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讷宰相曹振镛

　　虽有早期波澜壮阔的五省白莲教起义，后期直击中枢的林清事变，嘉庆小心翼翼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舰，总算在风浪之中停泊靠岸，将它顺利交给了儿子。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嘉庆前往木兰秋狝，七月二十四日抵达热河。次日嘉庆照常批阅奏章，接见群臣，不料当晚即在避暑山庄突然病死。随后绵宁接位，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接班后，却面临着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财政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在19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此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

　　道光萧条原因复杂，根据李伯重教授的研究，道光时代，全球气候剧降，气候变冷，低温影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停留并交锋，导致降水量增加。频繁的水灾，既使得政府在河工上的开支激增，也使得农业产量下降，这又加剧了萧条。焦头烂额之中，道光帝还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跨海而来的欧美列强。

　　君王们留给儿子的除了江山，还有帮助打点江山的老臣。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也培养了一批可以重用的大臣，并指望他们能辅佐儿子，挽回颓势。老臣们的名单可以罗列出很长很长。在长长的名单之中，一名外表木讷，战战兢兢的安徽人，最终博取了道光的宠信，执掌军机处十四年，他就是曹振镛。

　　曹振镛出生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至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到翰林院任职。曹振镛得到乾隆赏识，一路高升，历任侍读、侍读学士等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在乾隆朝也是一方大员，在刑、兵、工、户四部先后担任过侍郎，也在南书房行走。乾隆朝晚期，夹在老臣阿桂与权臣和珅中间，曹文埴左右为难，于是申请退休。

　　到了嘉庆朝，曹文埴的辞职，被视作是对和珅专擅的抗拒，成为了政治资本，儿子曹振镛得到大用，在各部担任过要职。从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十五年去世时，曹振镛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是清代任期最长者。

　　道光登基后，军机处元老众多，如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人，均久历政事，在军机处多年，暂时也轮不到曹振镛出头，不想军机大臣们的一个错误，让他脱颖而出。

　　却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死前，让军机大臣们拟定遗诏。遗诏拟好之后，道光伤心欲绝，也无暇细看，以为军机大臣们在军机处混了多年，断不会出错，就在八月初五，向国民公布。到了九月，道光静下心来后，再审读遗诏时，却发现其中有个错误。原来几个军机大臣把乾隆的出生地给搞错了，乾隆出生在雍和宫，在遗诏中变成了出生在避暑山庄。

　　道光一看大惊，赶紧让曹振镛去查核。结果不管查乾隆朝实录还是乾隆御制诗集，乾隆都是出生在雍和宫。

　　将皇帝出生地搞错，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且所拟遗诏已颁行天下，无可挽回。当年的军机大臣共有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人。年轻点的卢荫溥、文孚被连降五级，仍留在军机处帮忙辅政，年迈的托津、戴均元则被连降四级，赶出军机处。

　　随后道光命曹振镛入军机处，三个月后又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道光朝，曹振镛以首席军机大臣兼内阁首揆，前后长达十四年，权倾朝野，恩眷之隆，当世无匹。

　　道光当政之后，英和与曹振镛同入军机处，一满一汉，共主朝政。但英和入军机处没有多久，就被赶了出来，此后再没入军机处。如果英和在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也轮不上曹振镛长期担任，而道光朝的政坛也不会如此沉闷。英和被赶出军机处，与他主持废除“陋规”有关。

　　清代官员账面工资极低，以至有人称是“亘古未有”。其实历朝历代，官员们的账面工资都不是很高。中国古代不奉行高薪养廉政策，主要在于儒家奉行以德治国，当官的目标在儒家典籍中被描述为庄严无比的“治国平天下”。但当官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向现实低头，理想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常使初入官场的书生们困扰不已。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面子比不上肚子，脊梁还是得向稻粱弯曲。有道德洁癖的官员，最终会被视为异类而淘汰。

　　清代官员账面上的工资，一品大员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合十五两。七品知县更是可怜，每年薪水只有四十五两。为了补贴官员，雍正朝开始给官员发“养廉银”作为补贴。“养廉银”督抚每年所得较多。乾隆得知亲信李侍尧贪腐后，大骂他，每年养廉银都有万两，你怎么还贪污？知县的养廉银较少，从几百到一千两不等。

　　“养廉银”等于是发给官员们的生活补贴，但各级官员开支繁多，这点银子根本不够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靠“陋规”，才能过上滋润日子。

　　“陋规”的种类很多，外省的官员逢年过节都要给京官送上各种孝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与官场人脉多少，外官每次孝敬的京官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数目从几两到几百两不等。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礼”，如岁金、节礼、程仪、贽礼、赆礼、贺仪之类，礼种类繁多，从地方特产到古玩字画，无所不包。逢年过节时，各地官员送礼物入京的车络绎不绝，所幸当日还不致大面积交通堵塞。

　　至于地方官员，也是各显神通，广开财源。每逢各种节日及官员生日之类，下级要过来送门礼，如春节、端午、中秋、官员及官员妻子生日时的“三节两寿”礼之类，也是名目繁多。

　　这些礼节性的陋规，只是小头，对官员们来说不过是零花钱而已。陋规中的大头，则来源于火耗、关税、盐课、漕运等。以火耗为例。地方州县在征税之后，要将碎银铸造成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在铸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损耗。正常铸银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官方就将这些损耗额外摊派到民众头上。

　　对于征收火耗，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官员就将火耗加派到十分之一二，或者十分之三四，捞取巨额利益。州县一级捞到钱了，自然要孝敬督抚，督抚们则孝敬京官，彼此共享此项巨利。火耗之外，在盐业，漕运、驿站等领域，官员们通过各种手法，也捞取巨额陋规。

　　陋规收入在正常工资的十倍，乃至百倍以上。根据地区不同，陋规的收入也不同，但即使最偏僻的地区，陋规的收入也很可观。

　　与京官相比，地方官获取陋规的机会更多，所得更为丰厚。如雍正元年，河南巡抚一年各项陋规不下二十万两，素称贫瘠的贵州巡抚每年的陋规都在二万两左右。道光年间，张集馨担任以“肥缺”而闻名的陕西督粮道，每年陋规有三四十万两。京官刘彬士得知自己被外放到浙江任巡抚后，踌躇满志地道，老夫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下一屁股债，今番须要还债了。浙江人闻听后，惊呼刘彬士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陋规拿不上台面，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且都分了一杯羹，达成利益共享。陋规的危害极大，它既造成了国库的损失，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嘉庆年间，有大臣提出将陋规的数目明确、合法化，以杜绝弊端，嘉庆批复“实不可行”。

　　道光刚当上皇帝，将颇有创新精神的英和调入军机处。英和一入军机处就建议将各省陋规加以清查，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可以保留的就公开、明确。刚当上皇帝的道光还有点锐气，立刻同意，摩拳擦掌，要大干一把。随后十几天，道光接连颁布谕旨，指示地方官员必须清查陋规。不想督抚们却联合起来，给了新皇帝一个下马威。

　　各省督抚们认为，陋规这种丑事，怎么能明确公开？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但是绝不能给民众知道，一旦知道了，怎么进行统治？陋规一禁，官僚怎么维持生活？谁来帮你统治？

　　道光被督抚们这一逼，顿时没话说了，只好收回成命，下令停止陋规改革。道光尴尬地解释，朕刚没了老爹，心里乱糟糟，听了英和的话乱搞。朕刚当上皇帝，没啥经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道光在谕旨中还灰溜溜地道：“为君之难，诸臣亦当谅朕之心。”

　　为了向地方督抚表示歉意，道光不得不将英和作为替罪羊，将他赶出了军机处。两江总督孙玉庭反对废除陋规最为激烈，却被赐给了“公忠大臣”的匾额，于是群臣叹服，竞相赞叹道光为天下圣主。

　　既然不能改革，那就保持原状，拖延一日是一日了。道光主政时，清国这艘大船已是锈迹斑斑。道光是个没有魄力的皇帝，他无胆无力推行改革，也无心将船的内部构造换掉，重新起航，他只是想将船涂抹一把，不沉即可。但要想这艘船不沉没，对多年积习总是要有所整顿。也正是这一定程度上的整顿，才给了曹振镛一方天地，以收拾颓败之局。

　　清代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外漕运、盐、国库存银粮之类。在曹振镛辅佐下，道光就漕运、仓库、盐税等，做了系列整顿。曹振镛从政经验丰富，又深得韬光养晦之道，行事不似英和那样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所以能连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十四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弊政加以整顿。

　　漕粮弊端，首在浮收，根源在旗丁。运送漕粮的旗丁，在各州县索要帮忙的小费，不给就在漕粮上捣鬼。各地官员为了应对勒索，不得不多征收漕粮。由于漕粮“浮收”严重，各省督抚不堪重负，纷纷打报告给中央请求将上交的漕粮打折。

　　漕粮运输途中，旗丁也暗中捣鬼，比如将石灰撒入米上，再将温水灌入舱底。待米粒发胀后，每石米可以多出数升。多处来的米就被旗丁盗出贩卖，至于入库的漕粮，因为受过潮自然容易发潮霉变。经过千里运河，江南漕米运抵京仓。一路上各种开支，导致米价暴涨，一石漕米需银十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十八倍。

　　曹振镛建议从源头上着手，各省督抚及漕运总督，打击旗丁勒索州县，一旦查出即从严处理。但曹振镛的办法，不过是周期性的严打运动，时间一长，旗丁照样。所以道光六年，英和主持了漕粮经海路运输北上的试验，效果极佳，成本更少，运输更快。不想各地反对声四起，因为无数人的饭碗将要被断送，无数的利益链将被切断。屈从于压力，道光最后还是选择了走内河运送漕粮。

　　漕粮之外，盐政更是弊端众多。一些经过官方许可的盐商，暗中贩卖盐引。清初发行盐引时，好比发行原始股，招商购买，买到盐引的盐商，将名字及盐引数目登记入册，然后按册派给盐引。盐商手中的盐引，可以世代相传。当年没有买原始股的人，眼红于盐业的暴利，就从盐商手中再买盐引。如同股票一样，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被推高，盐价也跟着走高。官府卖的盐价格居高不下，民间贩卖私盐的人自然也就更多，导致官盐卖不掉，政府税收减少。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整理盐务，决定打破原先盐商对盐引的垄断，开放盐引，让资金涌入。陶澍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阻力。曹振镛家族很多人在扬州从事盐业交易，陶澍本人则是曹振镛的门生，一时间投鼠忌器，难以下手，就写信给曹振镛讨教。曹振镛看了信后，回复他道：“只要有利于国家，你就放心去做，不要担心我家，世上有饿死的宰相吗？”曹振镛这样表态了，陶澍遂一展身手，整顿盐政。

　　陶澍面对危局，道光初期曾有诸多系列整顿措施，诸如改漕入海、裁撤兵员、清查浮收、裁定陋规，等等。但这些措施，或是受到官员抵制，不得不提前中止，如裁定陋规；或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如改漕入海；或是收效甚微，一如既往，如清查浮收。唯一能推行下去的改革，也就是陶澍主持的盐引改革。但这改革也仅限于两淮地区，并没有推广到全国，也不能挽回道光朝衰败的局面。

　　道光不是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所以选了小心谨慎的曹振镛辅政。才气卓著、率性敢言、勇于任事的英和则相应地被冷落。曹振镛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没有英和那样直率敢言，但终究还是能恪尽职守，本人也能洁身自爱，非贪赃枉法之徒。后世对他虽然评价不高，终究未将他列入“奸相”的行列。

　　在走向萧条的时代，作为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实无回天之力，也没法开出根治的药方，只能小心谨慎地辅佐着道光。而在这样的时代，有识之士人都意识到了危机，他们期待着中枢能够振起，有所变革，有所进取，有所突破。然而，曹振镛却让他们失望，于是乎，在众多的民间野史之中，曹振镛也成了庸碌的代言词。

　　清史稿中，也不见他的显赫政绩；野史之中，更无他的风雅趣谈。后世对曹振镛评价极低，常以“庸庸碌碌”、“只会磕头”来评介他，但曹振镛不是“庸碌”二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在道光朝萧条之中，他小心谨慎的维持着平稳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整顿，也是着实不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则徐就将曹振镛赞誉为国朝第一人。

　　无疑道光喜欢曹振镛，并把他当成是可以依靠的人。曹振镛死后，道光在追悼词中夸奖他：“实心任事，体用兼优，外貌讷然。”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曹振镛所辅佐的是充满情趣、附庸风雅的帝王，所处的又是一个蒸蒸向上的时代。他木讷的面具一定会脱下，表情一定会更丰富，也会留下更多的文人逸闻。在政治舞台上，他的拳脚也会从慢柔的太极转为刚猛的泰拳。

　　曹振镛身处萧条之世，他也很是无奈，他没法如盛世的名臣那样，扬眉吐气、扬鞭万里、开拓疆域。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站在已经进水的船上，辅佐皇帝，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轮。他如果稍一用力，开得过猛，船可能就会沉没。

　　曹振镛主政的十四年间，以无为清静为目标，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道光十五年时，曹振镛走到了最后，他以八十一岁高龄死于任上。道光赐给他象征着文臣最高荣誉的“文正”谥号。

　　人性极其复杂，很难用一个好字抑或一个坏字来笼统、绝对地评判一个人。对曹振镛这样的重臣，史书很难评价他，乃至于没法评价他。他就如同一池清水，你仔细看，他是清澈见底的，再细看，其中难免也有污浊。更重要的是，这一池清水，却是一潭死水，死水中沉淀的不仅仅是曹振镛，更是大清帝国。

　　秦桧再世穆彰阿

　　提起清代的权臣，鳌拜给人的印象是飞扬跋扈，和珅是贪腐无度，曹振镛庸庸碌碌。一提起穆彰阿，立场坚定的士大夫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冲到他面前，指着他鼻子痛骂他是“秦桧再世”。但穆彰阿这个“再世秦桧”，青年时却对岳飞崇敬无比。在岳飞墓前，穆彰阿无限感慨，作诗祭奠忠魂，声讨贼桧，不想几十年后，自己却被称为“秦桧”了。

　　秦桧不是一日炼成的，穆彰阿也不是生来就奸坏的。他早年为官，勇于任事，政绩累累。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3年)穆彰阿在北京出生，老爹光泰在嘉庆年做到右翼总兵。大概酒喝多了，光泰毛遂自荐，请兼任兵部侍郎，反而丢了官。所幸儿子穆彰阿争气，嘉庆九年中了举人。此年是英和主考，穆彰阿也算是英和的门生了。

　　嘉庆十年，穆彰阿初入仕途时，老师英和因为政坛纠纷被连降三级，但不久再被起用。英和也是科举正途出身，对同是满人，才华横溢的门生穆彰阿额外照顾。有人提携，在官场上升起来也快。到嘉庆十九年，穆彰阿已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后又转任刑部左侍郎。

　　嘉庆二十年，官运顺畅的穆彰阿突然被降职。此年刑部所进呈死刑立决人数多达五十二人。嘉庆素称“仁义”，用刑主张宽缓。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死刑案，嘉庆认定是刑部拖沓，积压案件所致。受此牵连，穆彰阿也被降职以观后效。降职这回事，其实也是嘉庆磨砺一下穆彰阿，让他吃点苦头，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前途。到了次年，穆彰阿果然又被大用。

　　道光朝前期，形成了汉人以曹振镛为首，满人以英和为首的辅政格局。在老师英和的扶持下，再加上办理昌陵(嘉庆陵墓)工程有功，穆彰阿成了道光最亲信的臣子之一。

　　由于漕运弊端连连，道光朝有改漕入海之说，其中倡议最为卖力者就是英和。道光五年，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请将漕运改为海运。但地方官员，如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煌等人，对此反应消极。道光遂以陶澎为江苏巡抚，穆彰阿为漕运总督，琦善为两江总督，主持漕运改海运。漕运总督也是个不可小觑的官职，与总督一样，都是正二品。

　　为了漕运改海运，两江地方大员竟全被撤换，穆彰阿等人自然不敢怠慢。九月份，穆彰阿亲自押送漕船，经海北上，至通州交卸后才回京。初次试验成功之后，次年海运正式启动，第一批八百艘漕船由上海北上。穆彰阿此时改任工部侍郎，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天津验收漕米。验收过程中，穆彰阿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海运章程，加速了漕米入仓的速度。因为办理海运极有功劳，穆彰阿此年被授工部尚书，进入了一品大员行列。

　　漕运改海运，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之后，却突然停止。所有人都知道海运的好处，但漕运一改海运，十几万旗丁、水手、纤夫就要失业，流落在江湖，走上亡命之路，运河两岸的无数城镇也将因此而衰落。道光下不了决心，就在道光七年下旨，所有海运停止，一切漕粮照常河运。

　　道光七年，穆彰阿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军机大臣名称很多，有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之类。军机大臣名目虽多，区别不大，都是军机大臣，只是加上“学习”二字的是“实习生”。清代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大臣很多，实习期满，合格的自然留在军机处，皇帝就不再下旨实授了。唯一的例外是穆彰阿，“学习”行走了一年，次年被实授军机大臣。

　　在军机处近二百年历史中，满、蒙翰林担任军机大臣者，前后共六人，分别是尹继善、梦麟、那彦成、英和、桂芳、穆彰阿。穆彰阿入军机处，也是英和力荐的结果。英和是穆彰阿的双重座师，即举人和进士的老师。穆彰阿入仕之后，英和对他大力提拔，在重案审判、漕运改海、视察河工等重大事务上，都可看到英和频频带着门生穆彰阿出入。道光八年，穆彰阿被实授军机大臣之后，英和大喜道：“词林传为盛事，亦门墙之光也。”

　　不过此年英和本人倒了大霉，因为监修的孝穆皇后墓地工程渗水，差点掉了脑袋。最终皇太后出面，劝告道光“不应以家法诛大臣”，才保住了一条命。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英和被发往黑龙江做苦差，两个在官场上正如日中天的儿子也被革职一起同行。英和所有家产被充公，临时寄居在一个古庙中，身患重病。此时穆彰阿伸出援手，不但亲自前去探望英和，更每年接济他一万两银子。

　　在道光朝，英和的作用被大大地限制了。道光对英和也有深刻了解，认为“英和人本明白，性复敢言”。但英和的一生也是悲催，老碰上倒霉事，一直没能得到施展身手的机会。

　　英和落难之后，朝中曹振镛一统天下。曹振镛与英和关系极好，算起来，曹振镛还是英和老爹的门生。对英和的门生穆彰阿，曹振镛也是极力栽培，二人关系融洽。穆彰阿去南方办理漕运改海，回京之后立刻去拜见曹振镛，两人款款长谈，穆彰阿在诗中写道：“新情兼旧情，款款语回环。”

　　从道光九年至十二年，军机处共两满两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曹振墉、文孚、王鼎、穆彰阿，穆彰阿居于末列。曹振墉、文孚两人年龄大了，不能长途跋涉，留在京内辅佐大政。至于外出办理地方上的要务，就交给了王鼎和穆彰阿二人。

　　王鼎也是当时少有的能干之才。他是陕西蒲城人，年少时家里极穷，时常每日只吃一顿，晚上读书时也没有油灯，就去城隍庙的长明灯下读书。嘉庆元年，王鼎考中进士，之后却被埋没多年，直到嘉庆十九才授工部侍郎。嘉庆召见他时曾道，朕一向不知道你，也从没人保举过你。看过你的文字，朕才知道你学问好。

　　王鼎被挖掘出来后，开始被重用，在各地负责清查大案，清理芦盐弊端，治理黄河决口，政绩累累。与王鼎相比，初出茅庐的穆彰阿资历、政绩都还不够。但穆彰阿的优势是年轻，他比王鼎小十四岁，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满人。作为最年轻的军机大臣，穆彰阿被派往各地，处理地方上大事。

　　道光十五年，曹振镛病逝。暂以文孚为首席军机大臣，潘世恩位列第二，穆彰阿第三、王鼎则为第四。文孚做到了首席军机大臣，在内阁又升到了文渊阁大学士，仕途履历上堪为完美。不想刚做首席军机大臣没多久，文孚就被派去山东查案，一路上鞍车操劳，案件却没有查好，还被道光下旨处分。

　　年迈的文孚一看，官已经做到最大了，再没奔头了，自己身体又不好，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么辛苦，不如辞掉算了。过了几天，文孚就以“耳聋健忘”为由，申请辞去首席军机大臣一职。看着老臣疲惫的面孔，道光无奈，只好允许他辞去首席军机大臣，以内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此后文孚又称“耳聋头晕”，恐耽误公事，辞去一切职务。文孚辞职后，退休回家不到一年也就故去。

　　文孚一走，依资历名望，潘世恩理所当然地被提升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排名上升到了第二。《郎潜纪闻》称潘世恩为三百年第一福气中人，认为有清一代，所有的荣耀之事，他都碰上了，且富贵高寿，后世子孙文章也做得好。但潘世恩在军机处，并未对穆彰阿形成大的制约，而在为政上，也不见他有大的作为。

　　潘世恩穆彰阿与潘世恩，都希望无为而治，达成天下太平。穆彰阿在《读史》一诗中写道：“汉代重经术，天下良吏多。民淳安朴陋，政简无烦苛。”道光朝初期，有英和这样锐意进取，德才兼具的大臣，但是道光不重用他，而选择了小心翼翼、遵守典章制度的曹振镛。道光朝中后期，辅政的穆彰阿、潘世恩，也是谨慎小心，内敛保守的人物。

　　道光十七年，穆彰阿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之所以胜出，一是他年纪比较轻，二是因为他是满人，三是他与道光心意相通。穆彰阿主政后，很多人骂他庸碌无为。道光也曾问他，你在职多年，怎么没有突出政绩？穆彰阿却回答：“自古以来，贤臣顺时而动，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

　　道光是个内敛安静的人，在为政上主张守成持稳，不希望有大的变动与变革。他也知道大清国已开始陷入危机，但他不会采取任何激烈的措施，以挽回危局。道光与穆彰阿，应对危局的方法就是拖延，尽力在大政上不生出大的是非，假以时日，走出低谷。

　　然而，世事巨变，运道无常，道光朝所处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在承平年代，保守持平的执政者，靠着小心翼翼，也许能拖延下去。但在乱世却会让时局失控，生出无数祸乱。大清国已病入膏肓，非有大手术、大动作，已不能挽回危局。凡清醒者都知道出了问题，但谁会掏出手术刀，对着大清国做大手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