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个乖戾之人

　　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关键人物。康有为对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淋，而且高度评价，广为传播，其中，胶州湾事件后，翁同龢礼贤下士，于寒冬某日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他在京城发动变法的精彩故事，至今还在为世人津津乐道。

　　事实果真如此吗？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别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据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披露，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全人’也”。也就是说，少年康有为张口“圣人长”、闭口“圣人短”。因为他“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于是，“圣人”二字时常挂在他的嘴边，所以，乡下的小伙伴就给他起了个“康圣人”绰号。

　　但是，康有为并不满足于做“圣人”，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惊世骇俗、涵义颇深的别号“长素”。“长素”，就是长于素王、凌驾于素王。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当年人们对万事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是比圣人还要神圣。

　　同时，康有为还给他的得意弟子一一赐予不同凡响的别号：

　　陈千秋，别号“超回”，即才华超过颜回之意。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曾评价他是“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梁启超，别号“轶赐”。轶，即超车；“轶赐”，即梁启超要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他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商鼻祖。

　　麦孟华，别号驾孟，即凌驾于亚圣孟子头上之意。

　　曹泰，号越伋，含有超越子思之意。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的祖师爷。

　　韩文举，别号乘参，隐含“把孔子弟子曾参当马骑也”。

　　康有为的狂妄，当时就受到许多人猛烈抨击。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即太炎）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麟（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来易名为炳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隋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日积月累，相沿成习，逐渐形成许多“潜规则”。科举考试中，乡试主考官称作“房师”，会试主考官称为“座师”。任何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尊称会试主考官为自己的“房师”。“房师”对于自己恩重如山，因此，学子考中之后要上门跪拜，以表感激之情。但是，康有为却不吃这一套。陶菊隐的《近代佚闻》里，记载了一则康有为不礼座师的生动故事：

　　康有为，字长素，名字皆夸诞。康曾密遣党徒赴长江一带组“富有”、“贵为”两会，隐有帝王之志；其后折节为保皇党魁，殆非始料所及也。……康未应试前文采奔放，名噪甚。清代主考皆欲罗致知名之士为荣，盖喜其易于腾达也。中试者必谒座主，呼为受知师，终其身弗改。康既脱颖而出，房官喜而不寐。康久不拜，房官惑之，遣人将意，康大言曰：“吾以学力获隽，渠不过为朝廷甄拔真才耳，宁以是沽恩耶？”唾而不顾。来者婉言至再，康曰：“必欲吾往，须依吾条件：第一，不下拜；第二，称谓不以师生。”来者返命，房师恚曰：“吾正欲为之师耳。彼不肯承，来亦奚益？”其人又持以告康，执不可，房官遂听之。无何，康以言论获咎，欲央人缓颊，环顾无可恃者。大吏派员究其事，其人系房官挚友。康不获己，肃衣冠往拜，执弟子礼甚恭；房官善款之，且为转圜，然心窃鄙之，二人过从殊简。

　　如果说，这则逸事，既反映出他的敢作敢为、不甘落俗的鲜明个性，那么，傅国涌在《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中所讲的逸事，却折射出他的自高自大、好为人师的乖戾心理：

　　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当时（即1893年）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东京，孙中山正好也正在哪里，曾三番五次的约见康有为，康有为都是避而不见。

　　事实证明，如果说袁世凯是一个“窃国大盗”，那么，将康有为视为“窃名大盗”，还算冤屈他吗？

　　同样，翁同龢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喜怒于色者。虽然他“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他是两朝帝师，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养成了骄横跋扈、固执己见的作派。“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借光绪帝压制、打击政见不同者，与许多好友反目成仇。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关系，大抵如此。1894年11月29日，荣禄曾给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号迂叟。河北定兴人。时任陕西巡抚兼摄西安将军）写过一个密信：

　　常熟(指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济宁，指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合肥（指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一斑窥豹，了解翁同龢的为人。翁同龢的书法，在同（治）光（绪）年间时，堪称冠绝一时。在北京，登门索请书法者络绎不绝，让翁同龢招架不住，苦不堪言。据传，有一日，一个落魄京官又拿了一把扇子，上门求书。翁同龢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一口拒绝。于是，就请他放下扇子，写好后派人再给他送去。不久，翁同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抓起毛笔，刷刷几下，写好后，就吩咐佣人给那位京官送去。京官接到团扇，定神一看，上面却写着“山穷水尽”四个大字，不觉满面羞红，脑门上只冒冷汗。从此，他不好意思再去求“墨宝”，连其他想借翁字为荣者，也都断了念想。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却不以为然：“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江苏方言：阴谋），将来必以巧妙败。”

　　同僚之中，基本都被他得罪遍了，很少有几个知心朋友。甚至在光绪帝面前，他的言行有时也不知道收敛收敛。

　　1898年4月，一天，在讨论俄国公使巴甫罗夫觐见皇上礼仪问题时，光绪“著上纳陛亲递国电”，翁同龢则不以为然，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不谓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又谈到德国亲王觐见礼仪，光绪讲了自己的打算。翁同龢提出“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申述五点理由。光绪“皆驳之。并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光绪十分不快，逐条反驳翁同龢，但他不便让师傅脸面上太难堪，于是，敲山震虎，找了一个由头，对刚毅指桑骂槐，训斥一番。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翁同龢“猴精猴精”的。岂能看不出来？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颇为内疚地写道：“知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为办，为可愧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