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职业角色中，我由一个历史研究人员下海成了商务工作者，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我在各类商业交往活动结束时，我常常为自己丢掉那么多的历史知识而感到惘茫。知识不用就等于没有知识。我企图在历史与生意上找出一种共同的东西，却空手而归。历史与什么都有关，历史与什么都无关。历史就是历史，什么都有历史。但作为学问，历史学与生意学本来就毫不搭界。

　　我已经重复地表达过，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或者是因为我领导有方，把本来繁重的工作处理轻松了。我的下属是秘书、会计、出纳、司机等等。我管着谁都不管的杂务。为了把杂务与后勤分开，我体面地把它叫作政务。大家绝对平等。人权和自由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圆满的体现，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在异地组成的这个集体，没有内地的那些勾心斗角，没有互相防范，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明白，要生存，要在这里生存，要在这里生存得好，就必须扎实认真地工作。生存之需调动着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不着担心会在哪个环节出问题，哪位先生会消极怠工。一个个都是聪明人，响锣不用重锤敲。

　　我的闲暇时间很大一部分放到说一些狗屁不值的闲话上去了。出口就是粗话或脏话是来上海之后才有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大宋对我说。她对我丢掉专业浪费时间表示惋惜。实际上她也花掉了我许多时间。无论是在电话里聊天或陪她逛街，都是以支付时间为代价的。我把业余时间用来培育我们的小爱情。小爱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苗壮地成长着，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婚姻家庭和事业成败的走向。女人和恋爱对于我这个大龄青年来说，谁都知道多么重要。未婚的空白在陕西没填起来，任务留给了上海，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大宋对我业余时间的分配规定了两个原则：一是陪她二是看书。荒废了在上海的时间是可惜的，无异于透支了青春，透支了青春的人生是难以飚升的。纵使一时牛势，也难免收盘时跌入低谷。大宋用股票术语来警告我。

　　我在大宋的鼓励下决定研究上海发展史。我觉得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要在上海滩干事，无论干大事小事，总归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干事，如果连它的历史都不知道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悲哀。可我的目标是研究而不是停留在了解的表层上。上海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浸泡着我的业余时间。上海的历史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它与北京西安开封等帝王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我在这样的地方浸泡自己觉得自己很体面，便有了种雅士的感觉。我从书店买回去了许多厚书，砖头似地堆码在床头上。把枕头垫得很高，作出一副很舒坦的样子，然后细细咀嚼。我觉得我睡在由上海历史堆砌的特殊的建筑物旁边，这很神圣。我也乐于采用这种姿势，这种姿势伴随了我二十年。我的满脑子学问就是这样装进去的。现在我开始装上海历史。我的两只眼睛就像两根吸管，上海历史就沿着视线的通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去。历史的滚滚烟云在我床上床下涌动。我的眼前浮现着租界的洋人，码头上的洋货，马路上的洋车，河道上的洋船，一股股难民潮，一排排销金窝。他们就是这样从容地从我眼前走过。七百年，五百年，二百年，一百年，今年。历史向我走近。可惜的是上海没有独立的古代史。上海只有近代史和现代史。古代的上海是苍白的残缺的。这是上海的遗憾。一千年前的祖宗不知道上海会有如此这般的繁华，没有在这里创造辉煌留下奇观。这是史学上的缺憾美。

　　刘山躺在我对面的床上，他的姿势跟我大体相似。只是习惯地把脚跷起来，摇摇摆摆弄着节奏。他看他的文学书。他最近一段时间装了许多主义，都是洋货。在我们这支队伍中，他的脸袋最先与国际文化接轨。我告诉他，我一读书就忘了大宋，红红的嘴唇和白嫩的肌肤会站在离我很遥远的地方。历史使我对儿女情长冷若冰霜。但他不行，他所读的小说都是涉及爱情的。没有爱情的小说如今已经不叫小说了。就连和尚题材也有尼姑的影子。刘山又是离异了的，他已从婚姻的炮火烽烟中闯过一遭，溃不成军。洗礼过了的人就知道沐浴的滋味儿。书又成了导火线，新情旧情一起翻滚。林黛玉就是读了《西厢记》才入邪魔的，何况学中文的刘山呢！

　　我所读的那些历史书虽然都属于卖不出去的滞销品，但都是写得很不错的。正因为不错才打消了我的研究念头。我悲哀地发现，上海的历史已经用不着我来研究了。上海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把它嚼得烂熟。好题材他们弄走了，制高点他们抢占了。我无法望其项背。就连上海娼妓史这类酸味十足的选题都有人把握在手。剩下的只有上海排污史、上海灾害史没有人大动干戈，但却有单篇长文出现，我不想再介入了。当你把历史上的东西的基本线索弄清之后，就要对那些细枝末节进行商榷争论，你说过来我说过去地扯皮不休，这是史学界的无聊。那都是挥霍时间的人干的事。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上海的外地人发展史很有搞头，有意识地投入一点精力，刚一接触就有所发现。我发现上海是外地人缔造的，上海提供场地，外地人提供思想和钞票。这些外地人包括洋人和我，包括王主任和他父亲的爷爷。大家共同创造了一个上海滩。而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土著，则是不折不扣的乡下人。他们受着外地人的恩泽与驯化。可这个发现是不好公开的。它会刺伤上海人的自尊心，他们会气愤，会骂我，会削弱他们坚不可摧的优越感。事实上，当我们在追溯到上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时，无论性质和效果如何，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及那些制造有影响的事件的人物，他们三代以前都不是上海人。作为移民的子孙，现在都是上海人了。他们只拥有上海户籍，而不是上海籍贯。我在南浦大桥俯瞰黄浦江时，便会觉得黄浦江不是上海的，上海只不过提供了一条谷道供江水流行。我对上海的怀疑源于马克思的座右铭。有天他在跟令爱燕妮聊天时说，怀疑一切是他最喜欢的名言。我无意中接受了它。我怀疑上海，也怀疑自己。但我却从不怀疑上海的伟大，也从不怀疑我对上海的这片真诚。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对我们单位和外来打工者的个人历史的研究上。这项研究不具有学术意义，但对我们单位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作为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至少是一种健康的活动。我的这个选题是受了王主任的启发。他说过了，以后公司发展壮大了，应当写一部自己的历史。我想这部历史一定是我来执笔，王主任当主编。

　　王主任是最有资格当这个主编的。因为他来得最早。他是当官当腻了来到上海的。要说他是个在官场上比较走运的人。比我父亲的运气好得多。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城建厅工作，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副处长，四十五岁当处长。他所管的基建处又是肥差，一个位置好多人盯着。手下的一拨人也很得力。他只需要点点头摇摇头就行了。成天呆在机关里抽烟看报，日子过得清闲可口。可世界上偏偏有这种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正在他仕途前景看好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是那么无聊和平庸，于是急不可待地要走出那个封闭的圈子。他最初的想法是辞官下海，办个企业弄个实体什么的。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夫人和同事们的坚决反对，认为辞官的风险太大，根本犯不着这样。他就在犹豫中拖着。可是成天看到关于南方建设大潮的新闻，他又坐不住。他开始暗暗选择目标，确定方案。他觉得上海很好，浦东开发区正在建设高潮之中。于是他请了半个月病假到浦东考察了一番，获益匪浅。回去之后，就毅然决定在浦东设立办事处。他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贷款一百万元，两年后偿还。二是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单位下属的建筑公司经理方大林。他只要这“两个一”的政策就足了。至于其他方面，如办事处的级别和待遇，机构编制都可以暂且不论，甚至可以不定级别，不发行政工资。王主任聪明得很，有了一百万元就有了启动资金，有了方大林就有了一个建筑公司。至于来到上海是成是败是死是活，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王主任要闯南方的消息迅速在单位闹得沸沸扬扬。毕竟是单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知识分子干部，比起那些五十多的处长来说，四十五六岁的王建业属于年轻的。据有关方面的分析预测，他两年内弄个副厅长当当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他要闯上海，他的有些同僚们也暗暗高兴，不仅多了一个职位的缺口，而且少了一个向上提升的竞争对手。其实王主任之所以要走，之所以憋得慌，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

　　但要到上海也并非易事。因为他是处长，因为他要一百万元。单位上是没有钱的，只有贷款，只有向下面企业借。钱一时成了问题的核心。后来总算找到一家银行，朋友在那里当行长，愿意鼎力相助支持他一百万元，可以没有抵押，但至少也要担保。谁来担保？明文规定党政机关是不能充当担保人的，就算行长网开一面，搞一次违纪贷款，也要厅里出面担保才行。万一事情弄砸了也有个找头。这又成问题的焦点了。你去闯上海让咱们担保，算什么事？偌大一个世界，你携巨款出逃了怎么办？谁又能替担保人担保呢？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人品不错，商海茫茫，胜负难卜，你把一百万元弄亏了怎么办？担保人岂不是惹火烧身自讨苦吃？那时候把你责任人吃了卖了剁成肉泥也没治。一百万元是怎么一个概念？一百万元就是内地一个中等县所有党政机关干部一个月的月薪。

　　人不求人的时候，乞丐也可以在街上扬眉吐气。一求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自然矮三分。王主任可是从来不求人的，以前都是别人求他。现在在接受讥诮、冷眼、嘲讽、挖苦、怀疑等各种态度之后，尝到了开口求人难的滋味儿。他给人家赌咒发誓，赔笑讨好，低三下四，硬气没有了，骨气没有了。人格就只剩下了一张空洞的皮，差点没丢掉。按照妻子的说法，其实他的人格早就没有了。处长个屁，顶多算个高级乞丐，还有人格吗！王主任说，其实人格也不值几个钱，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还没到他那个地步嘛！后来说好说歹，总算给他解决了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也行。

　　王主任那时还没有发胖，瘦瘦高高的，一表人材。五十万元拿下来，便瘦成一根竹棍了。走之前他对妻子说，这一走确实命运未卜，除去经营上的因素之外，比如那些常见的意外：工地上突然掉下来个不明之物砸烂了脑袋，走到马路上遇到车祸，飞机失事，火灾事故，突然来个心肌梗塞什么的。等等。这些不测之祸他都考虑到了。他说这个五十万元是公家的，不会轻易动用它。如遇不测，就把家里的存款取出来做利息。妻子听他这么一说，就伤心地哭。好像真的要走了，全是弥留之言。

　　王主任和方经理来到上海，在浦东一家旅馆里暂时住下来。五十万元支票放在银行丝纹未动，他们花着自己的盘缠。没有熟人没有朋友，两人像无头苍绳一样到处乱撞。两个月下来，注册了一个商贸公司，办妥了建筑公司的进沪手续，要说也是皮包公司，总算有个空壳了。也许是成天忙忙碌碌，心情开朗的缘故，两人在上海呼呼啦啦胖起来，一年下来活脱脱地长成了个大老板的样子。方经理原本就胖，黄浦江的水把他养得更胖了。他们在承包第一处工程时，王主任一百六十五斤，方经理一百七十一斤。工程发包方的老总曾经开玩笑说，你们俩是揩共产党的油太多了，身上全长着虚肉。

　　这些年来，王主任变得更加魁梧了。他进入了男人最成熟的黄金季节。他的派头和风度都非常出色，始终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叫人感到他深谋远虑，高深莫测。他很少说话。每次部门汇报工作，他都是一样的面孔。你说商贸公司这个月赚了几十万元，他嗯一声;你说有笔生意可能要赔，他照样嗯一声。往往是在布置和总结工作时他才说话。他说他的嘴巴不是用来说废话的。要他当主任，当董事长，当总经理，要的就是他的这张嘴巴。他的嘴巴就是决策之门、执行之路、成败之秋。

　　王主任平时衣冠楚楚，没有棋琴书画等高雅爱好，也不打牌喝酒跳舞，我所发现他的唯一爱好是看相书。对易卦之类情有独钟。这是他当处长时养成的习惯。他曾经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五行学说，颇谙黄黑道。如果要谈一个大项目，项目负责人就得恭而敬之地请示他，你看什么时候去合适？时间绝对由他确定。他抽屉里全藏着一些怪书，从不示与人看，弄得大家神秘兮兮的。有些时候，他也真能断出一些凶吉祸福来。有次为签定一个化工产品供销合同，他对秦会平说，你们按约定时间提前三个小时去，否则，恐怕就不行了。他们提前去了之后，果然对方经理有急事要出差，已买好机票。要是不提前，这事就完全办不成。签定合同几天后，化工产品就调价了，对我们不利。我们说他有先见之明，他说是瞎碰，凭感觉。他说哪天他破产了，就到静安寺去算八字，赚几个零用钱还是可以的。

　　王主任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小而精致。屋里的装饰是四壁大红。办公桌的朝向和方位都很讲究的。正面方向的小桌上有一尊菩萨和财神，是王主任和方经理刚到上海创业时买来的。我来之后那菩萨和财神都已陈旧不堪。我们常常上班之后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和严肃的表情向神灵祈祷，即使爱开玩笑的方经理也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屋里常常烟雾缭绕，王主任和菩萨财神各坐一端，同时沉浸在香火之中，共享着祈祷给他们带来的贡奉和尊爱。由于大家齐心协力营造着这种神圣气氛，这里不存在喜骂笑怒和粗话脏话。这成了我们单位唯一的一块净土。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方。它像一个储藏室，我们把精神、愿望、理想和追求全都浓缩在那里。

　　王主任说，烧香拜佛在南方是很普遍的。据说劫犯、小偷出门前都要磕头朝拜。由于它们过分公允，加之法制道德观念淡薄，才使小偷小盗屡屡得手。

　　对神灵最不尊重的是王主任的夫人。她第一次到上海来看望王主任，顺便检查乳房肿块，见到王主任办公室放着菩萨和财神，就大吃一惊。她说，堂堂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又是这么大的公司，放着这个东西，像话吗？王主任一听气得脸都变色了。他

　　不能容忍别人去伤害它们。他申明道，他又不信神信鬼，这么大个摊子在上海，只求一个心理上的平安。这既不能代表一个人

　　信仰的丧失，也不能证明他意志的衰落。每天早上烧烧香。

　　王主任夫人的疾病成为她个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成为影响我们单位的二个重大事件。住院之后，王主任的生活就变成了两点式，上班泡单位，下班泡医院，几年来闯荡上海的个人积蓄全都献给癌症了。半年之后，他妻子把剩下的唯一的乳房带回了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