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为了我上幼儿园的事情，我母亲赵巧云花了不少心思。那时的幼儿园和托儿所都是公家办的，和小学六年制义务教育一样，国家实行财政补贴。再加上那时不允许私人开办幼儿园，大人工作忙，小孩总得找个地方安全地呆着，因此这幼儿园是非进不可。

　　江阳县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幼儿园非政府机关幼儿园莫属了。顾名思义，这儿接收的都是国家公务员的子女。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清一色“纨绔子弟”。

　　上至县长书记的公子，下至局长科长的千金，奇珍异宝，应有尽有。像我这样父母都是个体户的要想到这种地方玩玩，不费点周折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四岁时父亲冯江阳已经辞掉了修配厂的差事在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钟表生意。母亲赵巧云也在商场承包了一个柜台贩起了绫罗绸缎。他们算得上是江阳县城里最早的个体户了。那时的个体户被舆论视为“暴发户”，虽然有点钱但社会地位低下。赵巧云原本打算给政府机关幼儿园的张园长送点礼，让她帮帮忙破例把我招进去得了。没想到那张园长官小胆也小，送到她家里去的几十元的烟酒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自然，我也被幼儿园退了回来。

　　我家的后院紧挨着江阳县人民政府的围墙，围墙后面是一个五亩水面的天然池塘。池塘离政府机关食堂不远，

　　食堂里的残羹冷炙通过下水道都流入了池塘。池塘里的鱼儿沾了官员们的光，每天吃得酒足饭饱的，因此那块头就一个劲地往上蹭。那时如果谁要承包这个鱼塘的话，每年都应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遗憾的是这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官员及其家属们都清高得很，头脑中压根没有这个槪念。冯江阳倒是想过，可政府那些人会同意吗？因此这个鱼塘就这么荒着，没人投放鱼苗，也没人捕捞。偶尔有几位退了休的老干部，在家里闲得无聊，拿上钓竿来这儿垂钓。没成想这池塘的鱼儿守着个下水道，山珍海味吃刁了嘴，轻易不咬钩。这些老干部来了几回都无功而返，因此也就失去了兴致。

　　近水楼台先得“鱼”，这些鱼儿不怕当官的，就怕冯江阳。冯江阳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悄无声息地翻过墙去。他从家里拉来两根电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朝水里这么一搁，用不了几分钟，那水面就浮起白花花一层，尽是被电击晕的各种鱼类。冯江阳将这些鱼捞上来，让赵巧云蒸煮煎炸腌，实在吃不完了就送给亲朋好友和邻居。冯江阳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政府咱就吃政府。赵巧云说，别人在挖社会主义墙角，而你在捞社会主义鱼塘。

　　然而，这种吃白食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便宣告终结。

　　我四岁那年立夏以后接连下了半个月大雨，鱼塘里的水位超历史最高。鱼塘边上的那面一丈多高的水泥围墙由于长年被塘水浸泡，头重脚轻外硬内软，在巨大的水压作用下，终于全面垮塌。围墙倒下的时候正是大雨滂沱的某个深夜，我们全家男女老少都在床上躺着，因此毫发无伤。可怜在我家啃了两年鱼骨头拴在围墙底下狗窝里的那条大黄狗，稀里糊涂地就以身殉职一命呜呼了。

　　由于外面下着大雨，电闪雷鸣掩盖住了几吨重的围墙倒塌时发出的轰然巨响。我们一家四口躺在冯江阳用自来水管焊制而成的坚硬无比硕大无朋的钢丝床上，鼾声此起彼伏。池塘里的水夹裹着鱼虾倾泻而下，漫过我家和刘桂英家的菜园，穿过门窗的缝隙，源源不断地向屋内渗透。冯江阳在睡梦中感觉身下的床单潮乎乎的，便用脚捅了捅睡在他旁边的赵巧云：快醒醒，冯花又尿床了。赵巧云在半梦半醒之间迷迷糊糊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电灯线，结果抓到了一个滑腻腻湿漉漉的东西，心里觉得纳闷，一骨碌爬起来，扯亮电灯一瞅，手里握着一条水蛇。

　　赵巧云的夜半尖叫把隔壁住着的冯青云和冯江海都惊醒了。他们起床后找来簸箕手忙脚乱地在房间里抓鱼。冯江阳很快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天亮以后他们清点战利品，发现彼此收获不少。除几百斤鱼虾外，冯江阳还抓到了两只乌龟和三只王八。

　　江阳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此次围墙倒塌事故，派了县政府秘书长亲自处理善后事宜。冯江阳原本打算要求县政府追认被围墙砸死的黄狗为革命烈士并补偿我们一笔抚恤金，后来在赵巧云的提议下，改为接受我进入县政府机关幼儿园就读。

　　县政府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故授人以柄，找来施工队把那个鱼塘给填了，建成了篮球场。虽然无鱼可偷了，冯江阳还是能沾到政府的光。篮球场建好以后隔三差五总有篮球飞过围墙，落入我家的菜园子。冯江阳将篮球藏起来，积攒到一定数量，然后低价批发给附近的乡镇中学。

　　说句实在话，我对赵巧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才把我弄进去的这个高级幼儿园兴趣并不怎么大。这儿尽管有木质的溜溜板铁制的秋千和泥塑的唐老鸭，可这儿还有讨厌的阿姨和莫名其妙的园规。最让我忍受不了是这儿的午睡制度。从小到大我压根就没有中午睡觉的习惯。相反，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正是我一天中脑力和体力最为活跃的时段。不光是我，我发现幼儿园许多和我同龄的小朋友尤其是男孩子都不喜欢睡午觉。可是幼儿园那个四十多岁的老阿姨说了，午睡是有教养的表现，谁中午不睡觉就要掐谁的屁股。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老阿姨练过九阴白骨爪，被她碰一下非死即伤。迫于她的淫威，我们每天中午只能乖乖地蜷缩在幼儿园摇篮般大小的床上，哪怕是号称“天不怕地不怕敢跟阎王打一架”的幼儿园的老大李峰也不例外。李峰是江阳县常务副县长李耀华的独生子。李耀华到年近四十时才生出李峰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捧在手里怕拌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呵护备至宠爱有加。我到幼儿园没多久就和李峰混成了极好的朋友，而且这种友谊持续了二十多年。我上幼儿园时才四岁多，即便聪明过人，也还不可能懂得趋炎附势结交权贵感情投资以权谋私的厚黑学。我和李峰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亲近关系，也许只是因为我俩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峰”字吧。

　　江阳县政府机关幼儿园有两大园花：余娟和杨柳。这两个小妮子年龄相近家庭背景也极为相似。余娟的父亲是江阳二中的教导主任，母亲是江阳第一完全小学的数学老师，杨柳的父亲是江阳一中的副校长，母亲是江阳第一完全小学的语文老师。也许是由于出生于教育世家的缘故吧，她俩从尿布时代起便有着诸多与众不同的气质。余娟在幼儿园大班就读时长相并不十分突出，无非是眉目清秀模样周正而已，没想到后来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水灵，大学毕业后居然长成了一个明眸皓齿冰肌玉骨丰乳肥臀的绝代佳人。

　　余娟在幼儿园的床位和我紧挨在一起，可惜我那时情窦未开懵懂无知身在福中不知福，与佳人同居一室近在咫尺气息相通触手可及却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和余娟不同的是，杨柳的美丽在很小的时候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淌着无可挑剔的完美，就像一个做工精细的洋娃娃，人人都想抱在手心里。遗憾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长大后的杨柳身高永远停留在了念初中二年级时的一米五三。

　　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男人们在潜意识里，通常有两种冲动：爱护，或者毁灭。无论是充当护花使者，或是摧花恶魔，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都能让男人们感到由衷的快乐。余娟和杨柳，因为她们的天生丽质，在得到比其他女性更多关爱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比別人更多的伤害。

　　有天中午午睡过后，余娟和杨柳向老阿姨报告说肚子痛，俩人一同去了厕所。工作一向认真负责的老阿姨守在厕所外面，突然听到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心里一咯噔：坏了，有人掉茅坑里了。老阿姨冲进厕所，看见余娟和杨柳都完好无损地在那儿蹲着呢。老阿姨问：好好的，哭什么啊？杨柳说，阿姨，我的屁眼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屎屎屙不出来。余娟说，我也一样，涨死我了。

　　老阿姨铁青着脸走进了幼儿园大班的教室。她一只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举着两根黄颜色的粉笔，瓮声瓮气地说，老实交代，中午睡觉的时候，你们谁把粉笔头塞进余娟和杨柳两位小朋友的屁眼里了？

　　其实老阿姨不用问也知道这事一准是李峰干的。这么有创意的坏事全幼儿园也只有他干得出来。

　　李峰是个可怕的犯罪天才。幼儿园有个新来的胖阿姨不知深浅罚李峰在太阳底下站了半个小时，结果第二天李峰就在那个阿姨的椅子上放了一枚从家里偷来的图钉。幸亏那阿姨屁股上的肉多，没扎到骨头和静脉血管。尽管如此，胖阿姨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吃饭还是坐车，都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即便是做爱，她也只能采取女上男下的姿势了。这倒是便宜了她老公。

　　现在回想起来，李峰杨柳和余娟这三个人和我都挺有缘分的。尤其是余娟，仿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总是把她推向我的视线之内，而每当我试图和她零距离接触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就出现了。

　　幼儿园“毕业”后，我进入江阳县第一完全小学就读。由于父母都忙于挣钱，没有重视我的小学教育。

　　我所在的一年级六班有九十多个学生，据说是江阳县一完小一年级六个班里面最差的班级。十年后在江阳街上有点名气的流氓和妓女，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个班上出产的。我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放眼望去面前黑压压的全是脑袋，上课时我必须站着才勉强看得见黑板。其实，看不看得见黑板我倒不太在乎。因为那时的我已经达到小学高年级的水平了。

　　我的大姑妈冯江霞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在江阳一所乡镇小学任教。我上幼儿园之前，她经常把我带到她的学校里去玩。她上课时把我抱进教室，让我坐在课桌上。我和那些小学生一样，不哭也不闹，偶尔还举手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我出生后不久便被三个姑妈当成了宠物，我想可能是因为她们小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玩具，因此才翻来覆去地玩我以弥补她们童年的缺憾吧。而我那时长得大眼睛大脑袋的，看上去比同龄人聪明得多，因此也就更加好玩了。我刚学会说人话呢，就被姑妈们逼着背诵乘法口诀表和唐诗三百首了。背不出来或者背错了，她们就会拿筷子抽我的手掌心。

　　神童就是这样炼成的。由此我得出结论：在某个神童的背后，一定有一群凶焊的姑妈。在这些姑妈当中，打我次数最多下手最重的是小姑妈冯江雨。有一回我的爷爷冯青云问我，乖孙儿，告诉爷爷，三个姑妈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喜欢小姑妈！冯江雨在一旁听见，摸着我的头喜滋滋地问，你为什么最喜欢小姑呢？我这样回答，如果我不说最喜欢你，你就要打死我。

　　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不到五岁，瘦得像个猴，个头也不高。我的同桌张彭比我大两岁，比我高出半个头。张彭是我在一年级六班惟一的朋友。我俩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一起上学，放学后一同回家。张彭在念小学一年级时比我听话多了。我经常变着法子逃学和旷课。那时由于学校教室有限，一年级和二年级都只上半天课。一年级上课时，二年级放假。反之皆然。

　　我抓住学校这个漏洞，经常性的逃学。我假装记不住学校的上课安排，比如那天一年级应该是上午上课下午放假，我在校外玩了一上午，等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在全校师生惊愕的目光注视之下，我背着书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校门口。我一拍脑袋，惊呼：唉呀，我还以为是下午上课呢！然后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痛心疾首的样子，钻进一年级六班的路队里，站队回家。

　　我的这一套伎俩很快便被见多识广的班主任陈老师识破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陈老师是一个满脸横肉的青年妇女，扎两个牛角辫，喜欢把衣服的袖子卷起来露出粗壮的胳膊。如果再戴上红袖章的话，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女红卫兵的形象了。陈老师对付调皮男生惟一的办法便是拧他们的右耳朵。她对右耳朵情有独钟，因为她是一个标准的左撇子。我的右耳朵长期处于外力拉扯的状态下，看上去比左耳朵大了很多。据说右耳朵比左耳朵大，这是判断你是否是陈老师调教过的学生最为有效的参照物。就像古代的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在奴隶脸上烙下特殊的标记一样。

　　我就这样颠三倒四浑浑噩噩地在一年级六班混着，终于迎来了期末考试。数学试卷发下来后，我稍稍瞟了一眼，便发现题目出得很白痴。比如有个价值二十分的填空题，前面写着一二三四，后面写着六七八九，中间留个空让你填。我觉得出题的老师如果不是白痴的话，

　　那就是他把我们当白痴了。我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打下课铃的时候，我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交了张白卷。

　　三天后我去学校领成绩单，我的数学和语文都是零分。在班主任意见那一栏里，陈老师用红色墨水的钢笔写着这么几句评语：该生太玩皮了，不爱学习，考试得零分，智力可能也有问题？建议留级一年。我发现陈老师把“顽皮”写成了“玩皮”，便从书包里掏出铅笔，在“皮”字后面加了一个字。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赵巧云带我去学校报到。陈老师说，你的儿子已经留级了，我们班不再接收。赵巧云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妈，我想去实验班读二年级。赵巧云说，你这孩子大白天说梦话？全校最差的班都不要你了，最好的班会要吗？我说，试试看吧。

　　我拽着赵巧云，来到实验班的门口。实验班的班主任沈芳正在主持班会。赵巧云将她喊出来，说明来意。沈芳看了我那张成绩单，大笑，说，冯峰，我出几个题目考考你，答对了我就要你。我点头算是默认了。沈芳说，锄禾日当午。我说，汗滴禾下土。沈芳说，床前明月光。我说，疑是地上霜。沈芳说，野火烧不尽。我说，春风吹又生。沈芳有些讶异，我趁热打铁火上浇油，使出了我的核武器。我滔滔不绝地背诵起了诗仙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如果沈芳当时戴了眼镜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将它跌得粉碎。为了背熟这篇《将进酒》，我至少挨了我那些凶神恶煞的姑妈们五顿毒打，关键时刻终于获得了回报。我不仅如愿以偿奇迹般地进入实验班读二年级，而且还被班主任沈芳另眼相看重点培养，接连代表实验班参加了全省小学生作文和数学竞赛，分别获得了第三和第五名的好成绩。而更让我激动的是，我终于又和我在幼儿园认识的三位小朋友：李峰、杨柳和余娟成为了同班同学。

　　而我的好友张彭依然呆在那个全校最差最乱的班上，时刻提防着那个悍妇陈老师袭击他的右耳朵。张彭对我的离去有些感伤，更多的或许是妒忌。我安慰他，张彭，咱俩虽然不在同一个班上了，但我们还在同一个年级，同一个学校，同一条巷子里啊。哪怕将来我们去了更远的地方，谁也见不到谁了，我们依然是朋友。为了证明我和他友谊长存，我花五毛钱买了一个日记本送给他。扉页上我写了一句唐诗：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不过我估计以他当时的水平至少要等到四年以后才能完全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