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翁康交情有多深

　　翁同龢与康有为的交情有多深？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戊戌事变后，为了避祸，翁同龢曾将自己的日记做了一些删改，使有些事实扑朔迷离。但是，据专家考证，《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通过日记的一系列记载，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他与康有为的交往过程，更能看清康有为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1888年11月16日，康有为揣着《上清帝第一书》，登门求见翁同龢。《翁同龢日记》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但康有为并不甘心，他将《上清帝第一书》“递与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之上。”转交翁同龢，请其代递皇上，仍被翁同龢拒绝。

　　1894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奉旨查究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为了平息此事，梁启超曾登门向翁同龢求助。“初十日，……康之弟子梁启超卓如来，未见。”翁同龢此前曾读过《新学伪经考》。“初二日，……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竄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国难当头，变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兴起了上书热潮。1895年7月1日，康有为前往翁府拜访。翁同龢将当天见面的情况写进日记。但戊戌事变后，他在删改日记时，将康有为的名字改为李慈铭。孔祥吉在《清人日记琐谈》中指出，翁氏忙乱之中，忘了李慈铭已在1894年就已谢世。因此，改删的漏洞一目了然。孔先生参考翁氏后人翁万戈提供的日记原稿本，发现李慈铭三字是事后剪贴上去的，做工精细，不仔细端详，几乎看不出来。那天的日记是：“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当时，李慈铭已是花甲老人，称做“狂生”显然不妥，如改为康有为，就比较好理解。因为在翁同龢眼中，他顶多只是一个口若悬河而无多少政治经验的“策士”，而“狂生”也符合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一贯评价。

　　1895年8月，《万国公报》创刊，不久就改称《中外纪闻》；11月，强学会成立。即使是在强学会中，康党的地位也是不高的，台前唱戏的是陈炽（1855―1899，时任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强学会正董）、沈曾植(1850―1922，时任刑部郎中，强学会正董)、沈曾桐（1853—1921，时任翰林院编修，强学会副董）、文廷式(1856―1904，时任侍读学士，强学会副董)，幕后支持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龢、充管理沟渠河道大臣孙家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力都是朝廷命官，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微言轻，在其中并无多大号召力，梁启超只担任强学会的书记员（也就是别人讲话他做记录）。现在，人们一谈到强学会，就把康有为抬得很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898年1月24日，在总署西花厅里，奉光绪帝之命，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等五大臣听取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后来，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做了详细而生动地记录，让人一见其侃侃而谈、舌战群儒的风采。康有为写道：“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德变政记》。”但是，同一天，翁同龢却对康有为的表现非常失望、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疲甚。”

　　由于康有为等人的张狂生事，危害到变法大局，所以，早在戊戌变法帷幕拉开之前，翁同龢就有调虎离山的想法。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承认：

　　于是，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上读《日本变政考》而善之，再催总署议覆，然以粤中学者咸集，已决归。上时决意变法，使庆邸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西后乃听上。于时恭邸薨，吾乃上书常熟，促其亟变法，勿失时；常熟以吾谤鼎沸，亦欲吾去；乃召还，亦听吾归矣。

　　周素园曾担任过礼部尚书李端棻的文案。他在《周素园文集》中说：“苾园先生在戊戌维新史上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典试广东，拔识梁启超，以其从妹妻之。启超入京会试，馆于李宅，日夜为其师康有为延誉，李亦心折之。遂介有为于翁同龢，翁向光绪帝推荐，有为遂柄用)。”

　　翁同龢向光绪帝举荐了康有为的说法，无论是在当年，还是今天，都很流行。但是，翁同龢却失口否认。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辩解道：

　　《新闻报》记（十一月）十八日谕旨，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荐引，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怎么看？我认为，台湾学者高阳的观点值得参考。他在《两朝帝师翁同龢》一书中指出：

　　然则翁同龢保荐康有为之说何来？一则是后党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效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欲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其《自编年谱》中，虚构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通过研读《张荫桓日记》，作出如下判断：

　　自丁酉至戊戌之间，政局瞬息万变。翁同龢原来为光绪皇帝所信任，但是，随着张荫桓的启迪，光绪皇帝对外认识的迅速提高，愈来愈相信张荫桓，而与翁同龢之间芥蒂日增。因此，张荫桓在介绍康有为方面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张荫桓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迎合皇帝之所好，在推荐康有为方面，做了许多外人无法得知的工作。

　　现在还不能断定在举荐康有为时，翁同龢与张荫桓谁先谁后，谁的作用更大，但至少可以说明，不是翁同龢独自向光绪帝举荐了康有为。康有为只字不提南海老乡张荫桓的举荐之恩，是因为戊戌变法后期，他与张荫桓闹得很僵，“戊戌七八月间，御史王鹏运及王照相继上书弹劾张荫桓，揭发他贪污受贿，极力称誉‘以万金贿求保荐’的张尚达，而这两人均同康有为关系非常密切，且多次代康氏向朝廷呈递奏章。他们出面弹劾张荫桓，因此，就有人怀疑是康有为出的主意。”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也许是时隔数年，康有为把翁同龢凌晨冒寒去挽留他的时间记错了。据“一律以撰著时间为序”的《康有为政论集》提供的信息，《怀翁常熟去国》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而《康南海自编年谱》文尾记载，该年谱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也就是说，两个版本前后相距不过半年，康有为的说法竟有两处明显不同，恐怕就不是记忆问题了。当然，在谢世前，康有为对《自编年谱》做过多次修改，此处的修改情况，看到稿本即可水落石出。

　　或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康有为何必要编造这个“美丽的谎言”呢？其实很简单。正如姜鸣所说的那样，康有为是想借助翁同龢的名望，拉大旗做虎皮，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改变人微言轻的尴尬局面。反正当年传媒业不发达，翁同龢已被罢官回家乡，无论康有为在外面怎么编造，他都蒙在鼓里，不会站出来戳穿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