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收权事件突然发生

　　9月20日（八月初五），内务府挡案披露：

　　令侍卫内大臣为知照事。八月初五日由内奏事口传，奉旨：朕于明日办事毕，由勤政殿檐前乘轿出德昌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乘轿由后左门进乾清门，换轿至圣人前拈香，毕，乘轿出乾清门……还瀛台。更衣，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卯初二刻伺候。

　　当时晚宫习俗，一天只吃两顿正餐。早餐一般是卯时（时至7时），晚餐是酉时（17时至19时）。正餐之外，还有酒膳和各种小吃。同日，《内务府来文》却发生了变化：“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还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初十日还颐和园。”《值宿档》也记载说：“由侍卫处询得初七日皇上办事后出西苑门……至社稷坛致祭，毕，仍由旧路还海。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

　　由此可知，其一，初五日晚些时候，光绪帝已知道太后改变了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其二，光绪并没有察觉到初六日慈禧要收回全部事权，所以，他正常安排了初六、初七的日程；其三，光绪是一个性情十分敏感的人，如果慈禧更改日程与剥夺全部事权有关，他不会没有感觉或反应，可见初六发生的戊戌事变是一个突发性事件。

　　9月21日（八月初六），宫中《穿戴挡》做了这样的记载：

　　（皇上）卯初外请至中和殿看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见大人（指军机大臣）毕，还涵元殿。

　　《起居注》记载：

　　卯刻，上诣中和殿阅视祝版，诣圣人前拈香，毕，诣仪鸾殿慈禧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

　　军机处《早事》记载：“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召见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军机。”另据宫中《召见单》“外官”册记中，也写有“袁昶（江宁布政使），冯汝骙（四川顺庆府知府），李征庸（简放道）”的名字。

　　上述史料，记载有详有略，大致可以看清光绪帝当天的行踪路线：卯初（早晨5时），他按照计划先到中和殿看阅视祝版、拈香；到勤政殿分别召见军机大臣和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等人；到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最后返回涵元殿。

　　可见，初六日，光绪帝按照先“办事”、后请安的计划，于上午在勤政殿召见袁昶等人，然后，晚饭前（光绪不情愿与太后在一起，所以，请安时间不会太早，估计在下午五六点钟之间）去仪銮殿请安。

　　由此，可以做出以下两个版本的“大胆假设”：

　　其一，当天下午早些时候，作为从二品新官，袁昶又按照“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的规定，前往仪鸾殿向太后谢恩。可以推测，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徽宁池太广道员，慈禧也可能随父亲在安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在袁昶前来谢恩时，慈禧可能念及旧情，与他多聊几句，袁昶是个爱国者，内心本来就反对“合邦”，所以，他很有可能顺便把从李提摩太那里听到的“隐情”说了出来。慈禧闻讯，岂能坐视不管？

　　对于洋人，慈禧的心情十分复杂，可以说，是既恨又怕，难以启齿：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她在丈夫咸丰帝的率领下，落荒逃到承德避暑山庄，结果，咸丰帝死在那里，一日之夜，27岁的她就成为寡妇；

　　1894年，她60岁大寿，日本又挑起甲午战争，割地赔款，闹得她很不开心。

　　现在，维新之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由弱变强，不再受洋人的欺负和控制，结果却适得其反，与英、美、日本“合邦”，不就等于让与英、美、日本明正言顺、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

　　变法以来，光绪帝日益激进，一次次越过慈禧太后划定的“祖制”底线：罢免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动议剪辫、屡次提出重开懋勤殿、请洋鬼子作顾问……现在他又背着自己要与日、英、美“合邦”，借洋人的势力剥夺自己的权柄，这样的变法，慈禧岂能答应？

　　据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记：光绪帝阅毕出殿，即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其引到太后处，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

　　丁韪良则回忆说：“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

　　慈禧还指使手下，将勤政殿内的奏折全部收缴，送到仪鸾殿仔细审查。果然，当天的奏折中，就有宋伯鲁请与日、美、英合邦及保荐康有为的上奏：

　　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

　　可以推论，是在袁昶的“告发”被确认之后，慈禧太后才下定了收回光绪全部事权的决心。

　　其二，也有史料说，初六日“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如果是这样，似乎也可以另行推测，在“太后、皇上一同训话”时，袁昶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合邦”情报，当即点燃慈禧心中的怒火。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慈禧对于光绪与康有为背着自己与洋人“合邦”，都是不能容忍的。以袁昶的性格来看，他在关键时刻，也是能够仗义执言的。不久，在庚子事变中，作为太常寺卿（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长），他敢于在御前会议上，力言“拳术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最后因言获罪，成为罹难的“五大臣”之一。

　　因此，初六日，慈禧太后才把庆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叫到仪鸾殿，对光绪进行了初次审讯，收回全部事权，并宣布八月八日在勤政殿举行“训政”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