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人难与天争命

　　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因患胆囊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8岁。临终前，这位为推翻满清统治、终结封建专制、复兴大汉文化的民族英雄，一生“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弥留之际，他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遵照他的生前遗愿，国民政府决定，将其灵柩暂时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并着手在南京钟山修建陵墓。1926年1月动工，三年后的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一军至第八军军长，兵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而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

　　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邓演达、高语罕（1887-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正阳关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中共第一批党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党团书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5月-9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等人商议，推举常恒芳、王亚樵为安徽宣抚司正、副宣抚使。常、王领受任务，潜回上海，在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今卢湾区马当路）设立驻沪办事处，王庆云担任主任，负责与北伐军联络工作。常恒芳前往皖西，设宣抚司于太湖县城；王亚樵前往皖东，设副宣抚司于安徽省盱眙县高良涧镇（今江苏洪泽县城），联络旧部，收抚绿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就地打击军阀势力，配合、声援北伐军的行动。胸怀大志、屡遭磨难的王亚樵再次感到，拉起队伍打天下的机会又来了！

　　自合肥军政分府，被“相煎何太急”，逃亡上海滩之后，王亚樵一直渴望着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地盘，红红火火闯九州。但是，十几年的血风腥雨，他的人生账单上，毫无例外的都是“亏损”：

　　1912年3月，他与李大钊等人相继加入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李大钊担任天津支部总务干事，王亚樵担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他将安徽社会党党部设在肥东撮镇夏家祠堂，高举起“锄强抑暴、铲富济贫”、“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旗帜。合肥的许习庸、唐幼文、洪耀斗、郑益庵，全椒的刘大魁，怀宁的蒋非我，巢湖的丁鹤龄，芜湖的杨柳堤等等，纷纷加盟，各地组织相继建立。正如洪耀斗在《我所知道的王亚樵》一文中所说：“由于他长于演讲，组织力更强，各县支部入党群众争先加入。他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子，形似日本人，各县奔走，宣传党义，卧稻草、吃残饭，是他经常生活。处世接物，非常诚恳，终日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不到一年时间，就拥有党员七八万，成为江淮大地崛起的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1913年7月，北洋军阀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南人）奉命南下，打败皖督柏文蔚，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粗鲁野蛮、残忍奢侈，“素有武健严酷之名”，外号“倪大炮”。上任之后，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对社会党安徽支部痛下杀手，并派遣旅长夏叙堂（绰号夏老小）率领部队血洗撮镇总部，丁鹤龄等骨干遇害，王亚樵与洪耀斗、郑益庵等人，再次流亡上海。夏叙堂虽然武功高强，三四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却长得贼眉鼠眼，一肚子坏水。他见抓王亚樵不着，为了讨好倪嗣冲，竟带领部下到王小郢子，挖了王亚樵的祖坟，说是要断乱党家的风水。

　　1914年秋天，在上海，王亚樵与高振霄（1881-1945。字汉声。湖北房县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委其为高等顾问，后被选为国会议员）、陈群（1890-1945。字人鹤。福建闽侯人。东京明治大学毕业。后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委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受命与杨虎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按照上海话的读音，他与杨虎被人们戏称为“养虎成群”）、何天凤（1906-1946。名兆昌。浙江荔州人。黄埔第二期毕业。1930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历任特务处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上校支队长，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少将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安昌浩（1878-1938。韩国平安南道人。1919年4月，担任驻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李怀诚等人一起，参加了景梅九教授领导的“安那琪主义”研究小组。“安那琪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公开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他们主张的社会“无政府”，并非不要政府，任由社会陷入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当时，无政府主义理论风靡全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和著名作家巴金等。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书生气十足的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可见，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大。

　　景梅九(1882-1959)，名定成，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山西运城人。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与南方章太炎的并称“南章北景”。1902年，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与秋瑾合办《白话报》，鼓吹民主、共和；加入同盟会后，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1911年，他在北京创办《国光新报》，公开批评袁世凯政府的独裁政策。袁世凯非常挠头，就派农商部次长张仲华悄悄地给他送去10万元支票。报社已欠稿酬、印刷费多日，这笔巨款真是及时雨。但景梅九却将支票扔到张仲华的脸上，骂道：“我的尊严岂止这点钱？”袁世凯无计可施，又想杀人灭口，就把杨度叫来，征求意见。杨度与景梅九是多年好友，他故意说：“这个时候杀了景梅九，反倒成全他烈士英名，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吧！”1916年，袁世凯改元称帝。景梅九立即发表《讨袁世凯檄文》，铁笔诛心，洛阳纸贵，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后来，他却改变了“打法”。

　　景梅九与阎锡山是同乡，又都是同盟会元老，但是，他很看不惯“阎老西”独断专行的作派。书房里，他挂着一副自撰对联：“不随百川归大海；始知弱水是强流。”阎锡山，字百川；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小河。此联淋漓尽致地表明他发誓不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决心。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他经常发表批评阎锡山的文章。陕西并非山西，阎锡山深感无奈，派出亲信，给他送去一千块大洋作为“封口费”。景梅九笑眯眯地照单全收，还特意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回信，封口后交给来客。阎锡山颇为得意地打开回信：

　　惠款照收。“有功者”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看罢，阎锡山气得肺都要炸了。

　　王亚樵在痛苦的摸索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

　　但王亚樵又与景梅九等人不同，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袁世凯派刺客枪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于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久就告失败。袁世凯的势力强盛，复辟迹象日益显露。王亚樵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余亚农、唐幼文、郑益庵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准备效法吴越，对袁世凯实施“斩首行动”。1915年8月，经柏文蔚引荐，他与常恒芳、王乐平等人一道，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在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里拜访了孙中山，聆听教诲，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孙中山多次外出参加群众活动，都请王亚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号无为。浙江湖州人。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1906年，赴日本入警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6月，陈英士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1913年3月，二次革命爆发，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14年7月，被推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1915年2月，主持上海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惨遭暗杀）很喜欢王亚樵敢作敢为、说到做到的性格，经常与他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并嘱咐道：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敌人，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军政大权。

　　同年秋天，王亚樵准备去北京，寻机暗杀北洋军阀的新掌门人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他与余亚农（1887-1959。安徽寿县下塘集——今属长丰县人。1904年，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堂，接受了徐锡麟的反清爱国思想；毕业后，曾到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深造；1910年，秘密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袁军接连发出通缉令，严密搜捕孙中山等人，张汇滔、郑赞丞、余亚农护送孙中山到上海避居；随后，加入王亚樵暗杀组织。后来还担任过方振武部师长等职）一起，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文德里租赁民房，购买硫磺、硝石和碳等，秘密研制炸弹。一天，王亚樵外出购买器材，余亚农独自在家，按照配方研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黑火药突然爆炸，他的面孔被破相，胳臂、大腿多处受伤。法租界巡捕房接到举报，迅速出动，将奄奄一息的余亚农送进医院。后来，在法庭上，余亚农坚称自己研制炸药，是为了到黄浦江炸鱼换钱谋生，法官也没有发现他另有企图，只将他拘留了三个月，刺段计划因此流产。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39人，其中，工人代表9人。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乐平（化名王居一）、张秋白（字亚伯，安徽舒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由孙中山指派为国民党“一大”九人党务委员会委员，在“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中央秘密执行总部党务交际部长）等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期间，列宁带病接见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邓培等人。据悉，当初国民党商量代表人选时，王亚樵作为工人代表列入其中，后来，张秋白为了去苏联，故意散布王亚樵胆大心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言论，王亚樵又失去了一次人生机会。从此，王亚樵与张秋白结下“梁子”，有一次老乡聚会时，他指着张秋白的鼻子，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以后，请你务必要与我保持一里路的距离，别让我撞见你，否则，我的拳头不认你这个臭老乡！”

　　1925年2月，苏浙战争之后，王亚樵与柏文蔚一起，带着郑益庵、洪东夷、郭寄生等骨干，前往开封，访问河南督军胡景翼，寻求发展空间。胡景翼（1892-1925。字励生。陕西富平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加入于右任组织的陕西靖国军，任第四路司令；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参与冯玉祥、孙岳发动的北京政变；11月，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一米九的大个头，仪表堂堂，著名学者章太炎见之称奇：“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就任河南军务督办后，胡景翼致电孙中山，支持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示：“心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德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他日为龙为云，霖雨苍生，普救百姓，予之志也！”胡景翼与柏文蔚、王亚樵相见恨晚，盛请柏文蔚出任河南军校校长，任命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再握兵权，王亚樵踌躇满志，随即开始联络旧友，希望东山再起。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4月10日，在开封病故，年仅34岁。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柏文蔚、王亚樵等人受到排挤，相继离开河南，返回上海。

　　此次出任安徽副宣抚使，对王亚樵来说，真可谓绝处逢生。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前往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