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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小就从我爸爸那儿听到过这样一句老话：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长大以后，我知道，这句话是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我还听我爸爸念叨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长大以后，我也知道了这句成语的出处，这是《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一个典故。我爸爸是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半文盲，我不知道这两句颇有文化品位的成语他是怎么知道的。

　　当我在日本，经过数年血泪挣扎，总算可以立足的时候，跟我爸爸一样，我从国内接来了我的弟弟。然而，正是我把弟弟从国内接到了日本，却让我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失去了弟弟。这个时候，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我爸爸当年承受的对命运的愤满、无奈，理解了爸爸说那两句成语的背后，背负的是一生难以抒解的巨大伤痛，和一生都无法抹灭的遗憾。

　　叔叔身体羸弱，从小不但远离了母爱，还要遭受后母的冷遇和虐待。我爸爸去接我叔叔的时候，叔叔已经十四五岁了，却仍然长得象个营养不良的小孩。这让我爸爸心碎，他在家的时候，我叔叔过的日子就已经很悲惨，他不在的日子，叔叔怎么活下来的，他无法想象。唯一的好处是，爷爷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说服了后母，坚持让叔叔上学读书，所以，叔叔的文化程度却比我爸爸高了许多。

　　到家第三天，我爸爸就带着叔叔离别了故乡，踏上了返回沈阳的路途。那个时候交通非常落后，从山东到东北，有海路、陆路两个选择，海路相对舒适一些，也近便很多，费用却高，我爸爸根本负担不起。陆路费用低，因为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即便乘车，也只能一站一站的换乘长途马车。我爸爸选择了陆路。他们俩一路上经受的颠簸饥寒之苦，我爸爸后来用这样一段话轻描淡写：你叔叔一路上不断线地喊冷喊饿喊累，你爹我又没钱一路坐车，只能走一段坐一段。后来经过天津的时候，看到大街上有撂地摊卖艺的，你爹我受了启发，也跟着撂地摊打拳，赚几个钱，跟你叔叔我们哥俩就靠着你爹一路撂地摊卖艺，熬了两个多月，总算回到了沈阳。

　　到了沈阳，我爸爸带着叔叔到了洪师傅武馆，却见武馆大门紧闭，冷冷清清，没了往日的活气儿。我爸爸费半天力，才算砸开了武馆的大门，看门的他也不认识，是一个满脸虬髯的中年人，他开门时候脸上流露的惊恐和紧张，让我爸爸大为惊讶。

　　“你是谁？干哈的？”

　　我爸爸也反问他：“你是谁？干啥的？洪师傅呢？”

　　一句洪师傅，证明我爸爸是友非敌，那个人紧绷如鼓的脸顿时松弛了：“洪师傅有急事离开几天，你是干嘛地？”

　　我爸爸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姓许，山东许，是给洪师傅打更的，就在这儿住，回家接我弟弟刚刚回来。”

　　那个人一听我爸爸这么说，马上如释重负：“你就是那个打更的山东许啊，你可算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我爸爸带着我叔叔进了武馆，那个人连忙又把大门关上，不但拴上了门栓，还又从旁边抱过来一个顶门杠，死死地把大门顶住，这才跟着我爸爸回到了我爸爸住的房子，告诉我爸爸：“好啊，你回来了，我也该走了，洪师傅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了。”

　　我爸爸惊问：“洪师傅出什么事了？我那些师兄弟呢？”

　　过去，这个武馆非常兴隆，即便洪师傅有事不在，师兄弟们也会热热闹闹地练武较功，或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堆瞎吹胡聊，现在却是这么一幅冷清、空寂、破败的样子，这让我爸爸错讹，他才仅仅走了不到两个月啊。

　　大汉说了声：“不用问我，你住下就明白了。”说罢，背了自己简单的包袱，竟然不从大门走，飞身跃上围墙，然后又爬上屋顶，消失在屋脊后面。

　　我爸爸面对这个局面呆立在那儿，捉摸不定还该不该在这里继续住下去。看样子，肯定发生了大事，不然，洪师傅那么一个在东三省武道上赫赫有名的馆主，绝对不会扔下半生心血操持的家业，把武馆托付给刚才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局外人留守，自己一跑了之。我爸爸这个时候已经确信，洪师傅绝对不是外出办什么事情，而是逃跑避祸去了。

　　后来我爸爸才知道，他不在期间，洪师傅带着几个徒弟到沈阳大剧院看戏，坐在楼下的普座上。楼上的包厢里有人喝茶的时候，不知道嘴露还是腮帮子长洞洞，茶水滴到了楼下，刚好浇到了洪师傅大徒弟，我爸爸大师哥的脑袋顶上。大师哥愤愤然，起身朝楼上吼，楼上的人给他道歉：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话的内容是道歉，听在耳朵里却很生硬，不像道歉，反倒像嘲弄。这一下大师哥和其他几个师兄弟都不干了，站起来破口大骂，楼上的也被激怒了，索性把茶壶里剩下的茶水一古脑地泼了下来。这一下连洪师傅也动怒了，跳起来带着几个徒弟就上了包厢，接下来就是一通混战。开打了，双方连骂带打，这个时候洪师傅他们才知道，对方是一帮日本人。日本人极少到戏园子看戏，因为语言不通，他们看不懂，所以洪师傅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对方是日本人，所以说中国话才能那么生硬、怪里怪气。

　　那个时候的中国东北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基本上已经被磨得没了脾气，遇到不平，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老祖训，遇到日本人耍蛮，通常采取的办法是一跑了之。可是现在双方已经动上了手，又都动了火，也就顾不上细想日后会有多大的麻烦，先找个眼前的痛快再说，那几个日本人肯定不是洪师傅跟他徒弟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有一个被不知道哪个徒弟一个窝心腿踹到了楼下，掉在楼下的普座上痛苦地哇哇惨叫不休。

　　日本人看到不是对手，连忙扯呼，洪师傅他们知道对方是日本人了，也不敢过于纠缠，放过他们，也赶紧开溜。回到武馆，师徒几个惴惴不安，不知道那些日本人是什么来路，会不会惊动日军宪兵队，到武馆来找麻烦。如果惊动了日本占领军当局，那麻烦就大了，最低限度，武馆肯定要被查封，抓人蹲笆篱子也是躲不了的灾难。

　　到了这个份上，洪师傅和几个打架的徒弟只能暗暗祈祷，指望那些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路数，同时做好了随时扯呼的准备，不行就跑到关内去另谋生路。过了几天，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他们暗叫侥幸，看样子那帮挨揍的日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来路，所以也就没办法找他们的后账。当时他们最怕的是占领军官方出面收拾他们，他们却不知道，那几个日本人是开拓团的次郎、三郎之类的野狗，他们自己进到城里打架惹事也为官方不容，所以并不敢找官方告状。可是，毕竟被痛揍一顿，而且是被中国人揍了，憋在心里的窝囊气怎么也得发泄出来。开拓团里不乏日本的柔道、剑道、空手道高手，听到哥们在沈阳的大戏院里被中国人揍了，尤其是听说打人的中国人都身负武功，便把这场市井斗殴上纲上线，把一场偶发的打架，看成了中日两国技击水平高下的比拼。输了的一方，当然不会服气，四处调查那天晚上打人的那帮人的路数。

　　很快，他们就查清楚洪师傅他们一帮人是洪家武馆的人，便跃跃欲试，要踏平武馆，给日本的技击争个名誉。既然是武道上的竞争，他们倒也讲究武道规矩，没有惊动官方，也不敢惊动官方，日本官方一心想把东北全境变成他们事实上的一块殖民飞地，建设哪怕是表面上的王道乐土，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也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韩国人，只要敢公开闹事，一概严惩不贷。因而开拓团的武士们倒也不敢惊动官方，他们也知道，如果公开斗殴，官方出面，自己打到人家门上寻衅，很可能不会得到官方多大的庇护，甚至可能因此受罚，被收到军队里派往华北前线打仗。

　　开拓团里的武士们决心自行解决，他们有充分的自信，打败中国武士，为日本武道扬眉吐气。洪师傅他们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躲过了一场灾祸的时候，人家却寻上门来了。那些开拓团的武士们并没有像市井流氓那样一哄而上乱砸乱打，他们采取的是正规的比武规则，先是派一个信使上门拜访，毕恭毕敬的鞠躬致礼，然后就要求跟武馆“交流”武技，谁赢了，这家武馆就归谁，败了的一方还要在沈阳最繁华的东大街十字路口连跪三天，向获胜一方谢罪。

　　信使把信件交给我爸爸的大师兄，然后深深连鞠三个躬，转身昂然离去。日本人的特点就是，行为举止极为礼貌，言谈吐语极为文明恭敬，然而礼貌和文明恭敬绝对不耽搁他们的豪强和霸道。

　　洪师傅他们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他们深知，惹上了开拓团的日本武士们，对方不占上风是绝对不会罢手的。中国人讲究的是见好就收，日本人讲究的是绝杀全胜，这从给洪师傅他们的战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日本人胜了，不但洪师傅的老本得拱手送给日本人，还得在沈阳最繁华的地界公开谢罪，那样一来，洪师傅今生今世就别想再在武道上混了。让洪师傅他们最为担心的，还是官方的插手，如果仅仅是武界争强好胜，最不抵也不过就是武功招数上的胜负而已，输了，也只能怨自己技不如人。而且根据他的武功造诣和徒弟数量质量，他自信胜算的把握还是很大的。为难的是，如果官方出面，把这场比武当作治安事件处置，他们不被枪毙，后半生也得在笆篱子里度过。

　　信使走后，洪师傅就陷入了大祸临头的慌乱之中，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向张少帅和蒋总裁学习，把半生家计扔下，一走了之。想当年九一八事件的时候，驻扎在沈阳周边的东北军有十六万人，日本关东军不过一万六千多人，这么悬殊的力量对比，张少帅都能借口蒋总裁下令不抵抗，扔下供养他们父子的东北父老乡亲一走了之，他区区一介武夫，有什么扔不掉的？于是他解散了武馆，临时在大街上拽过来一个长得有点威风的流浪汉，给人家塞了十五块金元券，谎称自己要带了徒弟们出去办事，让人家给他看门，然后带着几个徒弟夤夜逃跑，一溜烟的跑进关内，躲到了河北沧州武林同道家里，想等这一阵风声过去之后，再偷偷潜回沈阳以谋东山再起。

　　洪师傅跑了，武馆闭门谢客，开拓团的武士们上门比武，却吃了闭门羹。他们并不趁虚而入，打砸抢烧，就是每天轮流在武馆外面叫嚣挑战，用这种举动羞辱早已跑到河北躲猫猫的洪师傅，宣示大和武士的威风。被临时征召过来看大门的流浪汉还真不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敬忠职守，尽管每天门外日本武士耀武扬威，叫嚣不停，他吓得胆战心惊，却也没有像洪师傅那样一跑了之，躲在院子里盼着洪师傅早日回来，他也好交差。

　　我爸爸带着我叔叔从山东回来，懵头懵脑的一头栽进了武馆，那个流浪汉可算是有了接班人，二话不说把差事扔给我爸爸，自己也终于解脱，避开了这摊儿大麻烦，一溜烟的跑回大街上继续逍遥流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