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我们单位白白丢掉十万元钱之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心里都藏着失去金钱的悲伤。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虚伪的大度和轻松。我们不报任何希望地给瞀方报了案并提供了有关线索。可是，偌大一个上海，要匿藏一个诈骗犯好不容易。你要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在这件事情上真正无所谓的，是怒火之后的方经理。方经理说，丢钱也是一种风度，我能丢：10万元，就能嫌一百万元回来！王主任把话说得更响，他哼了一声之后轻描淡写地说，一百万元算什么，一百万元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只要有机会，我有能力再造一个外滩，再造一条南京路！

　　怒火燃烧完毕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小雨沙沙地下得正欢。方经理认定他整天办事不顺，打着一把小花伞出去悄悄做了点手脚。他的头发是二八分的，以前一直把八分方向朝左梳。打着花伞回来时，就大方向向右了。他觉得这样运道会好一些。我琢磨这是受了王主任的启示。过几天时间，浦西有一个大型工程，名叫金路大厦的工程就要招标了。为了投标，董事会专门召开会议，召号全体将士振作精神，愤发图强，为迎接新工程作贡献。上海集中了全国各大建筑公司大约有三百多家，其中好多公司承揽着国外大工程。竞争非常激烈。我们要在这次投标中获胜，谁也不敢说这个硬话大话。王主任说，现在要与各路对手一比高低了，难说鹿死谁手。既使败下阵来，我们也要做不懈的努力。方经理说，别担心，我已经把头发朝右梳了，大方向是对的。咱们现在就要凭借实力来扭转乾坤。要相信乾坤也是人来扭转的。那些天，王主任和方经理成天忙着投标，有时整天也见不到他们的影子。陈雪梅和工程部的人一起搞工程预算。入夜，工程部的人一走，陈雪梅就一个人在家里算细帐，把算盘敲得啪啪直响，一个活脱脱的帐房先生的样子。

　　晚上又只剩下我和刘山两条光棍。孤苦零仃，形影相吊。我们一天的工作干得很圆满了，就心无大志地早早上床，各自捧着一本闲书。禁不住的寂寞又使我们谈到了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怪物。刘山不服气，双腿高高跷起蹬在墙上，把那个木架床摇得山响，吱吱呀呀一片扭动声。反正这里没头，刘山下班之后从来不把我当领导看，有时他甚至领导我。这使我常常觉得领导当小了没什么意思，别人要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看着刘山自由自在地摇。搞预算加班的陈雪梅高声制止，而刘山却置若惘闻。只听得陈雪梅咚咚咚地冲进门来，气势汹汹地说，你摇什么摇！刘山嬉皮笑脸地歪过脸，煞有介事地说，做爱呀，你知道吗？陈雪梅说，岂止是知道，就你这种木床，我已经摇垮几个了！刘山把跷起的脚放下床，跪在床上哈哈大笑，肆无忌惮地指着陈雪梅说，你真是个骚女人，我一点都没看错！

　　刘山近乎狂吼。声音向门口扑去。陈雪梅狠狠地甩上门，吱地一声又弹开了。刘山狰狞地笑着，不知是在宣布一种发现，还是在庆祝一种胜利。大开的门像个张着大嘴的黑洞对着我们。一股冰凉的春风毫不留情地冲进来。刘山跳下床，提了提破了一段日子的红色秋裤，一个飞腿把门踢上。门在卡上锁的一刹那间，发出一声悲惨而又果断的惨叫。接着他将自己横放在床上，拉上被子不再言语了。他很安详地躺着，被子盖在胸部，颇像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与世长辞的样子。

　　刘山。我叫道。

　　他没有回答。

　　我又连续喊了两声。只听到他瓮声瓮气地吼道，喊死！声音像从坛子里出来似的。

　　我不再叫。我仿佛听到一声生命的呐喊和青春的破裂声。没有哭声没有吵闹的渲染，也没有大败大悲的烘托。可我的心里却五内如焚一般，难受极了。自从我到上海以来，我还没有这样不明不白地难受过。我突然想大哭一场，让我的哭声毁灭在上海滩，也毁灭我自己。然而我是欲哭无泪的。我们似乎已经流不出泪了。我莫名其妙地被别人吼着，有时也想莫名其妙地吼人家。

　　我关上灯后，刘山给我道歉。他说他不该吼我，心情不好。我说这是没有什么的，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吼的。我们平静下来之后，便觉得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掂量的东西面对着我们。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群热血青年，成天欢歌笑语无忧无虑，一副未来功臣的样子。可谁知道在那些赤裸裸的笑骂背后，我们也过得并不轻松。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想到过去的岁月。如果说我不脱离书斋生活的话，我该读到博士研究生了。还是怪家在农村，条件不好，加之退体在家的父亲健康堪忧。只好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师。我也曾经联系过一所中学的，那里的历史教师二十八个，大都跟我一样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有一多半便改了行。我只能认命，一边教娃娃一边读史写文章。在朋友的引荐下，我承担了一家报纸文艺副刊的“史海一瓢”专栏的撰稿任务。每周供应一篇一千字的短文。都是些借古讽今的随笔之类。每篇文章可以获得三十元稿费。虽然为了钱，但却没有忘记文章千古事的遗训。我像写传世佳作那样一丝不苟。我的面孔百分之百的马克思，随时有教训他人的可能。在我的心目中，历史是活生生的有情之物，活生生的上帝。看到变成铅字的文章，就看到自己伟大的一面。

　　而历史在我身上闪耀出灼人的光芒，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这天的遭遇使我重温了一遍“慧眼识珠”这个成语。它给了我划时代的意义。一位教学前班的老师走进门来，后面跟着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先生。他是市文史研究室的教授，姓宋。一个曾经统治过中国的大姓。宋教授的年龄跟我父亲相仿。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他说不错。这类夸奖之词我听得太多了。这年头干什么事一多就麻木。我的神经系统就是接触历史太多而被磨损的，灵感度完全降低。宋先生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从古刻本上复印下来的一段没头没脑的文字。他让我把它读出来。我看后，迅速用铅笔断了句，然后说，这是《竹书纪年》中的一段文字。宋先生说，你很不简单，秦汉史专业的硕士生也没有你这样熟悉。

　　我这匹千马就让这位伯乐牵走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典文学骑着我。我从孩子王的世界里调到了文史研究室。这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单位，从那些大同小异的玻璃片后面，可以看到类人猿化石的痕迹。单位的陈设和色彩与中国古代史极为相似，杂乱无章且斑驳陆离。我的任务是搞地方志校注和地方文献资料，将其整理出版。

　　我把我调动的消息告诉给父亲。父亲说，有种！你是我儿。好好干，我以后来看你，带上你喜欢吃的腊肉。父亲把他来看我说成总理接见那样玄乎。其实我最怕他来看我。

　　因为没有房子。不过很快就有了，因为宋先生死了。他给我腾了房。据说那里常死人，都是些被称为财富的学究。其实狗屁不值，连个追悼会都过得松松垮垮的。研究来研究去结果自己也成了历史，成了一朽骨。这位宋先生在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居室里生活，性格孤僻古怪，对历史的沉迷超过一切。他是被历史上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逼死的。尧舜的禅让问题，姓氏籍贯问题，秦始皇身世问题等等。他不大相信前人的研究成果，企图做一番庞大的考证震动史学界。他唯一留下的学术著作是类似《古史辨》的两本精装书。他的女儿大宋和小宋就是我调去后认识的。我作为他的得意门生，他在两个女儿面前不止一次夸过我。我给她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十分完美的。

　　大宋小宋父亲的死，也如同历史上的许多谜一样解不开。他死在古书的第四十八页。脸贴在书上还有些唾液类的东西将纸浸湿。在这个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他画满了各种图案和符号，像是上古社会的产物。我害怕这些东西会成为史学界的又一考证对象而扰乱我的宁静，便将它们用仿瓷涂料抹掉了。这个房子我取名“明水斋”，取《淮南子天文训〉中“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之句。明水是代表阴性生殖功能的圣水，相当于祭奠阴神的玄酒。我的房子坐南朝北，南阳北阴，正合其意。我就是明水斋的主人。我每每从外向内张望，竟有种超越时空的感觉，明水斋是如此浩大而空茫。

　　到第四年时，我已出了两本书。单位修房建屋，我像到了共产主义那样高兴。可方案下来却没有我的。我好不伤心。我年已二十八，有天早晨我看日历时，才猛然发现自己的生日到了。我开始珍惜这一年一度的事情来。我想，悬弧之庆饱睡一觉也是一种满足。我马上缩回床上。旭日照到床前时又给我许多感受。秦始皇二十八岁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操作，统一六国。他拥有秦国还嫌不够，硬要称霸天下。而我同样也二十八岁，只有一间破房还沾沾自喜。我从老秦身上看出了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我自卑得想哭。我的伤心在于与历史人物的深层比较。连该分到的房子都分不到，我算什么东西！

　　我起床后就给大宋打电话，说我生日。大宋正给学生教声乐，她没有时间。她说，我一到你那房间，就会想起父亲，就想哭。她让我晚上到她那里去，她给我买生日蛋糕吃。晚上，我用蛋糕下酒，第一次把自己灌醉了。

　　没有分到新房的我依然只能住在那个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兼办公室里。好心的人对我这个大龄青年很关怀，给我介绍一个汉剧团的姑娘，姓周。头两次见面还谈得来，感觉不错，一涉及实际问题我就陷入了狼狈。我说，我可没房子。她说，这我知道，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没房子的人。有张像样的床吧。我说，床有。于是她决定看看。我想这很不错，她想看床了。我没有家具，有四个破旧的书柜和装满了书的纸箱。我的床安放在最隐蔽的位置，当初考虑到它的开发价值和前途，做了四尺五寸宽。后来由于书籍的挤占，就只剩下三尺了，而能供我真正利用的只有两尺多。我的房间整个被历史充塞着，世界史中国史省志州志，堪称一个包罗宏富的小型史馆。连我的烟缸里、茶杯上和空气中都洋溢着令人炫目的历史气息。历史教给我的是诚实，诚实是唯物的。若干年后我才明白，我拥有诚实的同时也只拥有穷酸。房子和房子里的床便是历史的见证。周进屋后使劲用力吸了两口气，精辟地说，有霉味儿。我说，历史散发出来的。我开始动手收拾，把床上的书往里面推，使人从直观上看起来面积大些。她说，你别忙了。我说，我会有一张好床的。她说，留给别人用吧。她很诚实地对我讲，她非常相信我是会有一张好床的，可那属于我光明未来的一部分。她已经等不及了，快三十了，急需要结婚，要求不高，只要能有一个放一张好床的独立空间就行。可这床也太小了，总不能两口子时刻重叠着。她请我原谅她。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又不是偷来的赃物要急于出手。出门时还自作多情地说，你把我忘了吧。我哎哎答着，看着她出门的身影。可怜这位好心的姑娘能对我如此诚实。其实我连她名字都没记住，不存在忘了的问题。后来我对大宋讲过。大宋听后欢欣鼓舞，说这是好事，幸亏她走了。我从大宋的口气里听出一点诗情画意和对前途的美好祝愿。

　　与刘山、陈雪梅及秦会平等人不同的是，他们的婚恋是自身的需要，而我的婚恋则是要满足自身之外的父母的心愿。从我们家族的历史和现状看，让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找个知识分子媳妇，可以在我们的家族史上增添一点光辉。我把我的这种感觉郑重地告诉父亲。父亲听后笑而不语。父亲是工农干部，文化不高，却上过最后一班私塾。对四书比较熟悉。我在初涉古文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过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他身上存在不少儒学基因。在农村干部中，他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别人当官，都是从小往大地当，而他则是由大往小地当。我妈说他越当越没出息。他说是越来越贴近群众。当初是副县长，后来是乡长，退休的时候剩了个准科级。如果严格从职官学的角度上讲，他已经从官降到了吏。以前的杜甫就经常跟吏打交道。父亲本应是家族史中升起的一颗新星，可他升起之后越来越黯淡无光了。所以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荫及子孙的功德，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长满荆棘的羊肠小道。我们只有自己去开拓。我读历史系一年级时，父亲说，历史是不真实的，后人永远无法了解前人的真正历史。历史对我们有用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即教训。经验是极其有限的，它对后人只能是创造而非借鉴。用得不好后患无穷。我毕业后，父亲又说，我的当务之急不是读历史，而是要创造自己的一部历史，这部历史需要女人来联袂进行——找媳妇生孩子。

　　父亲把终点放到找媳妇的问题上，这可能是他年事已高的缘故。他需要有更多的子孙来提高他当爷爷的兴趣与威望。父亲聪明而又实际。他跟母亲的想法相得益彰。两人像是串通一气。逢年过节，母亲见我孤身只影踽踽独行，总是流露出难以言传的心焦。母亲把这种操心当成一种责任和天职。母亲没文化，稼穑和哺育构成了她生活的主旋律。在我们兄弟姐妹尚幼、父亲在外地工作、我们家备受欺凌的时候，她用男人般的大手大脚支撑这个家。她最为自豪的是，每年能像其他有钱人一样喂一头年猪。她养猪的兴趣在任何时候都风雨无阻。那时，有无猪和有多少猪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标志，母亲不纯粹是响应毛主度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而是为了使我们少一份歧视多一份尊严，使过年的意义变得充实而透彻。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比较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是我们那一带勤劳致富的先驱。我们从肥肉和米饭中感受母亲的伟大与神奇。在那个大半个中国都一穷二白的七十年代，饥寒交迫依然是被人瞧不起的。至少在我所处的环境中还没有越穷越光荣的现象存在。我怀疑这段历史被人歪曲或篡改过。我始终认为，歪曲和篡改历史的人是最缺德的。为了显示我们家不穷，母亲嘱咐我们吃肉之后出门玩耍时不要擦嘴，嘴上留着油腻腻的一圈，让我们家也有肉吃这一事实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现在，当我出入那些高档饭店，大把地抓起餐巾纸从嘴上揩掉厚厚一层油污时，完成那个文雅的动作之后，我便有种很奢侈的感觉。要退到童年，我又该神气好大一阵子了。

　　母亲急着要我找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她有个好帮手。退休以后的父亲游手好闲，百事不做却官腔未改。指望他干点家务简直是痴心妄想。父亲在跟那伙老革命老农民伯伯相处的日子里染上了赌瘾，昼夜奋战而乐此不疲。我们家常常灯火通明。长城四方散发着父亲的余热。母亲为了大家的快乐，常常半夜起来给他们弄吃的。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民间赌博浪潮，父亲自甘堕落地卷了进去。无论是输是贏，他都以老当益壮的革命姿态和胜不骄败不馁的心理素质沉着认真地应付着每一圈麻将。父亲说，打麻将跟做学问一样，马虎不得。学得不好没长进，牌出错了要丢钱。无论父亲怎样乐观，可长时间太多的客人无疑大大增加了母亲的劳动量。老两口因为家务问题而诱发的矛盾冲突愈加频繁。终于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下次回家带个媳妇！

　　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我做过种种努力。有人给我介绍一位姓夏的女孩，仅谈了一次就黄了。她来我处时，适逢父亲远道而来。父亲第一次到明水斋。我用同样热情的态度接待两位不同寻常的客人。父亲见我屋里有个女的，似已猜出七八分。姓夏的女孩走后，父亲老谋深算的脸上某根神经动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女的，靠不住。当时我还认为父亲过于武断且缺乏依据，而后来证明了父亲的预见是正确的。第二天我在陪父亲进公园时，看到那个女孩与另一男子勾肩搭背地在一起，一副狼狈为奸的样子。父亲指着那个女孩说，没错吧。父亲的先见之明来源于他丰富的生活实践。他在大家都没有言论自由之前，就对林彪和王洪文的下场进行过准确预测，并且为此丢掉了最后一层乌纱。

　　父亲在我屋子里所获得的感觉极差。他没想到他的儿子拿着高学历出着大部头书却住在十多平方米的陋室。也许是期望值太高的缘故，他的脸色和心情交相恶劣。癌细胞已侵入他的身躯。他环视着四周说，条件这么艰苦。接着便不间断地咳嗽，在墙角处留下了乌黑的一片血痰。临走时，父亲哭了。父亲说，你应当改善这种环境。父亲的话变成了刻骨镂心的遗嘱。它深深地刺激着我。

　　我来上海之前，还特意回了趟家。那时父亲已变成一堆坟土，上面杂草丛生，造墓时栽下的一棵桂花树已高丈余。父亲死于肺癌，那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家里就只剩下母亲一人了。所幸的是我哥在当地为官，可以照料母亲的。看着母亲那苍老慈祥的脸，我突然又没有了走出的勇气，也没有勇气告诉她我要来上海。父亲说过的，上海是个滩我要到滩上来了，便有种铤而走险的感觉。好在王主任一再在电话中给我打气，怕什么，我就是冲着这个滩来的，不照样没淹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