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体制决定命运：曾国藩改革与日本幕末藩政改革之对比

　　1862年6月，正当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与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在上海郊外展开最后的决战的时候，一艘悬挂着荷兰蓝色旗、英国米字旗、日本太阳旗的三桅帆船，悄悄地在上海港抛锚停泊。

　　坐在这艘船上的，全都是日本人，其中有八人是德川幕府派来对中国进行访问的使者。除了这八个人以外，船上还坐着一个满脸长着麻疹的年轻人。很显然，他不是幕府的官员。他对中国充满好奇，于是行贿使团，获得了上船的机会，也就跟着来到了中国。他的名字，叫做高杉晋作。

　　高杉晋作一下船，就到处打听中国的情况。由于语言不通，他只能用笔在纸上写汉字与中国人交流。儒生、士兵、米店老板、书店老板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物，都成了高杉晋作交流的对象。

　　在交流的过程中，高杉晋作发现中国人非常愚昧。他们完全不关心政治，除了希望太平军不要打进上海以外，别无任何的政治诉求。他们完全不明白怎样使国家走向富强，从而避免被外国侵略者欺辱。当他向书店老板问起为什么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样的好书在中国都会绝版时，书店老板告诉他，这种书与科举考试无关，在中国毫无市场。

　　除了与中国人广泛交流外，高杉晋作还大胆接触当时在上海的西方人，向他们购买新式枪炮，同时也从他们口中打听中国的情况。西方人告诉他，中国表面上非常强大，其实非常虚弱。他们虽然在沿海布置了许多炮台，但都是样子工程，毫无实战价值。高杉晋作联想起刚来上海时看到的那座吴淞口炮台，觉得外国人说得很对，大清帝国毫无国防可言。

　　这个时候，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正在攻打上海，这引起了高杉晋作的兴趣。他听说淮军打了打胜仗，击斩了上万的太平军，便与使团一起，通过中国朋友的帮忙，进入淮军军营参观。

　　结果令高杉晋作等人感到非常失望。淮军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新式的洋枪洋炮很少，阵法参照的又是中国古代的兵法，远远比不上西洋的阵法。总而言之，在这些日本人的眼里，淮军的作战能力非常有限。他们认为，这样的军队用来对付造反者勉强可以，但要用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则是完全不行的。

　　这次上海之行极大地刺激了高杉晋作。原本非常崇拜中华文化的他开始思索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日本如果不迅速寻求改变的话，也会步中国之后尘，成为西方列强竞相侵略的对象。从此以后，他致力于长州藩的富国强兵大业，并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杉晋作以及八位幕府官员的这一次上海之行，转变了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前，日本人非常崇拜中华文化，儒家经典被他们视为最神圣的典籍。然而自此以后，日本人开始排斥中华文化，并且大张旗鼓地学习西方，最终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

　　就在这批使臣访问中国前后，日本政府派出的访美使节团和访欧使节团也先后出发，开始对欧美等先进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参加了这两次访问。

　　通过这两次访问，福泽谕吉深刻地体会到了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回到日本后，他大力鼓吹“脱亚入欧”。这为后来明治政府顺利开展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政府对中国以及欧美的三次访问，促使日本做出一个重要的抉择，是继续学习中国，还是抛弃中国，转而学习欧美。最终，日本选择了学习欧美。这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其实，在此之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日本人就已经开展了大量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实践活动。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既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去过欧美，但他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

　　日本长期以来实施幕藩体制。这种体制下的藩国，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差不多，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岛津齐彬正是利用了这一自主权，开始大规模地学习西方。他的这些实践，为后来明治维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继任藩主之前，岛津齐彬就对世界形势非常感兴趣。当时的日本国内，有着许多掌握着新科技的荷兰学者。岛津齐彬主动找他们交流，了解世界的发展。在交流中，岛津齐彬深刻地感受到西方的强盛和日本的落后。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岛津齐彬意识到，西方列强在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必将如法炮制，进攻日本。作为日本最西的藩国，萨摩藩必然会成为日本最先受冲击的藩国。只有主动学习西方，迅速使萨摩藩强盛，才能抵挡住列强的进攻。

　　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一样，岛津齐彬首先想到的也是制造枪炮和战船。制造枪炮和战船需要大量的铁。传统的冶铁技术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学习西方的炼铁技术。于是，反射炉的建设成了岛津齐彬第一件要完成的大事。

　　经历过多次失败后，1857年萨摩藩建成了第一个实用型的反射炉，取名为2号反射炉。由于反射炉研制成功，这时候的萨摩藩可以自行制造重达150磅的大炮。之后，萨摩藩又建成3号反射炉。

　　在反射炉的支持下，萨摩藩开始大规模生产洋枪洋炮。1858年7月，萨摩藩在天保山举行大规模演习。在这次演习中，萨摩藩大量采用自制武器，其中西式骑枪就达到了3000把之多。

　　与萨摩藩相比，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滞后许多。1886年，贵州巡抚潘蔚从英国订购炼铁、炼钢设备，1888年安装完毕，开始冶炼钢铁。这是中国自行冶炼钢铁的第一次尝试，比萨摩藩反射炉的建成晚了三十多年。当然，这时候的技术比三十年前要发达许多，中国的起点相对要高一些。

　　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一样的是，岛津齐彬不仅重视发展重工业，对于轻工业的发展，他也非常重视。这是萨摩藩藩政改革与洋务运动的最显著区别。

　　不注重发展轻工业，和我之前所说到过的官督商办的模式一样，都是洋务运动的重大弊端。轻工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经济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

　　根据相关经济学家的测算，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止，中国工业、采矿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为6749万元，其中官方资产为4757万元，占70%。可见，官督商办是当时中国企业运作的最主要模式。

　　在官办企业中，属于轻工业的资产仅占官办企业总资产的10.3%。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是不受重视的。轻工业的落后，导致国内消费品市场很大一部分被外国商品所占领。例如，从1871到1893年，中国每年输入的面纱数量从37791公担上升到了70万公担，增加近二十倍。

　　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技术通常比较容易掌握，投资少而利润高，本来是富国裕民的重要基础，但当时的中国却将这一重大获利渠道拱手让给外国人，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更为严重，白银大量外流，国家更加贫穷。

　　岛津齐彬对于玻璃制造非常热衷，因为玻璃的附加值很高，能够给萨摩藩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岛津齐彬的支持下，藩士们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掌握了制造有色玻璃、球面玻璃以及平板玻璃的方法。萨摩玻璃艺品晶莹剔透，外观精美，一进入市场即被视为珍品而销售一空。玻璃产业成了萨摩藩财政新的支柱。

　　与萨摩藩相比，中国近代玻璃工业的发展，滞后了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张謇等人在江苏宿迁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玻璃制造企业，即耀徐玻璃有限公司。中国近代玻璃工业的发展，这才拉开序幕。

　　在兴办玻璃工业的同时，岛津齐彬还大力兴办西式纺织业。萨摩藩自古以来纺织业就比较发达。然而，岛津齐彬知道，传统的纺织业必将走向衰亡，与其等西方列强将日本布匹市场全部占据之后再进行反击，不如主动发展西式纺织业，防患于未然。

　　1858年，岛津齐彬从荷兰引进了西式的水力纺织机，设立了“田上水车馆”和“永吉水车馆”。萨摩藩的西式纺织业开始艰难起步。明治维新后，萨摩藩的纺织机构被鹿儿岛地方政府接收，为日本近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萨摩藩相比，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也滞后不少。中国最早的纺织企业，是左宗棠主持开办的兰州织呢局和李鸿章主持开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前者在1880年建成投产，后者直到1890年才有部分机器投产。

　　在岛津齐彬时期，萨摩藩的电信产业也开始起步。1855年，相关学者在岛津齐彬的支持下，研制出日本第一台电信机。1857年，相关学者在鹿儿岛本丸和二之丸之间铺设了一条约六百米长的电线，并且成功进行了一次通信实验。

　　中国的通信业发展也比萨摩藩滞后。中国第一条自建的电报线路是1877年在台湾铺设成功的。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开始用电报传递紧要军情。

　　除了扶持上述产业以外，岛津齐彬还对许多产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既有像制陶、制盐、制作樟脑这样的传统产业，也有像金属活字印刷、煤气灯、摄影这样的新兴产业。总而言之，岛津齐彬领导的这场藩政改革，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许多在洋务运动后期才得以开展的产业，日本早在幕末就已经大规模开展了。因为有了幕末的基础，一旦推翻幕府，体制上最后的障碍被清理，日本就可以全面地铺开各种产业，大踏步地迈向近代化了。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仅起步晚，而且波折多，像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划算起，直到1890年才有部分机器投产，中间因为种种因素耽误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工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日本也就不足为奇了，甲午战败也就成了中国的必然宿命。

　　改变萨摩并不是岛津齐彬最终的梦想，他还想改变整个日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岛津齐彬必须突破传统的幕藩体制，进入幕府权力中枢。

　　萨摩藩偏处日本西南角，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不受重视。在关原合战中，萨摩藩加入了反对德川家康的西军阵营，在战后遭到幕府的严惩。虽然藩国得以保留，但萨摩藩藩主作为被幕府重点防备的外样大名，在幕府中毫无发言权。这样一来，在岛津齐彬之前的一两百年间，萨摩藩对于日本历史的发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后来，萨摩藩通过联姻等方式，逐渐扩大了影响力。所以，岛津齐彬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幕府的权力中枢，开始实施他的改革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幕政改革。

　　幕政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加强了日本的海防。在岛津齐彬的一再要求下，日本废除了大船建造禁令，各地纷纷建造新型战舰。岛津齐彬又无偿地将萨摩藩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传授给幕府以及各藩国。这样一来，日本的海防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虽然在加强海防一事上，岛津齐彬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他的另一主张，却遭到大家的广泛批评，即便在改革派中，反对他这一主张的人也占了多数。他的这个主张，就是开国论。

　　所谓的开国论，就是主动敞开国门，以开放促进改革。与之相反的是攘夷论。攘夷论主张用武力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是一种盲目排外的思想。攘夷论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所以岛津齐彬主张开国论，是得不到大家支持的。因为这种矛盾，改革派内部不能团结，最终遭到守旧派的反攻倒算，幕政改革也宣告失败。事实证明，只有推翻幕府，彻底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才能真正改变整个日本。

　　1858年，岛津齐彬英年早逝，在他之后实际掌控萨摩藩的，是他的弟弟岛津久光。一开始，岛津久光完全改变他哥哥的既定政策，许多产业的发展被迫停滞下来。他主张以武力对抗列强，即攘夷论，因此和英国侵略者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萨英战争的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萨摩藩领教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虽然岛津久光指挥顽强的萨摩士兵重创了侵略者，但他终于明白了，攘夷论是错误的。

　　此后，岛津久光开始恢复许多岛津齐彬在世时的政策，很多产业再一次迎来发展的春天。正是因为岛津齐彬、岛津久光兄弟的努力，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学习欧美，走近代化道路的重要性。这样，一旦幕府被推翻，体制上的最后障碍被清理，全面发展近代工业，也就不会有任何阻碍了。这是日本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日本幕末的藩政改革，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件。一般人总喜欢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对比，其实两者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推翻了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日本的资产阶级在新政权当中已经有了较多的发言权，这与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国依旧处在封建专制中。

　　真正与洋务运动产生背景相同的，是日本幕末的藩政改革。两者都产生在封建专制的时代，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的推动者都是封疆大吏。

　　既然洋务运动和幕末藩政改革是大致相同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为什么洋务运动不能改变中国而幕末藩政改革却改变了日本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的封建专制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专制是高度集中的。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在这种体制之下，是完全做不了太多事情的。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代的督抚是没有太多实权的。清代设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属于礼部和户部。各州县的地丁漕折，由布政使负责征收和解送。清代又设按察使，掌管一省的按劾、司法，属于刑部。布政使和按察使都不是督抚的属官，只向六部负责。他们是清廷用来分化督抚权力，钳制督抚的重要力量。

　　督抚又不能随便用兵。非战争期间的军事行动以及小规模的战争，一般由提督负责。一旦发生规模较大的战争，朝廷会指派经略大臣前往处理，督抚往往只能从旁协助。调兵是兵部的事，筹饷是户部的事，都不需要督抚管。

　　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督抚的权力逐渐增大，最终形成督抚专权的局面。显然，这不是清政府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们通过各种办法钳制各地督抚，尤其是汉族督抚。所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为清朝立过大功的封疆大吏，虽然获得了比较大的权力，但做起事仍会受到各种掣肘。清廷动不动就猜忌他们，弄得他们很难堪。

　　据相关学者的考证，曾国藩一生曾经与清政府发生过十次大的冲突，其中有七次发生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或直隶总督期间。其中，曾国藩在剿捻失败后的遭遇最具代表性。1866年冬，捻军突破曾国藩精心布置的河防。曾国藩因此遭到清廷的严厉谴责，言官也群起攻击他。灰心丧气的曾国藩不得不主动辞去钦差大臣的职务，灰溜溜地离开剿捻战场。

　　在这种备受猜忌的情况下，曾国藩根本不可能拥有岛津齐彬、岛津久光那么大的自主权，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面开展改革事业。

　　面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显得消极、被动。他的这种心态，限制了他的改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勇闯“地雷阵”的勇气，改革不可能成功。

　　完整地读过曾国藩家书、书信、日记的朋友，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曾国藩虽然贵为两江总督或直隶总督，却没有一天不生活在战战兢兢中。

　　曾国藩在给鲍超的信中说：“你上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乱说话。要是你乱说话，惹怒了圣上，将你的奏事之权剥夺，那么不但你丢了面子，就连我也是会很失望的。”

　　他又在给别人的信中说：“我仔细考察古代臣子的为臣之道，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做臣子的，看到皇上的过失，本来是应该犯言直谏的，但是在外带兵的大臣一定不能这么做，否则就是自取灭亡。我自庚申年（1860年）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来，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最担心言官的弹劾。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生怕遭遇不测之祸。”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喜欢权谋的人，他之所以这么小心谨慎，完全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李鸿章也是如此。李鸿章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很有性格。面对列强的挑衅，他自信能以“痞子腔”对付。但是在经历过许多事情以后，李鸿章明白了，面对清廷的猜忌，明哲保身才是正确的选择。慢慢地，他也变得消沉了。

　　从容闳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曾国藩、李鸿章、容闳这些人的无奈。他们本来有机会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在专制体制下，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当初，容闳拜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向他提出七条建议，其中包括组建公民政府、组建银行系统、创建不同等级的教育系统等等，都是非常大胆超前的改革建议。

　　然而，当他多年后第一次见到曾国藩的时候，却明显收敛了很多。他什么建议也没跟曾国藩提。后来他的朋友告诉他，曾国藩有一个建设大型机械工厂的设想。容闳这才顺着曾国藩的意思，提出建设机械工厂的想法。在那段日子里，容闳和曾国藩会面多次，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任何重大的改革想法。

　　此后，容闳明知曾国藩对他非常信任，却始终没有提出重大改革想法，连他最想实现的教育改革计划也长期窝在心里，没有对曾国藩吐露半个字，直到天津教案期间，才最终说出。

　　其实，容闳也想向曾国藩提出一些大胆的更为根本的改革想法，但他明白，在专制政体的压迫下，曾国藩可以做的事其实不多，他不可能推动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涉及体制方面的改革。

　　总而言之，专制政体是导致曾国藩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曾国藩没能成为中国的岛津齐彬、岛津久光，这是中国的宿命，也是中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