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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书名:上海是个滩作者名:李春平本章字数:5526更新时间:2023-12-27 20:19:40
在职业角色中,我由一个历史研究人员下海成了商务工作者,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我在各类商业交往活动结束时,我常常为自己丢掉那么多的历史知识而感到惘茫。知识不用就等于没有知识。我企图在历史与生意上找出一种共同的东西,却空手而归。历史与什么都有关,历史与什么都无关。历史就是历史,什么都有历史。但作为学问,历史学与生意学本来就毫不搭界。
我已经重复地表达过,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或者是因为我领导有方,把本来繁重的工作处理轻松了。我的下属是秘书、会计、出纳、司机等等。我管着谁都不管的杂务。为了把杂务与后勤分开,我体面地把它叫作政务。大家绝对平等。人权和自由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圆满的体现,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在异地组成的这个集体,没有内地的那些勾心斗角,没有互相防范,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明白,要生存,要在这里生存,要在这里生存得好,就必须扎实认真地工作。生存之需调动着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不着担心会在哪个环节出问题,哪位先生会消极怠工。一个个都是聪明人,响锣不用重锤敲。
我的闲暇时间很大一部分放到说一些狗屁不值的闲话上去了。出口就是粗话或脏话是来上海之后才有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大宋对我说。她对我丢掉专业浪费时间表示惋惜。实际上她也花掉了我许多时间。无论是在电话里聊天或陪她逛街,都是以支付时间为代价的。我把业余时间用来培育我们的小爱情。小爱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苗壮地成长着,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婚姻家庭和事业成败的走向。女人和恋爱对于我这个大龄青年来说,谁都知道多么重要。未婚的空白在陕西没填起来,任务留给了上海,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大宋对我业余时间的分配规定了两个原则:一是陪她二是看书。荒废了在上海的时间是可惜的,无异于透支了青春,透支了青春的人生是难以飚升的。纵使一时牛势,也难免收盘时跌入低谷。大宋用股票术语来警告我。
我在大宋的鼓励下决定研究上海发展史。我觉得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要在上海滩干事,无论干大事小事,总归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干事,如果连它的历史都不知道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悲哀。可我的目标是研究而不是停留在了解的表层上。上海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浸泡着我的业余时间。上海的历史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它与北京西安开封等帝王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我在这样的地方浸泡自己觉得自己很体面,便有了种雅士的感觉。我从书店买回去了许多厚书,砖头似地堆码在床头上。把枕头垫得很高,作出一副很舒坦的样子,然后细细咀嚼。我觉得我睡在由上海历史堆砌的特殊的建筑物旁边,这很神圣。我也乐于采用这种姿势,这种姿势伴随了我二十年。我的满脑子学问就是这样装进去的。现在我开始装上海历史。我的两只眼睛就像两根吸管,上海历史就沿着视线的通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去。历史的滚滚烟云在我床上床下涌动。我的眼前浮现着租界的洋人,码头上的洋货,马路上的洋车,河道上的洋船,一股股难民潮,一排排销金窝。他们就是这样从容地从我眼前走过。七百年,五百年,二百年,一百年,今年。历史向我走近。可惜的是上海没有独立的古代史。上海只有近代史和现代史。古代的上海是苍白的残缺的。这是上海的遗憾。一千年前的祖宗不知道上海会有如此这般的繁华,没有在这里创造辉煌留下奇观。这是史学上的缺憾美。
刘山躺在我对面的床上,他的姿势跟我大体相似。只是习惯地把脚跷起来,摇摇摆摆弄着节奏。他看他的文学书。他最近一段时间装了许多主义,都是洋货。在我们这支队伍中,他的脸袋最先与国际文化接轨。我告诉他,我一读书就忘了大宋,红红的嘴唇和白嫩的肌肤会站在离我很遥远的地方。历史使我对儿女情长冷若冰霜。但他不行,他所读的小说都是涉及爱情的。没有爱情的小说如今已经不叫小说了。就连和尚题材也有尼姑的影子。刘山又是离异了的,他已从婚姻的炮火烽烟中闯过一遭,溃不成军。洗礼过了的人就知道沐浴的滋味儿。书又成了导火线,新情旧情一起翻滚。林黛玉就是读了《西厢记》才入邪魔的,何况学中文的刘山呢!
我所读的那些历史书虽然都属于卖不出去的滞销品,但都是写得很不错的。正因为不错才打消了我的研究念头。我悲哀地发现,上海的历史已经用不着我来研究了。上海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把它嚼得烂熟。好题材他们弄走了,制高点他们抢占了。我无法望其项背。就连上海娼妓史这类酸味十足的选题都有人把握在手。剩下的只有上海排污史、上海灾害史没有人大动干戈,但却有单篇长文出现,我不想再介入了。当你把历史上的东西的基本线索弄清之后,就要对那些细枝末节进行商榷争论,你说过来我说过去地扯皮不休,这是史学界的无聊。那都是挥霍时间的人干的事。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上海的外地人发展史很有搞头,有意识地投入一点精力,刚一接触就有所发现。我发现上海是外地人缔造的,上海提供场地,外地人提供思想和钞票。这些外地人包括洋人和我,包括王主任和他父亲的爷爷。大家共同创造了一个上海滩。而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土著,则是不折不扣的乡下人。他们受着外地人的恩泽与驯化。可这个发现是不好公开的。它会刺伤上海人的自尊心,他们会气愤,会骂我,会削弱他们坚不可摧的优越感。事实上,当我们在追溯到上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时,无论性质和效果如何,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及那些制造有影响的事件的人物,他们三代以前都不是上海人。作为移民的子孙,现在都是上海人了。他们只拥有上海户籍,而不是上海籍贯。我在南浦大桥俯瞰黄浦江时,便会觉得黄浦江不是上海的,上海只不过提供了一条谷道供江水流行。我对上海的怀疑源于马克思的座右铭。有天他在跟令爱燕妮聊天时说,怀疑一切是他最喜欢的名言。我无意中接受了它。我怀疑上海,也怀疑自己。但我却从不怀疑上海的伟大,也从不怀疑我对上海的这片真诚。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对我们单位和外来打工者的个人历史的研究上。这项研究不具有学术意义,但对我们单位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作为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至少是一种健康的活动。我的这个选题是受了王主任的启发。他说过了,以后公司发展壮大了,应当写一部自己的历史。我想这部历史一定是我来执笔,王主任当主编。
王主任是最有资格当这个主编的。因为他来得最早。他是当官当腻了来到上海的。要说他是个在官场上比较走运的人。比我父亲的运气好得多。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城建厅工作,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副处长,四十五岁当处长。他所管的基建处又是肥差,一个位置好多人盯着。手下的一拨人也很得力。他只需要点点头摇摇头就行了。成天呆在机关里抽烟看报,日子过得清闲可口。可世界上偏偏有这种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正在他仕途前景看好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是那么无聊和平庸,于是急不可待地要走出那个封闭的圈子。他最初的想法是辞官下海,办个企业弄个实体什么的。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夫人和同事们的坚决反对,认为辞官的风险太大,根本犯不着这样。他就在犹豫中拖着。可是成天看到关于南方建设大潮的新闻,他又坐不住。他开始暗暗选择目标,确定方案。他觉得上海很好,浦东开发区正在建设高潮之中。于是他请了半个月病假到浦东考察了一番,获益匪浅。回去之后,就毅然决定在浦东设立办事处。他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贷款一百万元,两年后偿还。二是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单位下属的建筑公司经理方大林。他只要这“两个一”的政策就足了。至于其他方面,如办事处的级别和待遇,机构编制都可以暂且不论,甚至可以不定级别,不发行政工资。王主任聪明得很,有了一百万元就有了启动资金,有了方大林就有了一个建筑公司。至于来到上海是成是败是死是活,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王主任要闯南方的消息迅速在单位闹得沸沸扬扬。毕竟是单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知识分子干部,比起那些五十多的处长来说,四十五六岁的王建业属于年轻的。据有关方面的分析预测,他两年内弄个副厅长当当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他要闯上海,他的有些同僚们也暗暗高兴,不仅多了一个职位的缺口,而且少了一个向上提升的竞争对手。其实王主任之所以要走,之所以憋得慌,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
但要到上海也并非易事。因为他是处长,因为他要一百万元。单位上是没有钱的,只有贷款,只有向下面企业借。钱一时成了问题的核心。后来总算找到一家银行,朋友在那里当行长,愿意鼎力相助支持他一百万元,可以没有抵押,但至少也要担保。谁来担保?明文规定党政机关是不能充当担保人的,就算行长网开一面,搞一次违纪贷款,也要厅里出面担保才行。万一事情弄砸了也有个找头。这又成问题的焦点了。你去闯上海让咱们担保,算什么事?偌大一个世界,你携巨款出逃了怎么办?谁又能替担保人担保呢?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人品不错,商海茫茫,胜负难卜,你把一百万元弄亏了怎么办?担保人岂不是惹火烧身自讨苦吃?那时候把你责任人吃了卖了剁成肉泥也没治。一百万元是怎么一个概念?一百万元就是内地一个中等县所有党政机关干部一个月的月薪。
人不求人的时候,乞丐也可以在街上扬眉吐气。一求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自然矮三分。王主任可是从来不求人的,以前都是别人求他。现在在接受讥诮、冷眼、嘲讽、挖苦、怀疑等各种态度之后,尝到了开口求人难的滋味儿。他给人家赌咒发誓,赔笑讨好,低三下四,硬气没有了,骨气没有了。人格就只剩下了一张空洞的皮,差点没丢掉。按照妻子的说法,其实他的人格早就没有了。处长个屁,顶多算个高级乞丐,还有人格吗!王主任说,其实人格也不值几个钱,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还没到他那个地步嘛!后来说好说歹,总算给他解决了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也行。
王主任那时还没有发胖,瘦瘦高高的,一表人材。五十万元拿下来,便瘦成一根竹棍了。走之前他对妻子说,这一走确实命运未卜,除去经营上的因素之外,比如那些常见的意外:工地上突然掉下来个不明之物砸烂了脑袋,走到马路上遇到车祸,飞机失事,火灾事故,突然来个心肌梗塞什么的。等等。这些不测之祸他都考虑到了。他说这个五十万元是公家的,不会轻易动用它。如遇不测,就把家里的存款取出来做利息。妻子听他这么一说,就伤心地哭。好像真的要走了,全是弥留之言。
王主任和方经理来到上海,在浦东一家旅馆里暂时住下来。五十万元支票放在银行丝纹未动,他们花着自己的盘缠。没有熟人没有朋友,两人像无头苍绳一样到处乱撞。两个月下来,注册了一个商贸公司,办妥了建筑公司的进沪手续,要说也是皮包公司,总算有个空壳了。也许是成天忙忙碌碌,心情开朗的缘故,两人在上海呼呼啦啦胖起来,一年下来活脱脱地长成了个大老板的样子。方经理原本就胖,黄浦江的水把他养得更胖了。他们在承包第一处工程时,王主任一百六十五斤,方经理一百七十一斤。工程发包方的老总曾经开玩笑说,你们俩是揩共产党的油太多了,身上全长着虚肉。
这些年来,王主任变得更加魁梧了。他进入了男人最成熟的黄金季节。他的派头和风度都非常出色,始终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叫人感到他深谋远虑,高深莫测。他很少说话。每次部门汇报工作,他都是一样的面孔。你说商贸公司这个月赚了几十万元,他嗯一声;你说有笔生意可能要赔,他照样嗯一声。往往是在布置和总结工作时他才说话。他说他的嘴巴不是用来说废话的。要他当主任,当董事长,当总经理,要的就是他的这张嘴巴。他的嘴巴就是决策之门、执行之路、成败之秋。
王主任平时衣冠楚楚,没有棋琴书画等高雅爱好,也不打牌喝酒跳舞,我所发现他的唯一爱好是看相书。对易卦之类情有独钟。这是他当处长时养成的习惯。他曾经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五行学说,颇谙黄黑道。如果要谈一个大项目,项目负责人就得恭而敬之地请示他,你看什么时候去合适?时间绝对由他确定。他抽屉里全藏着一些怪书,从不示与人看,弄得大家神秘兮兮的。有些时候,他也真能断出一些凶吉祸福来。有次为签定一个化工产品供销合同,他对秦会平说,你们按约定时间提前三个小时去,否则,恐怕就不行了。他们提前去了之后,果然对方经理有急事要出差,已买好机票。要是不提前,这事就完全办不成。签定合同几天后,化工产品就调价了,对我们不利。我们说他有先见之明,他说是瞎碰,凭感觉。他说哪天他破产了,就到静安寺去算八字,赚几个零用钱还是可以的。
王主任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小而精致。屋里的装饰是四壁大红。办公桌的朝向和方位都很讲究的。正面方向的小桌上有一尊菩萨和财神,是王主任和方经理刚到上海创业时买来的。我来之后那菩萨和财神都已陈旧不堪。我们常常上班之后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和严肃的表情向神灵祈祷,即使爱开玩笑的方经理也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屋里常常烟雾缭绕,王主任和菩萨财神各坐一端,同时沉浸在香火之中,共享着祈祷给他们带来的贡奉和尊爱。由于大家齐心协力营造着这种神圣气氛,这里不存在喜骂笑怒和粗话脏话。这成了我们单位唯一的一块净土。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方。它像一个储藏室,我们把精神、愿望、理想和追求全都浓缩在那里。
王主任说,烧香拜佛在南方是很普遍的。据说劫犯、小偷出门前都要磕头朝拜。由于它们过分公允,加之法制道德观念淡薄,才使小偷小盗屡屡得手。
对神灵最不尊重的是王主任的夫人。她第一次到上海来看望王主任,顺便检查乳房肿块,见到王主任办公室放着菩萨和财神,就大吃一惊。她说,堂堂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又是这么大的公司,放着这个东西,像话吗?王主任一听气得脸都变色了。他
不能容忍别人去伤害它们。他申明道,他又不信神信鬼,这么大个摊子在上海,只求一个心理上的平安。这既不能代表一个人
信仰的丧失,也不能证明他意志的衰落。每天早上烧烧香。
王主任夫人的疾病成为她个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成为影响我们单位的二个重大事件。住院之后,王主任的生活就变成了两点式,上班泡单位,下班泡医院,几年来闯荡上海的个人积蓄全都献给癌症了。半年之后,他妻子把剩下的唯一的乳房带回了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