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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则与本文无关的逸事。

　　县长张家权有个习惯，每天晚上下班时喜欢拎一袋垃圾出门，顺便就扔进垃圾桶里。大年三十，张家权加班很晚，司机在楼下等他，大家都盼着回家吃团圆饭。张家权出门时，先把别人送他的一袋礼物拎着，准备带回家去。他想这几天可能不会来办公，又把一袋垃圾也拎出去了。春节期间，夫人打开袋子一看，发现里面全是垃圾，臭不可闻。妻子问他：大过年的，是谁给你送这东西？张家权大吃一惊，原来三十晚上他搞错了，把别人送他的礼物扔进了垃圾桶，却把那袋垃圾当成宝贝拎回了家。

　　此事传为笑谈。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一县之长在除夕夜发生这种事，不是好兆头。张家权说：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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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县政府秘书，我的任务除了处理县政府平时的重要文件外，还要编辑《送阅件》。《送阅件》是上面坚决取缔文山会海之后，全县唯一的幸存者。这是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密级为“秘密”，专门发表内部文章，反映各方面存在的敏感问题。发送范围是县级五大班子领导参阅，同时上报市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主编是政府办公室主任唐春山，我负责具体工作。发什么文章，基本上就是我说了算。主任唐春山最后审稿，一般在没有原则问题的情况下，他就签发了。我是办事的，他是把关的。我向主任负责，主任向县长负责，县长向县委负责。一级一级都叫组织，我们共同向组织负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出乱子，别闯祸。唐春山给我多次耳提面命说，这是个敏感的内刊，哪天你要是把老天捅了个洞，本官必定将你一顿暴打！

　　唐主任是开玩笑。把老天捅个洞是指捅娄子，一顿暴打是指严厉批评。为了避免一顿暴打，我必须兢兢业业，不断培育和修炼我的职业嗅觉。在我对自己的评判中，我正直，我善良，我没有奴颜卑膝，我没有阳奉阴违，我能够认认真真地做事。我喜欢说真话，我喜欢任何时候都讲真话。可唐春山对我说，讲真话值得鼓励，党员不说真话谁说真话？我们的《送阅件》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我们说了真话。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说真话的。有选择性地说真话，是我们说真话的原则，这样的真话也才会有用处。一个国家干部，你任何时候都说真话，是傻瓜行为，那就没涵养了。涵养是什么？涵养说到底是能把真话藏起来，你能把真话装在肚子里三缄其口，能让真话在肚子里生孩子养孙子长胡子，你的涵养就慢慢有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唐春山问我。我说我明白了。之后，唐春山从抽屉里取出一篇文章递给我说：“拿去看看，能不能用你定，考考你说真话的能力！”

　　翻开文章，“何建生”三个字像三颗星星一样映入我的脑海。何建生是广播电台的记者。他文章的题目是：《中小学：危房之外的危房调查》。文章是针对去年在全县实行的清剿危房大行动而写的。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去年春天雨季，本县某小学发生校舍坍塌，造成三名儿童死亡、二十多名儿童受伤的严重事故，惊动了全省。据说，教育厅厅长当时正在医院打点滴，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他流下的眼泪比输液管里的点滴还大。县长张家权和教育局长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和免职处分。之后，领导们痛定思痛，迅速采取紧急措施，计划在一年时间内，用一千万元专项资金，全面清剿中小学危房。文章指出，现在这项工作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所列的在册危房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翻修，取得了显著效果。而不在册的危房依然存在，隐患依然存在。文章列出了详细的危房清单，并附有部分照片，以证明所言无虚。文章从确保在校学生身心健康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进行了阐述，分析指出，对中小学危房的出现要有预见性，由于暴雨、雷击等自然灾害的原因，加之房子总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老化，也许昨天是好房，今天就是危房。所以，危房清剿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因此要随时出现，随时解决。一时因为经费问题解决不了的，也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免发生坍塌事故。

　　我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它说了真话，也敢说真话。我对部分文字进行处理后，作为“记者调查”的特稿加上了《编者按》，写下了一段激情飞扬的按语，然后送给了唐春山审阅。两天之后，唐春山把文章签发了，对我说：“这才是敢说真话的文章。写文章的要有胆量，发表文章的更要有胆量。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

　　我说我知道，去年小学出事的事，县长和教育局长都受了处分。教育局长免职了，眼下县长还在风口浪尖上，他最怕的就是安全事故了。所以，这篇文章对县长张家权来说，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可以及时弥补清剿中小学危房工作中的漏洞。反过来说，如果张家权县长不这样理解，认为我们在政府的《送阅件》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给他惹是生非，会加大他县长的工作压力。要是这样，我这个当秘书的日子难过，唐春山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日子也更难过了。这也就是说，张家权县长的态度如何决定着我们的政治命运。我们肩上扛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再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看到这篇文章而压着不发，要是张县长知道了，他认为有发表的必要怎么办？那就会说我们胆小怕事，不敢揭露问题，没有年轻干部的锐气。总之，看到这样的文章便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左右为难。

　　我把我的分析对唐春山讲了，唐春山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像这种问题，早发现比晚发现好，早说比晚说好。如果我知道了不说，那才是有大问题。我们说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政府是敢于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差错或失误的，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他县长脸上也有光彩呀！所以就要发！如果有问题，我一人担当了！”

　　唐春山这么说，我又明白了，遇到这类棘手的事情，得挑风险最小、价值最大的那条路走。

　　唐春山又让我给作者打个电话，通知他一下。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在电台工作的何建生打电话，告诉他，他的调查文章县政府的《送阅件》用了。之后，电话里就传出一个清晰而昂扬的声音：“哈哈，你们真敢用啊！不错不错，你们不做缩头乌龟，让人觉得政府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见了问题就捂盖子的。”

　　何建生在电话里大发了一通议论，然后说：“下午，我请你和你们唐主任吃饭，我把我们局长凡尘也叫上。好吗？大家认识认识，将来我也好巴结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一回生二回熟嘛！哈哈哈哈！”

　　有人请吃我很开心。我明白，何建生请的是唐春山，而不是我。我只是一个陪衬而已。作陪衬的人是没有架子的，架子一般都在主要客人身上。只要唐春山去，我就去。我处理好一个文件之后，就去告诉唐春山。唐春山说，何建生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正好他老婆今天去乡下了，没人做饭呢，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天气冷了，喝点酒暖暖身子也好。唐春山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被人请吃的喜悦。我知道的，对于他们这类部门领导，饭局是司空见惯的，有时也对此事表示反感。但是，有两种时候是不反感的，一是陪上级领导的时候，二是自己老婆不在，吃饭没着落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主任也是必然要去的。这就是：广电局的凡尘局长也要参加何建生的宴请。凡尘是唐春山的高中同学，他们是去年同时任命为单位正职的，两人的名字打在同一份红头文件上。在政治生命上，他们属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