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不改就要亡国

　　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城内，景山脚下，马神庙中，没有鼓乐齐鸣，没有红毯铺地，也没有贵宾致辞、“领导”剪彩、代表发言……管学大臣孙家鼐默默地率领中西教习和160名仕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对着万世师表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当时既无摄影，更无录相，开学典礼的情形，早已尘归尘，土归土，烟消云散。幸运的是，报纸的记载还能找到，凭借白纸黑字，后人似乎还能若隐若现地看见当年京师大学堂开学时的情景。1899年2月6日，位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作了如下报道：

　　京师大学堂于两星期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了该校的西教习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参加这个开学仪式。

　　京师的传教士们，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相当愤慨，因为西教习们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孔子的灵位脱帽和鞠躬敬礼。他们认为此举表示西教习们跟他们的中国同事们一样崇拜孔子。有人说，尽管西教习们的本意并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国人却肯定会这样理解。

　　然而，在中国居住时间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虽然中国人可能会真的报道说西教习们对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但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更别提其他人了。西教习们曾被告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的教员会议上，他们一致表达了在经过孔子灵位时要脱帽致敬的意愿。中教习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学大臣孙家鼐免除了下跪磕头的礼仪，因为后者说他不想强迫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自己的良心。孙大人虽然是个保守派，但却通情达理，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考虑到交通和通讯的落后，信息传递速度缓慢，报刊也很稀少，《北华捷报》又是周刊，所以，这条消息在当时还是很具新闻性的。可惜的是，该报并未详细记载京师大学堂具体的开学时间，以至于后来连学术大师、考据权威、北大校长胡适都搞不清楚“北大生日”，以至于北京大学的校庆活动，先是在每年的12月17日，后来又改在每年的5月4日……1998年，才有专家根据当年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得出了1898年12月31日是京师大学堂生日的科学结论，总算把这个百年谜团彻底破解。

　　1899年1月17日，《申报》刊登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告示全文如下：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云。

　　历史永远充满着耐人寻味的神奇魅力，也蕴藏着众多的“空白”，京师大学堂的生日就是一例。

　　1898年6月11日，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到9月21日，戊戌变法黯然落幕，一共103天；而从9月21日，再到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大难未死，意外开学，也是103天。前后两个103天，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谁能够说得清楚？现在可以说清楚的，就是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混杂在一起举行大学开学典礼，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创举”，这样的大学办学模式，恐怕只有用“中国特色”四个字来做解释。

　　富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成功，对于戊戌变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但是，她的酝酿却在戊戌变法之前，经历了好多年。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有22万八旗军、66万绿营军，又有坚固的堡垒，众多的炮台，以逸待劳，可以守攻自如；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拥有40余艘舰船、4000名士兵，出师无名，又是劳师远征。中国将士虽然奋不顾身，英勇抵抗，但血肉之躯岂能抵挡住英军的炮火？

　　在英军的一连串进攻面前，清政府束手无策，连吃败仗，不得不告饶，在南京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谈判。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开放给英国人贸易和居住。消息传出，西方列强个个争先恐后，张牙舞爪威逼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中法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等。

　　自从紧闭的国门被英军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这只“纸老虎”立马现出原形，顷刻间沦为世界舞台上的“瘪三”，列强们谁愿意过来打两拳，就打两拳；谁想踢三脚，就踢三脚……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中法战争接踵而来，最后，连中国人最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打败。整整半个世纪，清政府签定了数不清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万、成亿两白银潮水般地赔偿给战胜国，以肉饲虎，使得强国越强，中国越弱，百姓被朝廷敲骨吸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举国上下百业凋零，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好一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衰败景象！

　　侵略者的隆隆炮声，让神州颤抖，也迫使被儒学禁锢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大脑渐渐开窍。一些不甘做亡国奴的先贤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反思中国落伍的根源，寻找救国良方。可以说，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在教育改革上，却达成了惊人共识：中国落后是因为缺乏人才，人才缺乏是因为教育方法不当——满篇之乎者也、满口仁义道德、满腹子曰诗云，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欺上瞒下，对外落后挨打。士子们皓首穷经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更不可能“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法治”，这种以愚民和培养奴才为终极目标的教育制度，“与自缚倒戈，何以异哉？”

　　在《创建寿州公学记》碑文中，孙传檙（举人。孙家铎的三儿子，孙家鼐的亲侄子）痛心疾首地感叹道：

　　环球欧美诸国，学校林立，人才勃兴，方以兵力称雄海上。日本一弹丸之地，亦崛起东瀛，步武泰西，凌厉无前，俨为列强之一。独我自秦汉后二千余年，学术颓放。虽有学官之设，释菜之典，而士大夫仅以经义词章帖括相尚，罕能揆文奋武，并为一辙，以经邦本而御侵凌。而乡曲之士，则尤尠见罕闻，群疑众骇，日抱其俗学以赍咨涕洟，惟恐其或失坠落。吁，何其陋也！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愚昧无知已被集体遗忘。好在还有很多文字记载、真实故事，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国学育人、八股取士的危害性，无声却有力地揭露大谈特谈国学优越性的“新遗老”们的“伤疤”。

　　陈赣一在《睇向斋闻见录》中写道：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一年冬天，京城雪大如席。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登门探望他。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罢，默然无语。

　　咸丰进士、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素以“官场玻璃球”著称。一天，日斯巴尼亚国派遣使臣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接到报告，王文韶勃然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解释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那位军机章京听后，只能哑然失笑，却不敢辩解。

　　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讽刺味道。一次，旗人官员德寿提出，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体操、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只言，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进士出生的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但是，林则徐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次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为了报复，1840年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两个月后，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身在广州指挥抗英战争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他的主要理由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见识深信不疑。据说，有人还向林则徐献上钩镰枪——一种带着钩子的长矛对付洋鬼子。其理由是，洋鬼子的膝盖不能弯曲，只要用钩镰枪钩住他们的腿，将其拖倒，他们就再也无法站起身来。这样，就可以至洋鬼子于死地。林则徐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部署官涌炮台的防备时，以直腿的洋鬼子肯定爬不上去为由，没有对其侧后方加以防备，结果，洋鬼子竟能腿打弯儿偷偷爬了上去，导致炮台陷落。

　　不改革空洞、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人才匮乏，中国必亡！于是，关于改革国学教育模式、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起彼伏，时有高论。

　　光绪八年（1882年），曾出使过日本、俄国的晚清外交家王之春（1842—1906，湖南衡阳人）在《广学校篇》中指出：

　　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更有技艺院、格物院，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又有算学、化学，考验极精。……总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1893年，清末改革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广东中山人)出版了巨著《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郑观应认为，要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盛世危言》一经问世，朝野震动，各界人士争相传阅，重印20余次，影响很大。光绪帝师、时任会典馆副总裁的孙家鼐曾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皇上阅后，赞叹不已，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下同）印刷2000部，分发各级官员学习。《盛世危言》对于康有为、孙中山乃至少年毛泽东，都有很大影响。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回忆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1895年7月，天津小站练兵开创者胡燏棻(1840—1906，安徽泗县人)向朝廷上了一道《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疏》，就修铁路、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设学堂等十个问题，全面、翔实地提出变法主张，“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在第十个问题“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中，他大胆建议：“拟请特旨同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

　　光绪帝深为赞许，任命胡燏棻调任卢津（北京卢沟桥至天津）铁路督办，不久，又提拔他当了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对于当时“学子”如云，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⑺的尴尬局面，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龚自珍曾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康有为则深刻反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梁启超指出：清廷官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因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