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马梓筠自小生长的那个隶属于目前早已改制的核工业部的地质队，是在国家面临国际霸权主义核讹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立起来的。按照当时流行的划分法，位于沿边沿海地区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一线地区。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徽省、赣省和冀省、豫省、鄂省、湘省四省的东北部为二线地区。三线地区则是指长城以南、粤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省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地质队就是典型的“二线”地区国防科研单位，有别于那些直接担负战斗任务的野战部队、负责间接支援的行政后勤单位。地质队所在的赣省鹰城最为人知的就是作为一座连接当年东南沿海前线闽省的唯一一条铁路运输线的起始点，同时也是连接通往马梓筠老家浙省的横贯东西的另外一条铁路大动脉的交汇点。和无数性质相同的带有保密性质的国防单位一样，地质队必须、也不得不坐落在远离城市的乡下。而且遴选最佳地址的标准是位置越偏越好，周边越穷越好，离城市越远越好，还要统筹考虑到距离各个采矿点的运输便利。远离人烟这一必备的选择条件和监狱、特别是建国后数年内陆续成立的那些农场型监狱，譬如北关监狱，是出奇的相似。和北关监狱所在的小镇不同的是地质队所在地区的自然风貌和社会风俗，那里可以算是革命老区的东北边界区。再往东北偏北数百公里之外的弋江县，出过一个闻名全国的红军领袖方志敏。而往东南偏南的广和县，则是赣省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的重要北门户，也爆发过红军建军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城市攻防战。在当代它最为人知的就是该地也是亡命流窜了大半个中国的悍匪“东北二王”的覆灭地所在。而再往南就是当年一直连绵到湘、粤两省的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所在。不知是不是围剿和反围剿时期这片大地沾染了太多国共双方士兵的鲜血且四处渗透的缘故，地质队所在的整片区域内都密布着连绵起伏的低矮褐红色丘陵。丘陵的质地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结实干燥，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矮松也就只能生长些细小的灌木和杂生的野草。丘陵未能占据之地，也有一些几十米海拔的呈现丹霞色的馒头状的矮山。在地质学家的眼中都是些“丹霞地貌”演化过程中不幸产生的与几十里外堪比精品的龙虎山相对立的失败蹩脚作品。矮山多数景色平平，山上全是裸露的红褐色山岩，几乎看不到大株的植被，只有偶尔出现的圆形、扁形和长条形山洞才会为整个山体增加一些审美情趣。矮山之间散布着条状块状的被水流外力切分的狭小平原，多被开垦为以水牛为耕作牧力的水稻田。山脚边多流淌过蜿蜒清澈的小河，河畔生长着高大的樟树、枫树，依照地势的宽广或聚集着多则有几十户乃至过百、少仅有几户甚至一两户的人家，形成从小队到大队到村到乡的不同规模等级的“阶梯型”中南地区农村宗社社会。村中瓦顶泥墙的土屋林立，迂回曲折的土路交错，村旁多是成片的温带乔木林和零星的水塘沟涧。如果你翻开地质队的测绘地图，会发现这些农村地从四面八方夹击着地质队的地盘。但是在现实生活你站在地质队内的任何一处放眼望去，会发现若隐若现的村舍看上去都是距离地质队比较遥远的。你生活在蜂巢般自成体系的地质队里，根本很难察觉得到周边乡村的存在。以至于幼年时的马梓筠经常产生这一大片土地上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地质队的错觉。

　　马梓筠母亲所在的地质队医院倒是和农村地方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那时为了创收，也是为了惠民，职工医院也是对外就诊营业的。附近农村的农民但凡有个头热脚痛的，在交通出行极为不便的年代，几十公里外的鹰城人民医院和某家部队医院自然不如几里外的地质队医院往返便捷。农民本就贫穷，越穷目光越短视，思维也只得偏向现实。贫穷扼杀了他的想象力，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行动能力。导致他们凡事首先想到的就是便利，尤其涉及到金钱的开销，就不得不愈发精明务实了，其实这也是用钱向来捉襟见肘的他们一种认命了之后俯首妥协与现实的无奈心态。因此那些年里周边几个自然村中要分娩生产的、想不开吞服农药自杀的、上山下田不小心伤筋动骨的、饮酒无度喝趴下不省人事的、啥也没做身体突然不舒服的，赶夜路走野路时被道旁的“五步倒”攻击咬伤的、争勇械斗打得头破血流的，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赶快送往地质队医院。而且本地重男轻女的思想尤其严重，民间私杀女婴丢弃女婴的封建陋习长期存在。父母讲些良心的，尚且会小心翼翼地用小棉被毛毯将女婴包好，盛装在小竹篮里，选个好日子悄悄地置放在医院的后墙小门旁或是围墙之外田野边的医院职工厕所门边，指望能被哪位好心的地质队职工收养，或被善良的路人看到了送到孤儿院。心狠手辣的，索性直接扔在河道水潭，或是家中的便桶、村外的茅坑里直接溺毙，还不包括那些偷偷摸摸挖坑活埋的（活埋是历史上赣省民间消灭异己最喜欢采取的手段之一，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地主保安团等私人武装为了消灭进步的农运分子、尤其酷爱使用这种酷刑）。马梓筠读小学时就曾经亲眼在学校旁边的池塘上看到过一个仰面飘浮在塘面上的不足月的死婴，肚皮不知道被哪个顽皮的学生用尖利的棍子戳开了，弯曲的肠胃心肺飘荡在水面上。围观的学生们哄笑着，争先捡起地上的土块砸着死婴，没有人感到害怕。看着这个被幽绿的塘水浸泡得惨白的微小身躯，一刹那他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用鼻子呼吸、饿了想张嘴进食、悲伤了会哭泣，有爹有妈的活人，而是一个从来就没有生命的、不知道来路的产自某条黑暗流水线的布偶玩具。

　　依照今天的都市人流行眼光，地质大队的生活无疑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完成国家在特定时期赋予的特定的性历史使命，而它肩负的这种使命多年后回顾起来，也是带有异常鲜明的即时性和短促性的，根基反而还不如“有囚就有己”的北关监狱扎实牢靠。至少只要是还处在人类阶级社会，犯罪现象就不可能会消失，罪犯永远都会有，关押他们的监狱就不会消亡，监狱就可以千秋万世地存续下去。核工业地质队只不过是整个庞大无比的国防事业建设到特定阶段时需要临时构建起的微小一环，它既不是负有供养、管理、服务人民职责的体系完备、运转严密的统辖一地的政府衙门，也不具备城镇甚至乡村那样连绵相承的悠远“社会化”人文历史积淀。简而言之它既不是一座小镇，也不是一个社区，更不是一座乡村，又笼而统之地混合具备了小镇、社区、乡村的各自风貌要义的只鳞片爪。这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即使担负了某些简单的社会治理职能，也有着一些类似的管理民众的机能，那也是极不发达的。严格而论它就是一座孤岛，一个内向封闭的小集体，强调的是标准苏维埃式的严肃认真的组织纪律性，奉行的是奉献尽责恪尽职守的保尔·柯察金式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自然必要的娱乐消遣也是有的，比如一两场在职工俱乐部举办的内部交谊舞会、隔三差五播映的露天电影、一年一次的地质队运动会、一星期一次的乘班车进城逛街休闲，便是它所能提供的朴素到极点的官方休闲的全貌了。至于其余的在荒地上踢野球，在附近的河塘中摸鱼游泳，在土路上的自行车追逐，甚至偶尔组团去较远较高的山地里探险，半夜里去偷窃邻家果树上的水果，这些则都是出于孩童顽皮的天性由孩子们自为找寻的成长的快乐了。这些淳朴的找乐子多半也都是友好平和，既不害己，更不伤人的。最大的害处无非就是让邻人损失一些成熟的桃李瓜果，某种意义上也算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平均所有理想的提前实现了。其实这种“小偷小摸”行为中包含的可爱远远多于可恨，即便被物主瞅见了，多数情况也都会当做没看到。从来没有谁会去“抓现行”，最多也只是哑然一笑，更几乎没有斤斤计较到自视为苦主还会跑去偷摘者家中去找家长算账的。本来就是信手种来玩玩的，点缀风景的精神意义远远大于了收获牟利的物质意义。欣赏绿影婆娑满园飘香的“春华”才是最主要的，至于“秋实”纯属附带的无心的收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权且只当是送给孩子们分食了。孩童之间家庭相熟，大人相亲，彼此之间也很少有争吵打斗到非得往死里逼压的闹至不可开交地步的行为。和21世纪那种自私自利的所谓“新市民阶层”家庭中培养出的自私狡诈、标榜特立独行、一味追求拽吊的都市叛逆青年中肆意而为的明显不计后果，带有残酷伤害意味的争斗乃至霸凌则是性质完全两样的了。

　　马梓筠整个童年、少年和大半个青年就是在这种简朴、单纯、互尊、甚至带着点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苦行僧般讲究顺从于经典和权威、颇能严格律己的“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的庄严气氛中度过的。只不过他们公认的“信条”是地地道道的正统“毛泽东思想”，他们自律的标准也是“纯正社会主义信仰者”应当严格遵奉的行为准则。这种安宁的祥和的质朴的环境也培养出了他对于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对于人生现状较能满足、但是思想较为单纯、容易轻信人并遭受诋毁背叛的性格本原。他今天在许多不了解他的人看来过于待人冷漠的表象，那其实也不过是他在后青春期离开地质队后屡次遭受戕害，从而引发对于外部的过度失望导致的过度自我保护的后遗症而已。他至今仍然记得和那些幼年的玩伴在地质队居民区旁边的野地上比赛踢球，模仿82年世界杯上各自崇拜的穿着黄色球衣的巴西和穿着蓝色球衣的意大利两队的球星们经典的过人射门慢动作的场景。还有就是利用这片野地的土地和草地交接处几条不知道如何形成的战壕式的土坑，一边扮作由泥地向着土坑猛烈冲锋的《敦煌》里的骑兵，嘴里喊着“李元昊，我要杀了你”，一边隐藏在土坑之内，向外发射小木棍，扮演防御的西夏士兵；或者扮作《火烧圆明园》里在“八里桥之战”中策马奔驰的增格林沁蒙古铁骑，一边扮演交替射击的英法联军。如果遇到冬季地面有较厚积雪时，打雪仗则是必有的时令游戏项目。几个甚至十多个人的阵仗，相互对攻，以雪球击中“敌人”的上半身为有效击杀，直到其中一方团灭。而到了夏季汛期，地质队附近的几条小河照例都是会涨水的，个别年份甚至会泛滥成灾，但是基本影响不到地质队本部。现在想来，最早给地质队选址的这些专家确实是眼光高明，居然能在这一片矮山簇围的盆地中央找寻到了这片相对隆起和缓的高地。使得地质队既能和附近的原始村落保持合适的距离，充分保障了单位的保密性；又不至受到横贯盆地的几条小河高水位时涝灾的危害。马梓筠们孩童思维作祟，倒是从来就没有觉得涨水有何不妥。相反，居民区边的水塘漫堤后，以往野地上长草处都形成连片的深至膝盖、浅没脚踝的水洼地。孩童们都欢欣雀跃，拎着水桶脸盘竹篓前来抓鱼捕虾。即便没有捞捕的兴趣，哪怕就是蹚着水慢慢走，感受着顺着水浪飘摆的野草茎叶挠拂得自己腿跟痒滋滋麻酥酥的，对于年幼的马梓筠也不枉是一件美事。

　　马梓筠的父亲是一名身材矮小但是精练灵活，充满运动活力和无产阶级乐观精神的大胡子男人。他最大的喜好就是在周末去地质队周边的所有可能钓得到鱼的河川野塘进行扫荡。以往国家实行的是周末单休，马梓筠记得最早提前至周六的深夜，父亲就会背着两根自己用细柔竹子削砍出的竿身、两边剪去翼毛的鹅毛浮漂、成卷尼龙钓线拼装出的简易钓竿，再带好蚯蚓竹筒、鱼篓、防雨雨具、小竹凳、饮用水和干粮，根据此次垂钓目的地的距离长短，或者步行，或者推着自行车出发了。整个周日的白天，马梓筠是见不到父亲踪影的。他也不清楚父亲钓鱼的具体方位，只知道每个星期日的傍晚父亲是一定会准时赶在晚饭前回到家的。风尘仆仆但是兴致极佳的他回来之后吃饭时在饭桌上都会和母亲提到一些自己根本也不熟悉的地名，听起来都是一些村庄、河道、水塘、桥梁，很多都是民间的俗称，比如“二道桥”、“鹰嘴闸”、“知青坝”等。这些标志点都如被卫星定位般深印在父亲的脑中，他就是这附近方圆几十里山川水系的活地图。父亲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鱼篓里总是装着大半篓的各色猎物。其中多数都是鲫鱼、参条（音），偶尔会有大些的鲤鱼、鳙鱼，长着胡须的昂刺（音），有时还会有甲鱼、虾蟹、河鳗。附带着有时也会给马梓筠带回些黑色的、红色的大小各异，或软糯多汁，或梆硬清口的酸涩野果。与惯于依靠昂贵的海竿和精心调制的饵料在大塘大江边守候数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猎取动辄十几斤、几十斤重的巨型草鱼、青鱼等“大家伙”的多数心怀破纪录大志的钓友们不同，他宁愿在杂草没膝的河塘堤岸上行走寻址，沉溺于巴掌长短的小鲫鱼、翘嘴白频频咬钩之中而无法自拔。甚至还素以地质队钓友圈内的“鲫鱼王子”自封，并倍感骄傲。马梓筠至今还记得父亲早年亲口提到过的一件趣事。就是有次天降大雾，那个雾浓得啊，真的是伸手难见五指。他一大早就背着钓竿、披着黑雨衣穿行在一片坟地之中，结果与一个赶早去贩菜的老乡陡然间狭路相逢。那次一向胆大的他也是难得地有些惊慌失色了，因为毫无心理准备，周围又都是荒草萋萋的坟堆。但是那名可怜的菜农反应更大，当场瘫坐在地，简直是被吓得屁滚尿流了，估计还以为穿着一身黑的他是什么专门在鬼雾中出没的魑魅魍魉了。

　　这个男人有着家乡宁城男人出了名的粗亮嗓门，但是缺乏宁城男人同样出名的精于算计的头脑，也没有他们情急了不管不顾习惯于在街角巷口背身撒尿的传统恶习。他身上有着毛泽东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产业工人身上那种早已消逝的鲜明的直率坦诚、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性格，这一点即便是放在地质队与都市相比简单得多的人际关系圈中也是十分显眼突出的。这培育了他既不会阿谀，更敢于直面顶撞看不惯的上级的秉性，哪怕这位大队领导曾经是与他相互交换手表以盟证情谊的青年密友。而偏偏两人发生意见分歧时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旁观者，结果可想而知。领导说过了倒未必真正放在心里，旁观的小人则顺势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在领导的耳边猛嚼舌根，大吹阴风。这也使得虽然马梓筠的母亲和这位领导的夫人同在医院任职，而且私交不错，可是马父还是为自己的冲动和直爽付出了代价。不仅失去了若干次提干和轮岗的机会，也只能在地质队公认地位较低、工作较苦、环境较差的车间一线一直干到退休。而在背后对他攻击最为猛烈的某名车间领导报复的初衷只是因为有一次在车间的职工大会上被父亲出言顶撞了几句，便长久地记恨在心，择机使绊。在马梓筠自己眼里，多多少少会觉得父亲是一个行为爱好十分分裂的怪人。他有着爽朗无忌的一面。举止细节毫不讲究，看不惯人和事就是看不惯，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口，议论起国家时政来也是毫不避讳。多少个夏夜的傍晚时分，马梓筠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挥汗如雨地完成作业时，伴随他的，除了吱哇作响的电风扇声音，就是从远处的路口传来乘凉的父亲慷慨激昂的点评时事的大嗓门。父亲的政治观点基本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正统观念，忠诚地崇拜毛主席。但他也不是那种“义和团”拳民似的愚昧的排外主义者，既不反日，更不反美。身上没有丝毫狭隘民族主义分子盲目的狂热，对于成绩超人的美国田径队、女排队中的明星运动员如刘易斯、海曼等人也是欣赏乃至崇拜。他浓眉大眼，英姿飒爽，可是很不善于修理边幅，加之整日在肮脏的车间与油腻腻的机床为伍，身上就更加难以保持整洁了。但是他却是能歌善舞，是地质队里出了名的文艺积极分子。他对于手风琴、二胡和口琴等各种乐器都是无师自通，演奏技艺极高。对于民族舞、迪斯科、探戈、拉手、慢三慢四等各种舞步也是纯熟在胸，带动舞伴时挥洒自如，丝毫不受身高的局限。独跳蒙古舞《赛马》或者蹦跶迪斯科时更是激情洋溢，被许多舞友戏称为“地质队舞王”。唱歌虽然受制于嗓音天生飙不出高音，可实际上乐感很强，歌曲的节奏拿捏得极准，哼出的曲调很少有走音的。对于乐谱也很精通，对于指挥的精髓也很了然于胸，指挥起几十人规模的合唱团来也是驾轻就熟，潇洒飘逸。

　　马梓筠不仅相貌与母亲相仿，充分印证了“儿子像娘，金砖砌墙”的上半截古语。他儿时更是去过无数次母亲的医院，但是只去过父亲的车间一次，其数字比例正好又印证了民间关于“十儿九黏母”的另一句老话。印象中母亲的医院值班室明窗净几，有吃之不尽的零食，和蔼可亲的白大褂阿姨，喝上去甜滋滋的葡萄糖浆，吃上去甘甜的驱虫宝塔糖，连空气中飘散的都是淡淡的消毒水气味。而父亲的车间外则是长满杂草，空气中弥散着呛鼻的机油味，空荡的车间内摆放着几台油乎乎的机器，在机床后忙碌的几位穿着皱巴巴工服的叔叔阿姨们毫不亲切，被车床照明灯照得惨白的样貌在幼小的马梓筠看来甚至还有些凶狠诡异。看到他们休息时坐在光线昏暗的厂房里，周遭的一切都是黑乎乎的、脏乎乎的、乱呼呼的，马梓筠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他们和《水浒传》中打家劫舍、开人肉包子铺的强盗头子们相提并论。地质队医院的夜晚多数时候都是静谧宁和的。没有夜诊业务的时分，院中除了走廊下白炽灯泡照亮的那些地带，其余多数地方都是看不清十指的黝黑。被母亲带到值班室过夜的马梓筠躺在垫着草席的木板床上翻阅着从地质队图书馆借来的各类书籍，多半都是些闻名遐迩的外国名著，比如《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就是在这个狭小的值班室里，马梓筠的思绪早已跃出了斗室，脱离了肉体的束缚，在广袤浩瀚的文学世界中自由飞翔。他朗读、他感受、他想象，他思索，逐渐培育出了他一生中最自以为傲的一个优点：相比于多数人些许的具备更多的那么一点文采。他一边辗转反侧，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中散发着公共图书馆中保管已久才会被“盘出”的交杂着人手汗味、糖浆香味、辣酱冲味、蠹虫怪味的混合气息的书本之中，脑海里全部是对应故事内容想象中的据此上万公里之外的遥远欧美的遥远往事。他的情绪也随着跌宕的小说情节起伏，紧跟着主人公的心灵感受或喜或忧，或嗔或笑。经常性地他也会尝试深入那些素未谋面过的作者们的灵魂，体味猜测他们构思创作某一章节或是奋笔疾书写下某段文字时可能的心境。他是如此忘我，以至于如此安静，都让很多值班的医生护士忘记了值班室的蚊帐中还静卧着一个少不更事的小男孩了。母亲在接待室里和值班医生聊天，时而忙碌着处置急诊的病患，只有屋外房檐下排水沟中偶尔的窸窣声才会引起他的注意。也不知道是那些可怕的爬虫中的哪一种在草叶中游弋，他们这一带本身就是银环蛇、金环蛇、蕲蛇、蝮蛇等各类亚热带毒蛇的栖息地。硕大的翼翅上带着各式花纹的飞蛾在窗外的黑夜中猛烈扑打着光亮的玻璃窗。它们渴求于光明，迷恋于温热，甚至到了不惜冲撞到头破翅折的惨烈地步。这是不是代表着平时毫不起眼的飞蛾恰是昆虫界乃至动物界中最为固执倔拗又最自不量力的如谭嗣同、陈天华般的“革新派”勇士呢？

　　周围的情景是多么的相似啊，水泥砖瓦构筑的平房、灰白皲裂的水泥地、朴素简易的木板床、成片的屋前杂草、简易的公用厕所，一切的一切，几乎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地质队通过一个弯曲的时空隧道平行移转到了北关监狱。它们仿佛受了上天的指派，带着某些神秘的宿世的寓意与自己的人生如影随形，似乎就是要以这种特定的组合方式带给自己什么深邃的启迪。可是一切又是多么的不相同啊，慈爱的父母、友善的童年伙伴、大部头的世界名著、青涩如柠的心灵，都已经不在他的身边。想到远隔与数百公里之外的父母的亲情，马梓筠内心的隐痛又开始阵阵发作。他长叹了一声，双臂枕着头仰躺在床上。古来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他马梓筠知道这个星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烦心事，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稀里糊涂地走过弯路。如果真有可以导致时光倒流的机器，估计人人都会使用它去返归到人生的某一特定时刻去纠正某些让自己悔至终生的错误。他以为自己早就走出了，不再以遥远时光中改变了自己一生轨迹的这件事作为耽搁自己人生的恨事，而是作为磨砺自己的幸事。但是他的心告诉他他错了，他依旧是愤恨不平，丝毫没有走出这件事对于自己的困阻。虽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装作他已经彻底地潇洒地走出了这个难解的迷局，其实他的青涩灵魂的大部分还是被滞留在了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地质队炙热的水泥路边。

　　“如果，如果不是那天看到那本书。”

　　他知道他想要表达些什么。这是一件让他无数次萌生为什么时光不能倒流想法的左右了他命运走向的大事件，虽然对于很多人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那个盛暑的午后，当情窦未开的他带着睡意懒洋洋地经过地质队居民区边上标志性的水塔时，似乎命运设置的陷阱就已经悄然张开了大嘴，注定要不怀好意地将浑然不知的他一口吞食进去。地质队的居民区分新旧两个部分，中间相隔数里，以一条水泥路连接。马梓筠出生时父母住在地势低缓的老居民区中一幢平房的顶头，紧挨着分割居民区与农村田地的一道水泥墙。水泥墙这边居住着的是代表了拥有高学历、享受先进文明的成果、思想觉悟先进开化的领取稳定工资的国家的主人；那一边则是居住着牢牢沿袭了愚昧的传统、视落后文明为自珍的敝帚、意识革新滞缓的仍旧依赖于几千年以来传统农业为生的国家的主人。马梓筠当时当然想象不到这些。留在他脑海中关于老宅的仅存的记忆也就是父母在屋前一次为了琐事爆发的引发了肢体推搡和邻居们劝阻的剧烈争吵、一次父母因为相互开着玩笑不小心摔倒在床上压坏了他珍爱的往前一推活塞并拢的铁质荷花就会慢慢旋开中间弹出一只绿色塑料小青蛙的玩具、一次回屋时被一条顺着门前水沟由墙外的野地“窸窸窣窣”地爬进墙内的菜花蛇惊吓得险些摔倒、若干次去钓鱼的父亲身手敏捷地腾空跃起双手扒紧墙头抄捷径翻越水泥墙的模糊情景。只住了短短两年，地质队高层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职工住房矛盾，在老区西南边的一块平坦的坡地上新建了一大片崭新的平房，以横插中间的笔直的水泥路为界限分为东西两个半区。每半区从南至北都整齐排列着多达二十幢的标准式平房，每排平房一长溜都有十五户人家，×幢×号，便也成了某某家的代号。马梓筠也随着父母搬迁到了后来生活了将近20年的新宅，这也是马梓筠活到目前住得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漫长的平屋生涯，其间几乎包涵了他所有青少年时期的喜怒哀乐，也基本奠定了他在这一辈子的漫漫长路上的生活习性的本质。

　　至今，百般回溯，他犹不能理解，从小怕热的自己何以会在那个炎炎夏日一天中最热的正午时分走过那座地标式的水塔，肯定是有在当时讲起来很合理的如今已被彻底忘却了的理由的。他当时是队里出名的乖乖仔，很少会独自出门乱跑的，这出行的由头多半与去学校办什么事有关。但是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也的确是记不起来具体的事由了，似乎他遇到小册子之前的某段记忆已经被什么人从脑海中清空了。总之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在那个时刻出现在那里，就像曹操准备统一中华时就一定会有一个周瑜偕同一个诸葛亮坚定地伫立在长江南岸阻碍他的雄图大计；周瑜施展小聪明时就一定会碰到屡次破解其伎俩致使其功败垂成的诸葛亮；而诸葛亮想要完成北伐大业时就一定会遇见驻守在祁山东谷屡屡阻挡他的司马懿一样。世间万物，皆为相生相克。当时各方面都是风调雨顺的小马梓筠哪里会知道，走到了那座水塔边突然弯折了七十度转角的水泥路时，他同时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巨大转角，与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克星迎头相撞。那水塔不知道修建于何时，约莫应该是和新区同时建成的，用途就是为了缓解人数猛增的该地区的人口用水供应紧张状况。它高不过十余米，形制简单。底层出入口就是一扇平日里总是上锁的小铁门，走进去是螺旋状向上延伸的铁质楼梯，以便发生故障时供检修人员攀登而上。顶部是个圆柱形的水泥外墙蓄水塔。整座水塔远望就像是十四年抗战期间日寇在占领区交通线边修建的最简易的碉堡。它正好位于连接新老住宅区的水泥路落差悬殊的巨大转角处的坡顶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曲折而上的马路。离地较近的水泥墙面上早已被涂鸦写上了好几个小朋友的姓名。旁边还配有一个奇形怪状的人物头像，其五官的抽象离谱程度恰如六岁毕加索即兴涂鸦表现出的艺术水准。水塔背向马路的另一面生长着一片茂密的椿树、槐树，在烈日当空时树枝和塔壁的夹角恰好在地面无心插柳般地形成了一片阴凉。而且由于塔所在的地势较高，对面的马路旁恰好还有块不大不小的水塘。即使水泥马路上热气蒸腾时，水塔所在的坡顶依旧会从水塘方向迎来些凉风。因此有时也很能吸引来一些走累了的职工或者农民躲在水塔背面的树荫处休息、打牌、聊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确实也极容易知足而安，物尽其用。

　　马梓筠吸吮完手中冰棍棒身上最后一块冰渣，用力将木柄抛甩到水塔正面遍布碎石的空地上。他曾经在这块空地上拣拾到一块顶部拥有许多晶莹通亮的四面棱柱体的围成菊花簇放状的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形态的漂亮透明莹白色石头。带回家给父母看后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马梓筠便一直将这块造型色泽都与众不同的奇石供奉在家中客厅的茶几正中，每次有同学来玩都要有意炫耀一番，也很是让他的那些小朋友们心热眼馋。一次家中一次来了五六名同班同学之后，这“镇宅之宝”也就不翼而飞了。马梓筠一直认定那个石块是价值不菲的超级钻石，从此每次经过这里时都会格外地留心脚下。命运女神之手冥冥之中牵引着他缓缓走上斜坡，向着那块绿荫靠拢。周围一片寂静，恰逢周末休息，人们几乎都躲在家中使用蒲扇、电扇、西瓜、凉水对抗着暑气，要么都跑去临近的几座水库游泳消暑去了。马路上和天空中看不到一个人，一条狗，一只鸟，只有突然响起的蝉鸣冒失地打破这片宁静。马梓筠嘴里正大声哼着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并且配合以模仿大侠的手脚的击打弹踢。突然几米外的水塔背面出哪里一声慌乱的低声惊呼和零乱的脚步奔跑身。等他转到水塔背面时，他只瞅见一对背影模糊的男女猛地扎进树丛并迅速地消失。然后，他就看见了地上这本半敞开的书本。和他经常接触的那些封面设计精美，气质严肃的世界名著不同，这本书体格单薄，纸张质量低劣，一看就是出自那种地下非法印刷商之手的粗制滥造货色。马梓筠好奇地蹲下腰，看到皱巴巴的黄色封面上七歪八扭的黑色书名《春情少妇》。书页纸张似乎严重营养不良，惨白中夹着淡淡的暗黄色，上面的字迹时浓时淡，似乎印刷的机器神经质地发着痉挛，随心所欲地调剂着油墨。封面上画得歪七扭八的裸体女人的胸部及个别书页上还沾着已经干涸的乳白色莫名液体斑块。

　　“阿强在公司接到了老板夫人何雪的电话……”

　　这辈子，只要记忆犹存，马梓筠就会记得这本龌龊之书的开头第一行。他先是漫不经心、继而兴致盎然、最后心荡神怡地翻阅了下去。书本单刀直入的本色的粗鄙的露骨的描写犹如世上最擅长巫蛊之术的巫师发出的阴毒魅惑的毒咒，迅速攻陷了马梓筠毫无设防的幼小心灵。书本包含了几个相互独立的黄色小故事，每段故事内容都很短，情节混乱简单，和马梓筠在之后人生路上先后接触到的那些古代的、近现代的、当代的；大陆的、港澳台的、日本的、欧美的；单纯文字的、夹带着成人图片的；印刷精美装潢华丽的、翻版盗版错漏百出的各种成人艳情小说，譬如《金瓶梅》《姑妄言》《痴婆子传》《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少女之心》相比可以说是缺乏最基本的文艺美学技巧。这本无论从纸张到排版都是最低档次的、错别字泛滥的程度让人可发一笑的、十分之一都是代表了野兽般交媾时女人呻吟声的省略号的、毫无最起码的艺术价值成分的黄色小故事册子实在是最适合在惯受感官欲望支配的流氓无赖团伙、大字难识几个的工棚民工和正值青春叛逆期的职高技校生中人手传阅、广为流行的。如果马梓筠是在青春期后接触到这本书，他只会微微一笑，将书本的每一页撕下扔进碎纸机或是用来擦屁股。可是当时的他只是一名刚上初中的少年，尤其在他们那个风气纯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地质队，少年就是少年，青年就是青年，成年就是成年，人的一生的断代分阶是十分清晰严密的。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灵的哪一方面的，很少会有人跃层去提早做些不该他这个年龄做的事，也很少会有人到了年龄还不去做他这个年纪应该做的事，更也极少有成年人会出现返祖现象。不像如今风气颓废的社会，少年早恋成为了时髦，少女早孕成风，少男早早当爹，“少年”只是意味着许多早熟男女的某个理论上一瞬即逝的早期生理年龄阶段而已，很难再对应有个体相应该有的同期思维习性和行为习惯。过早地失去了儿童少年时期的天真可爱，甚至过度地老成早熟，导致了现实中各人生阶段的界限模糊以至于缺失。明明生理年龄还是少年，心理年龄上却已和“青年”、“成年”甚至“老年”混为了一谈。自私算计，世故老成，毫无少年人应有的懵懂无知的可爱之姿，也是人世间一桩沉痛的悲剧。

　　自此马梓筠的性格逐渐产生异变。每多在人后隐秘处多翻阅这散发着不明气息的小册子一次，他就多偏离了社会正统的青少年成长发育之坦途一分。自亵只是所有恶果中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固然对于他的生殖功能造成了影响未明的副作用，更主要地还是对于他无拘无束的少年心性无形中的戕害才是更为致命的。他本来可以和多数身边青涩的伙伴一样较为平稳地渡过灵与肉的这段嬗变期，而不用这么长久地在肉欲的折磨中苦苦挣扎、更不用在痛苦的自责感中迎接来整个青年期内心暴风雨的扫荡，也更加不会导致自身原本开朗活泼的性格难以抑制地滑向孤僻偏激的畸变。多少个宁静的夜晚，肾上腺素剧烈分泌的他做贼似地将册子小心地塞在裤兜里乘母亲不注意带进带出于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马梓筠的心脏依旧砰砰狂跳，如果细心的母亲看到自己儿子面红耳赤的奇异面相，是一定会心中起疑的。马梓筠躺在床上，时常是蒙着被子，借助着隐约透漏进的台灯灯光翻阅着这本脏兮兮的小册子，鼻子里嗅到的是册子上残留的陈年人体分泌物的气息。他逐字回想品味着册子里那些令人口干舌燥的情节段落，太阳穴里经脉剧烈跳动，耳边隐隐嗡嗡作响，身体某个部位产生着从未有过的奇特变化。他的手禁不住地向下摸去，再就是出于本能地开始撸动，直到憋不住的喷薄而出。好几次都射在了床单内面，他就以半夜睡着了短裤不知不觉滑落到了脚跟不小心“梦遗”在被单上为理由骗过了母亲。以平生第一次撒谎为标志，他整个人都开始了“杰克和海德”般的既善亦恶、时善时恶的嬗变化身。变化的也不仅是生理上的某处，从此他的整个世界观也为之发生了剧变，他的人生之路也由此产生了急弯。尤其是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原本他只是一概地将他们视作和男生别无差异的普通玩伴，如今却因彻底知晓了她们生理上的秘密，窥探到了她们可能会呈现出的另一种状态，他再也无法平静地与她们相处。多亏得父母监督得力，也要庆幸地质队生活圈单纯，身边幸好也没有能够集体引诱他持续堕落的狐朋狗友。小册子破坏力虽大，却也缺少可以联手戕害他的同盟，时间长久了副作用却也逐渐消淡了。还有，还得说是“三岁看到老”。得益于他正直自律的天性，他即便再冲动，也从未产生过使用奸计或者暴力占有女性的想法。他只是在一旁隐蔽地窥视、悄声地观察，臆想地体会，大体上的行为举止在外人看来一切如常。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足以让人起疑甚至惊骇的变化迹象，但是看似平静的表象下确是暗潮汹涌。如果说那困扰维特的只是烦恼，那骚扰马梓筠的简直就是浩劫了。

　　首先就是学习上的影响。他再难将精力长时间地集中到自己天生不感冒的需要自己加倍付出学习精力的弱势科目之上，尤其是本身相对就学起来特别艰难的数学上。解方程式、计算数字、画几何图形，对于他本身就是艰深的苦差。如今在勤学苦练的关口，那被他仔细地锁在书桌抽屉中的小册子中粗俗但是诱惑的内容总是不自觉地跳出来将他的学习思路和研究劲头全部打消。他不是浮想联翩，就是心不在焉，要么就是掏出册子，翻到自己最心仪的情节反复回味。自亵是异常频繁的，最多时一天甚至可以达到三四次。折磨得他瘦小的尚在发育的身躯阵阵抽搐疲软。无数不切实际的，甚至异常可怖的念头时常从脑海中掠过，使得他感觉自身罪恶深重。愧疚感重重翻涌，吞没了无奈又无助的他。其次就是对于女生的交往态度。他从小本是有着良好异性缘的，地质队里住在他附近的一些同龄女生很喜欢和他玩在一起，他呢也只是将她们一律视为和身边男生无异的玩伴。可是如今的他表面如常，内心难以抑制地对她们产生了那种意欲亲近的邪念。虽然他或出于胆怯，或尚能自律，或因为这些地质队的少女本身懵懂单纯，和他在一起时分寸得当，更不会主动诱惑他，从一定意义上也消减了他的恣意妄为的可能性。在地质队这种相对地方社会如同白纸的大院里，每个人都被相对简单质朴的人际关系包围并保护着。地质队地界和地方农村隔离的那些围墙、断头路、界桩、标志性的小屋等等，隔离开的不仅是两个单位，更是两层世界。本来在这样单质的纯洁环境中，马梓筠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得到任何如小册子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后富裕起来的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中才会出现的异类物品的。但是，机缘巧合，最不可能接触得到的马梓筠却偏偏早早地领先于国内绝大多数同龄人接触到了。但是他身边的那些人却依然保留着最为淳朴的地质大队本色，也愈发于无形中反衬出他与众不同的受腐蚀特征。从此，身边清清白白，心内肮肮脏脏，他的外向的感知与内向的感悟开始呈现出完全对立分裂的趋势。

　　至今他也无法确认那对被他打扰了鸳鸯梦，以至于慌不择路逃跑，连这大不敬的册子都遗忘了的男女是他们地质队里的谁和谁。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一段，会略觉虚假夸张，不就是在看一本成人书籍，犯着到这样狼狈逃窜？但是，只要深层次地回想到当时距只是因为对妇女吹声口哨就有可能被发配大西北，青年男女婚前非法同居就要被绳索捆绑游街、只是持械抢劫了几毛钱就有可能要掉脑袋的83年“严打”尚不过刚刚过去了两三年，严刑峻法的刀锋之影仍然浮罩在每一位社会公民的头顶，也就不难理解一般社会上违规做歹者惶惶不安的心绪了。马梓筠估摸这对野鸳鸯也很有可能是附近乡村里的某对恋爱中的男女。当时地质队周边农村的社会风气已经极为缓慢地逐渐受到东部、南部诸多走在改革前沿的兄弟省份大开门户后新引进的港澳台欧美日国际化流行风潮的影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最早一批的极少数跳出农村田地外出谋生的人群已经产生。他们中的多数奉公守法，在城建如火如荼的南方沿海大都市的工地上挥汗如雨，或是在最早的一批合资私人厂房的流水线上争分夺秒，赚取着合法的辛苦钱。也有一些好吃懒做，不愿吃体力饭偏偏又想不劳而获的，也逐渐滑堕到了社会边缘从事偷盗抢劫，或做皮肉生意的。马梓筠想起有次吃饭时，父母聊到地质队老区边上从城市返乡的某家农村理发店的女老板时，母亲还十分不屑地使用了“卖淫”一词。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听见这个词汇，当时年幼的他误听成了“卖银”。还以为这个女人除了会理发，还是个厉害的女银匠，理发之余兼卖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