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张彭和我下象棋时第一着棋总是喜欢用他的炮打掉我的马。这样缺心眼的人居然比我先入了队。我表面上对他脖子上缠着的那块红布不屑一顾，心里头还是有几分艳羡的。红色较为醒目，过马路时能吸引司机的注意力，降低车祸发生的几率。而且，流鼻涕时它还能充当手帕。

　　如果说张彭也是个人才的话，那就只能用天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了。事实上，在幼儿园上大班时我就已经达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了。我呆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无所事事牢骚满腹，整天琢磨着如何才能给别人制造点小麻烦。

　　像我这样既不安分守己又不修边幅全身上下脏兮兮的小男生要想得到老师们的青睐无异于天方夜谭。而我的同桌张彭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两只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始终含情脉脉地追随着任课老师的教鞭。这样的男学生相信天底下没有哪个女老师不喜欢。

　　数学老师姓柳，是个相貌平平胸脯平平毫无姿色可言的中年妇女。她有一个上初中的独生子，在六月某个星期天的下午淹死在我家附近的一口水塘里。住在同一巷子里的张彭和我都跑去看热闹。我们瞧见柳老师的宝贝儿子肚子胀得比临盆的孕妇还要大，像只被农药毒死的巨型青蛙，四脚朝天地陷在淤泥中。

　　三天后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的柳老师继续给我们上课。

　　起立时我习惯性地在张彭的屁股上掐了一把。也许用力过猛了，张彭脸上的痛苦表情有些夸张。接下来我俩被柳老师一顿暴打，木质教鞭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她在揍我俩的同时咬牙切齿念念有词：“看你还敢不敢！看你还敢不敢！看你还敢不敢！”似乎在教训她那不争气的死鬼儿子。

　　张彭脖子上鲜艳的红领巾这一次没能使他享受豁免权。他和我一样成为柳老师粗暴攻击的目标，脖子和脸很快便肿了起来。

　　和李木木相比，我俩还算是幸运的。李木木有先天性智力障碍，值日生喊了起立后他还坐在板凳上发呆。柳老师柃着他的耳朵让他跪在板凳上。在打下课铃之前，李木木像腐烂的木头那样倒了下去，四肢痉挛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羊痫风发作。

　　柳老师与李木木被一同送进了精神病院。那儿也许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作为对张彭因我的小动作而无辜挨打的补偿，我动员赵巧云购买了他家一

　　百斤香蕉。张彭家里是做水果生意的，而我家做的是钟表生意。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对钟表的热衷程度远胜于水果。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没有这三大件男人们压根别想把媳妇娶进门。因此我家的钟表生意做得很是红火。冯江阳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广州、深圳这些沿海城市用银元交换走私表，将表芯取出，换上梅花、上海等名牌表的表壳后，在本地高价出售，能挣出好几倍的利润。那几年我不知道家里到底弄了多少钱，只知道住的虽然还是原来那三间破瓦房，房里的摆设却一天天阔了起来。别的不说，光摩托车就有四辆。

　　冯江阳酷爱摩托，他算得上是江阳县城里最早的飙车族了。他连邮电局给邮递员专用的绿色摩托也托人弄来一辆，每天骑着在街上招摇。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以为我爸是送信的。

　　张彭的父母是那种老实本分心眼不太活泛的乡下人，这一点从他们给儿子取的名字上就能看出来。父亲姓张母亲姓彭，儿子叫“张彭”。这种命名方式也未免太随意太节省脑力了。如果他父亲不姓张，而是姓“田”或姓“范”的话，那他岂不成了“田彭（脸盆）”或“范彭（饭盆）”了？比如我，父亲姓冯母亲姓赵，我就得叫“冯赵”么？听上去像“红枣”。

　　张彭有事没事老爱往我家跑。我家没別的好，彩电冰箱录像机现代化的玩意儿一样也不少。家里没大人时，我俩就关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捣弄录像机。

　　那年头没什么耐看的带子，都是清一色的港台武打片。暑假的时候，冯江阳出门钓鱼，赵巧云在街上的钟表店招呼生意。我把张彭约到家里，像平时一样开机看录像。片子和以往的不同，没什么情节，一个日本娘们穿着和服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也不说话，像个哑巴。张彭说，这有什么看头，换一个吧。我准备将带子拿出来时，那妞忽然开始脱衣服了，脱得一丝不挂后，跑到浴室去洗澡。

　　我意识到后面可能还会出现比洗澡更为糟糕的镜头，便手忙脚乱地掐断了电源。我说，张彭，天太热了，咱们还是去河里摸蟹吧。张彭有些不情愿，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到河边后，我说，张彭，你在这儿等我，我回家拿个鱼篓。

　　我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回家，打开录像机，接着往下看。那妞也许有些日子没洗澡了，自上而下洗得特别仔细。十来分钟后，她才慢条斯理地用毛巾揩拭身上的水珠。我担心赵巧云会提前下班，也怕张彭起疑心，便关了机子，打算日后有机会再多看几遍。

　　从河边摸完螃蟹回来，我看见冯江阳站在录像机前，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我居然没有把那盘该死的录像带倒回它原来的位置。冯江阳走的时候那妞还没有脱衣呢，等他钓完鱼回来人家澡都洗完了。

　　半文盲冯江阳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说从我上小学起就开始给我存钱，等存足了四万美元就送我到英国的哈佛或者美国的牛津去深造。冯江阳说这番话时态度是诚恳的，尽管他永远也分不清哈佛和牛津。除贩卖钟表外，冯江阳还有自己独特的生财之道。

　　七十年代末江阳县城最繁华的大街上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每逢周末，冯江阳带着狐朋狗友一大早就在厕所里练马步。他们蹲在那儿，不拉屎，却占着所有的坑位。俗话说，人有三急。如果你没有在大街上拉屎的勇气，你就非得掏钱出来买坑位不可。按冯江阳的说法，他这也是劳动所得，上厕所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除非哪天国家颁布法律，规定公民蹲在公共厕所里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多少分钟，或者在公厕里安装监控设备，凡是不拉屎或拉不出屎来的一律法办。

　　在冯江阳看来，吃屎比拉屎挣钱还要容易。冯江阳年轻的时候曾与一个绰号叫“丘八”的人赌狠。丘八说，你如果敢吃一口我的屎，我就把我手上戴的这块新表送给你。冯江阳居然同意了。丘八当即到公共厕所拉了一泡屎，用纸包着递给冯江阳，那屎还冒着热气呢。当着众人的面，冯江阳果真吃了一口，吃下去后怡然自得若无其事。丘八只好把花了自己大半年工资才买到的上海表送给了冯江阳。

　　后来丘八的老婆在家里大发雌威扬言不讨回那块表，她就要偷人养汉抹脖子上吊，丘八只好又硬着头皮找冯江阳索要那块表。冯江阳说，这好办，只要你也吃一口屎，我立马就把表还给你。丘八答应了。冯江阳到粪池拿筷子夹了一块风干的屎递给丘八。丘八吃后上吐下泻险些休克。

　　事后有人问冯江阳，同样是屎，你吃了没事他吃了要死，莫非你有特异功能？冯江阳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吃的屎很新鲜，而他吃的是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