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疑似作伪一新证

　　康有为自视甚高，同朝之人，无论长幼，很少有能被他瞧得起的。唯独对翁同龢，他是敬佩有加，在诗文中多次称颂，并把戊戌变法开始才4天，就被罢官回籍的翁同龢抬到了“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位置。

　　在《怀翁常熟去国》一诗的附注中，康有为写道：

　　胶变（即胶州湾事件）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897年12月12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

　　读到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的联想。这一联想，并非读者的误读，而是康有为有意制造的意境，其诗中写道：“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就是明证。

　　一个自知“非吏才”、未报到的工部虞衡司候补主事，因报国无门，心灰意冷，即将踏上返乡旅程；一个当朝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闻讯后，却于凌晨顶着凛冽寒风，亲自登门，热情挽留，真是一个千古佳话啊。

　　可是，这一“美景”却被康有为自己给打破。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即1897年12月11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⒀

　　这里，就产生了两个大矛盾：翁同龢登门挽留康有为，到底是在哪一天？一个是“卧未起”，另一个却是“行李已上车”，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那一天凌晨，翁同龢登门时，康有为到底起没起床？

　　康有为的记述自相矛盾，爱记日记的翁同龢是怎么记录的呢？同一天，翁同龢《日记》记道：

　　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

　　早朝散后，翁同龢就“小憩出城”了。按理说，当时，翁同龢还认为康有为“大才槃槃，胜臣百倍”，登门又是在寒冷的凌晨这个特殊时刻，如果翁同龢真的登门去挽留康有为，在翁同龢《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是。然而日记里，却没记上只言片语。

　　同样，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著述中，我也没有看见相关记载。

　　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说，“常熟冒寒留南海”之“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查历史记录，“高燮曾奏荐康有为”之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似乎从侧面证明了“常熟冒寒留南海”发生在十一月十八日。但问学通例，孤证不立。“常熟冒寒留南海”仅见康有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一家之言还有两个版本，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大为怀疑。

　　另外，随后，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出现了极其相似的一幕：

　　是时已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出京，适见家信云：“粤中疫疠甚盛，学者皆散归，宜迟归；即还，亦当在上海少候。”是日以国是既定，与其候于上海，不如少留京师或更有补，遂迟迟行。二十五日，忽为徐学士荐备顾问，奉旨著于二十八日（光绪帝）预备召见……

　　徐致靖(1844—1918)，祖籍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进士，时任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其父徐家杰，为道光进士。其长子徐仁铸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至湖南学政；次子徐仁镜为光绪二十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是正二品高官。

　　康有为两次要离开京城，两次都被萧何级的官员劝留、举荐，结合“康有为好捏造谕旨”（曾经的同乡至友梁鼎芬）、擅长说谎的秉性，“常熟冒寒留南海”一事不能不令人打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忠文考证后认为，康有为《年谱》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修订。自编年谱的主体当形成于戊戌年底，这一点不应有疑问；但康对原稿一直有点窜和增补，很难说最后的定稿时间是何时，如将康氏自己最后添加注语的1927作为年谱成书定稿的时间，可能更为合理；至少，在无法完全弄清康氏不断调整、修改年谱的内情时，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这样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康有为“倒填年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康有为“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记康‘参加乡试不售后，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并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将此书(后称《上清帝第一书》)转交翁同龢，请代上达，但因种种原因翁未予递上。康氏解释说，因书中‘直言时事’，‘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这种叙说明显含有翁因爱才而‘保护之’的意味，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翁康二人的实际关系不甚相符。……翁日记十月二十七(11月30日)日记云：‘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细读二人记述之语境，《日记》所记与《年谱》所叙确有吻合的地方。不过，如果将康年谱定稿时间视作1927年，则上述两则材料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康有为生前是看过1925年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的，‘保护’之说或从‘只生衅耳’一语演绎而来。”黄彰健断言：康的记载常自相矛盾，“我们对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应仔细审核其内容，不可盲目轻信。”茅海建也提醒说：“康诗题记称翁来时‘吾卧未起’睡态，又与（《我史》）‘行李已上车’场景不相吻合。以《我史》的行文风格而论，对于这种过于戏剧性的场景，须慎重。”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常熟冒寒留南海”是康有为在翁同龢等当事人作古之后，根据已公开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等史料，为了抬高身价沽名钓誉，而精心编造的又一欺世盗名“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