的困难，父亲每次进山之前母亲都要备好三样物品：一是两双能系带的鞋子，二是一对很厚的棉护膝，三是用旧毯子缝制的垫肩。白鹿原到柞水来回几百里，尽管鞋子很合脚，父亲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竹子，回到家里还是满脚掌血泡。这时候都是母亲把水烧好，亲手帮父亲洗脚挑泡。父亲膝盖有护膝保护，上下山多次摔倒，也没伤到膝关节。

　　父亲习惯抽旱烟，好烟买不起，老抽劣等烟叶。母亲很是心疼，每次从镇上卖布回来，都要给父亲买一把好烟叶，后来还让刘家沟干儿子在窑洞前种了一块烟田。父亲胃肠功能差，母亲从不让父亲吃凉食，父亲从秦岭买竹子回来，就算是三更半夜，或是数九寒冬，母亲都要让父亲吃上热汤热饭。

　　农村成立初级合作社后，父母都是壮劳力，每天要下地，白天没有工夫搞副业，只有靠晚上纺线织布、编竹器换回一些零花钱。由于生活清苦，1954年我患严重贫血休学。当时我骨瘦如柴，体弱无力，下鲸鱼沟挑水时因体力不支，竟从40多米长的坡上滚落下去，冰冷的泉水把棉裤全浇湿了。父亲不在家，奶奶想带我去镇卫生院检查，母亲不放心，让我带上红领巾和中队长袖标，把我领到姨妈家，同姨父带我去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检查。医生看完化验单说：“娃贫血，没啥大病，回去加强营养，牛奶羊奶、鸡蛋鸡肉都能治病，不需要吃药。”

　　返回途中，姨父说田家湾附近有个屠宰厂，看看有没有奶羊卖。母亲当即决定，只要有就给娃买。说来也巧，到屠宰厂一看，有几百只羊准备宰杀，但不对外卖。姨父找到厂办公室，掏出医院化验单和诊断书恳求厂长，厂长还是不答应。就在这一刻，向来刚强的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厂长脚前，声泪俱下地说：“求求厂长，救救我娃呀！”我长这么大，从未见母亲哭着给人下跪，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觉得两眼冒火，不知不觉中攥紧了拳头。

　　厂长大约40岁，也许是被我母亲感动了，边扶母亲起来边说：“大妹子，快起来，我和兽医商量一下再说吧！”半个小时后兽医以母羊有病不宜宰杀为由，由厂里作价卖给母亲。母亲又要跪谢，被厂长挡住了。临走时兽医拿了一包药给母亲，让半个月后喂羊吃，能延长羊的产奶期。

　　回家后我每天喝半碗羊奶，吃一个鸡蛋，奶奶喂的兔子也被宰了给我加强营养。秋季上学前去医院检查，我不再贫血，个头也长筒了。

　　母亲原来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王玉琴”也不认识。1951年冬季，母亲见我上学，自己也参加了村里的扫盲班。农村的扫盲班只在晚饭后上课，母亲断断续续参加了两个多月，认识了上百个字。家庭地址、家人名字、钞票面值都能认出来，还会写自己名字，但其他字没有几个会写的。

　　从扫盲班出来后，母亲经常检查我的作业。那时候母亲不到30岁，记性好，口算快；父亲没有母亲脑子灵，但珠算好。有时候家里算小账，父亲算盘珠子还在响，母亲已经把结果说出来了，我刚上学时的口算题就是母亲教的。

　　我们村的初级小学由寺庙改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一直被老师指定为班长，也是学校组建少先队时第一批7个戴红领巾的队员之一。入队第二年我被选为中队长，母亲为此感到自豪，还从镇上买了个油饼奖励我。那时学校向苏联学习，老师批作业、阅试卷实行5分制，每次看到我的语文、算术都是5分，母亲笑得很开心。如果听说哪节课我要发言，有时候还抽空站在教室外面听。我的语文老师李振东、算术老师李治华都是塘村人，塘村与我们车村地连地，狗叫鸡鸣相互都能听到。母亲在教室外“旁听”时，老师“视而不见”，下课碰到了还会交谈几句。初小毕业时我被保送到小村庙小学，李治华老师带领七八个学生到家里祝贺，父母高兴得双手合十，连连感谢。

　　小村庙小学离我们村不到十里地，路不算远，而且我和几个同学结伴上学，但沿途有两条凹地，每到冬季都会有狼出没。父母为此非常担心，每天看着比我大的学生带我去上学才放心。

　　我从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被班主任谢伯华老师指定为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没换过。那时候期末试卷判完后，学校要在醒目位置张榜公布成绩。每次张榜我都名列榜首，父母一定要赶到学校一睹为快。五年级第一学期放假前一天，天气很冷，下了一场大雪。父亲出远门不在家，我被班主任谢老师留下来整理试卷，回家晚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见我迟迟不回家，让弟弟和邻居孩子陪她到学校找我。看到我和谢老师在一起，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在老师和父母的关心下，我又被小村庙小学保送到西安市第六十二中学上初中。拿到初中保送通知书那天，父亲专门到纺织城买了一斤腊牛肉、一斤猪耳朵，母亲又炒了一盘鸡蛋、一盘茄子，为我被保送上中学表示庆贺。在我的记忆里，如此奢侈的家宴只有过这一次。上初中后我先当班长，后当学生会主席。每年学生会年终总结，全校师生参加，母亲总会站在学校围墙外的台阶上，看着我做完总结报告，才满心欢喜地回家。那天等待我的晚饭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不是饺子就是煎饼。

　　母亲心疼我和弟弟，总是想让我们吃好穿好，特别注意仿照城里学生的穿戴给我们做衣服。尽管衣料是她织的土布，但款式时尚、衣服平展，村里的大婶大嫂没有不羡慕的。母亲脾气不好，不主张娇惯儿女，常说打是爱，惯是害，对我们犯的错从不轻言原谅。我11岁那年夏天，和同学从一家瓜地偷了个西瓜吃，瓜农在棚子里睡觉没有发现。回到家，母亲见我背心上有西瓜水渍，问是咋回事。我不敢撒谎，只能实话实说。母亲听完气得打哆嗦，让我机在炕沿上，用一把竹尺子在我屁股上狠抽，我疼得号啕大哭。中风卧床的奶奶不会说话，在对面房子呜呜呜地喊叫。

　　母亲打累了，也抽泣起来。父亲回来得知我被母亲打了一顿，不但没安慰我，反而说：%该打，不打不长记性。”看着父亲站在母亲一边，我没敢再辩解。母亲转身拉着我出门，走了三里多路找到瓜农，赔了人家五毛钱，事情才算了结。回来的路上，母亲给我讲了“小时偷一根线，长大偷一瓮面”的道理。母亲一生只狠狠地打过我这一次，却使我懂得对非已之物的。

　　四

　　1958年“大跃进”，乡镇成立人民公社，村子开办公共食堂，家里的粮食统一交食堂保管加工。食堂向城市机关单位学习，每天开三顿饭，每顿好几个菜。村民可以在食堂敞开吃，也可以按照人头打回家吃。我和弟弟清早上学赶不上早饭，中午、下午放学赶不上午饭、晚饭，只得顿顿吃剩饭。母亲想在家里给我们做饭又没粮食，整天愁眉苦脸。立冬以后，母亲找食堂管理员反复交涉，总算拉回家一袋小麦，准备磨面粉在家里起火。我们村同我一起上学的孩子有20多个，家长们听说我母亲把一袋小麦拉回家，也纷纷到食堂要粮食。其他村民听说有人到食堂抢粮食，以为政策变了，蜂拥而上地跑到食堂，把囤积的小麦和面粉一抢而空。

　　当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社员大会批判我母亲，同时动员大家把拿回家的粮食再送到食堂去。会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汽灯灼人，咝咝作响。大队长站在台上气势汹汹地吼：“王玉琴！谁让你从食堂抢粮食？”

　　母亲说：“粮食是我们家交给食堂的，娃娃三顿吃不上热饭，你不心疼我心疼！”

　　大队长又吼：“从明天起，你们家不准去食堂吃饭！”

　　母亲说：“你把该给我的口粮都给我，我就不去食堂了。”

　　“对！把口粮给我们，我们不去食堂吃了！”社员乱哄哄地叫喊，批判会开不下去，大队长只好宣布散会。

　　父亲那天进山买竹子没回来，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母亲抓着我的手，我能感到母亲的手在发抖，手心有汗，但母亲很镇定。

　　没过多久公共食堂解散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村里的人还以为是母亲做了一件大好事，有十几个人来我们家感谢，我在母亲。

　　那次批判会后，母亲患了大病，整天头疼，胸口疼，彻夜不眠。父亲先请中医治，吃了30多服中药不见好转，最后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医生主张住院治疗，母亲怕花钱，坚持回家吃药休息。母亲吃了半年多西药，病情有所缓解，夜里能睡两三个小时，走路也不大眩晕了。到公社卫生院检查，血压基本正常，但高血压、心脏病再也没有治好，那一年母亲才35岁呀！后来父亲悄悄告诉我：“你妈性子硬，不愿说，在心里憋着，以后气消了会好的。病根是那次批判会，你以后不要再问了。”

　　为儿子有一口热饭吃而遭到批判，母亲觉得丢人现眼，人格受到从未有过的侮辱，患了终身不愈的高血压、心脏病。而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让母亲在52岁时撇下全家老少，在割舍不下的牵挂中走了……

　　父亲因母亲生病，不能上柞水买竹子，断了编竹器的原料。母亲看病把家里的积蓄花光了，病缓解后又上机织布，没织多久血压反弹，只得放弃了她养活全家的手艺，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生活极度困难，父母对政府没有怨言，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相信政府会有主意。但怎么度过一天天逼近的饥荒，父母始终想不出好办法。

　　1959年春季，家里短了两个多月的口粮。父亲靠借贷买了一些粮食，母亲经常下鲸鱼沟挖野菜，弟弟爬榆树摘榆钱，我夜里溜进大队部院子钩槐花。母亲把野菜、榆钱、槐花和面粉、玉米粉、麸皮搅拌在一起蒸成馍，让父亲和我们兄弟俩吃，她每天只喝野菜糊糊。那几年只要谁家养鸡都不翼而飞。母亲怕我再发生贫血，一次买了三只下蛋鸡，但没过两天只剩下一只。母亲索性把鸡拴在院子里，随时盯着鸡窝，保证我一两天能吃一个鸡蛋。但我很少吃过完整的煮鸡蛋，每次吃时都把鸡蛋切成两半，弟弟一半我一半。

　　现在人们常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用这句话形容那年秋天我们家的日子倒是蛮恰当的。就在全家在饥饿中挣扎的时候，西安市一家军需厂对外发派加工军用布鞋鞋底的活儿。鞋底毛坯和锥鞋底的麻绳由工厂提供，质量要求很高，回报也很可观，一双鞋底加工费五毛钱。这对于既无竹子编竹器又不能上机织土布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个喜讯。母亲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拿着她给父亲进山买竹子做的布鞋，到军需厂验手艺。检验员看了母亲锥的鞋底，又当场试了母亲的手艺，二话没说批发20双毛坯鞋垫和麻绳，让母亲拿回家加工。陪同的父亲一高兴，请母亲到“老孙家”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回到家，母亲流泪笑着说：%这20双鞋底维完，给娃买个金星水笔！”我是第一次见母亲高兴得流眼泪，我的眼的。

　　母亲因血压高，已无法下地干活，白天晚上的时间全用在锥鞋底上。一般人三天锥一双，母亲几乎每天锥一双。每到晚上，父亲和我们兄弟俩帮母亲一块锥鞋底，家里的生活明显有了改善。

　　母亲没有娘家，哪怕攒一分钱也要花在过日子上。全家人拼死拼活维了一年多鞋底，总算攒了一些钱。I960年秋季，父亲用全部积蓄加上向信用社贷款，在原先拆掉的房基地上盖了三间厦房。虽说砖头青瓦还是老房子拆下来的，但在我眼里那就是新房子。父母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军需厂中断了鞋底外发加工，家里生活再次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那篇《回忆五毛钱》的文章，就是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地无堵鬼之门。在全家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公社突然下达新规定，允许村里篾匠从鲸鱼沟的竹林中买竹子，这一来父母脸上又露出笑容。半年下来，几百斤竹子编成竹器出售，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母亲的血压也趋于正常了。但盖房欠信用社的钱一还，父母手头还是空的。我交不起伙食费，也没有从家里背面粉到学校搭伙的条件，只能一星期背一袋糠菜面疙瘩硬撑。每个星期六晚上，母亲流泪把我迎进门，星期天下午又流泪把我送出门。母亲每次都说：“只要娃吃上商品粮，妈死了眼睛也能合上。”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想起来心里就凄楚。

　　今年上半年，同几位朋友到鲸鱼沟的“关中竹海”游览，看到翠竹郁郁苍苍，湖水涟漪层层，当年全家编竹器的景象在眼前重现，母亲的话又一次在耳边回荡！

　　五

　　记忆是温暖而冷峻的。它可以使人终身感恩，也可以使人终身憎恶。可我恨的不是人，是商品粮。我曾经发狠说，狗曰的商品粮，老子不信吃不上你！我的赌誓在1962年参军时实现了。新兵期在西安小寨建筑工程学校吃第一顿白面馍时，我百感交集，当时那种心情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吃上了商品粮，有谁会穿越历史，唤回对当年商品粮的记忆呢？现在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怕是连“商品粮”的概念都模糊了，这是民族记忆的悲哀。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为了全国老百姓能吃上商品粮，共产党和他领导的革命队伍奋斗了100年啊！即使历史跨入了新时代，这个初心也不能忘！不该忘！

　　今天调侃当年说的吃商品粮的那些话，心里是在流泪的，也算是对几十年前郁积之情的宣泄吧！其实在那个人穷血热的年代，年轻人参军不是为了吃商品粮，而是为了报效祖国。当时国家面临打仗的威胁，同学们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摩拳擦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让全校学生热血沸腾。我作为西安市第五十五中学共青团和学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率先报名参军，既是缘于一腔热血偾张，也是应了雷音校长的期望。这位在抗美援朝中被打断一只胳膊的校长说，在国家需要的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比上大学更有意义。

　　我把报名参军的想法告诉父母时，母亲吃惊地睁着眼睛，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等到明白我真的要参军时呜呜呜地哭了。母亲陪我在炕上坐了整整一夜，说她没本事让我吃饱，我当兵是她逼的，过几年吃饱了再当兵她心里也好受。我没有说服母亲，母亲也没有说服我。我爬上西去新疆的闷罐列车，带着母亲的伤心和担心，加入到戍疆部队的行列。

　　到部队第一天，我给家里发电报，告知一路平安。弟弟第二天回电报要我详细说明情况，用航空信发回家里，今后力争十天半月发一封。此后我训练再忙再累也要按时写信。后来部队拉到农场垦荒，我两只手上的血泡全磨破了，鲜血把坎土曼把子都染红了，也错过了给家里写信的时间。母亲没有按时收到我的信，新疆要打仗的消息又传得沸沸扬扬，她怀疑是不是有啥变故，邮局把我的信压下了。有一天母亲让弟弟到狄寨镇邮局查了三趟，让父亲查了两趟。晚饭后母亲还不放心，又亲自查了一趟。从狄寨镇返回时天已压黑，母亲一阵眩晕摔倒在路边涝池里，幸亏村民路过发现，把母亲从涝池救出来送到公社卫生院，母亲才幸免于难。弟弟写信告诉我，母亲去邮局查信差点出了大事，我追悔不已。后来每次写信前我先发电报，内容是“人平安，信后发”。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全家人一天六次上邮局查信的事情。

　　在母亲眼里，新疆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我结婚后，妻子孙兰没有随军，女儿出生时母亲又一次担惊受怕。孙兰上午9点被送进纺织城职工医院产房，五六个小时不见动静，母亲坐卧不安，急得在病房外转圈子，几次想进产房看看儿媳，都被医护人员挡住，直到傍晚*点女儿出生，母亲12个小时没沾一粒米。后来母亲给我说，那天她快急疯了，头疼得像被锥子扎，找护士量血压，护士吓了一跳，连忙找医生看。医生看完给母亲打了一针，又让服了几片药，母亲才坚持下来。

　　事非经过不知难。后来孙兰随军到新疆工作，女儿由母亲一手带大。大儿子因战备，出生刚满月由妻子送回老家，放在同村的奶妈家里。母亲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女儿和我弟弟的儿子晓鹏，到奶妈家看孙子，擦屎擦尿，换洗衣服，有时候还要亲手给小家伙熬小米粥。直到快两岁时，我们才把儿子接回新疆。当时，考虑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还有两个孩子要母亲带，妻子原本想把女儿一起接回新疆。母亲知道后说：%先把我埋了，再把娃接走！”吓得妻子再没敢说带女儿回新疆的事情，但留给母亲的拖累却越来越重，母亲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

　　六

　　母亲为孩子们的操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她把全部心血花在哺育儿孙上，却不顾死亡正在向她孱弱的身体逼近。1974年8月8日，母亲突发脑出血昏迷，我从北京坐飞机赶到西安，同弟弟连夜把母亲送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脑外科（那时三所军医大学还没有换防）。科主任朱成教授是战友刘吉仁的亲戚，听说我在新疆部队服役，亲自给母亲诊断治疗。母亲被安排住在两人间里，弟弟的工作单位就在医院附近。我负责昼夜陪护，弟弟负责按时送饭。经过#1天治疗，母亲不但恢复了语言功能，还能到医院对面的玉米地边上散步，再后来竟然能自己动手梳头发、绾发髻。现在回忆起来，如果说我这辈子有能聊以慰藉的事情，一是同弟弟在母亲病床前趴了31个昼夜，使母亲重新活了一回；二是同妻子在小儿子病床前机了17个昼夜，从死神手里为国家夺回了一个神经外科专家。

　　人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原来设想，一分到套间房，就把母亲接到乌鲁木齐。可是，晚了！1975年8月19日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当时我正在执行特殊任务，顾不上询问母亲的身体。等任务完成我给远在乌鲁木齐的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葛明旺主任打电话，希望批准几天假，我路过西安看望父母。葛主任前一天批准，我第二天就爬上火车回西安。

　　弟弟江绳到车站接我。我第一句话就问：“妈还好吧？”

　　江绳没有回答我，泪水夺眶而出，还想说什么，哽咽着说……

　　我脑子嗡的一下，估计母亲病得不轻，正想安慰弟弟，只听他说：“咱妈过世了！咱大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不让给你说，怕你两头为难。”

　　我们兄弟俩再没说话，我咬紧牙关，默默向出站口走去。夕阳的余晖洒在身上，我和弟弟泪流满面，来往行人诧异地看着我们。我脑子里只想着母亲慈祥的面容和辛酸的眼泪……

　　我这次回家原本是想接母亲去新疆的，她几次说想去新疆看看我的小儿子，哪怕抱一下也成，她的愿望落空了……

　　鲁迅说：“母亲是伟大的。”大仲马说：“母子之情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情感。”在我心里，母亲永远是子女人生撬杠下最牢固的支撑点。

　　母亲像燃烧殆尽的蜡烛，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父母生前我一直在新疆部队，连陪他们一起照相的机会都没有抓住！这种机会永远消逝了，消逝得无影无踪。

　　团圆梦，是我唯一能见到父母的幻境。有生之年，我祈愿夜夜都做团圆梦……

　　2019年9月8日

　　（刊于《西部散文选刊》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