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薪未尽，火已传：画蛇添足 北上剿捻

　　时间进入1864年底。此时，太平军的主力已经被湘淮军消灭，幼天王也已经被俘杀。太平天国已经不可能对清朝形成巨大威胁了。然而，慈禧太后、曾国藩等满清权贵还没来得及弹冠相庆，北方的捻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中原大地，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捻军的迅猛发展是从枣阳会师开始的。1864年11月25日，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在湖北枣阳会师，揭开了捻军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枣阳会师后，捻军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其成员主要有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三人。赖文光之前是陈玉成的部将，是后期捻军中太平军余部势力的代表人物，擅长谋划。张宗禹之前就是捻军首领，以治军严酷著称，既擅长作战，也擅长谋划。任化邦之前也是捻军首领，以善战著称。新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对于捻军的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捻军开始“易步为骑”，骑兵成了捻军的主要兵种。这使得捻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太平军余部的加入，捻军得到了不少洋枪，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在战术方面，捻军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后期捻军主要采取大规模流动作战，在高速运动中消灭敌人。

　　枣阳会师为捻军后来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为捻军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在这次会师中，捻军并没有提出克服流寇主义、建立根据地等重大问题。

　　枣阳会师后，捻军决定集中兵力解决一直尾追着他们的僧格林沁所部清军。为了达到歼敌目的，从1865年1月一直到5月，捻军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到处袭扰，以达到调动并拖垮僧格林沁所部清军的目的。

　　僧格林沁这个人，性格孤傲，有勇无谋。他没有看出捻军的诡计，一直率部跟在捻军的屁股后面跑，结果人困马乏，战斗力锐减。

　　清廷觉得，僧格林沁再这么追下去，很可能被捻军围歼，于是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等分别率部增援僧格林沁。同时，清廷向僧格林沁发出警告，命令他选择平原地带扎兵，稳扎稳打，步步进逼。

　　僧格林沁一向刚愎自用，对于清廷的警告，他完全没放在心上，依旧率部全速进军，追击捻军。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1865年5月18日，捻军主力在山东曹州府的高楼寨设伏，将僧格林沁所部清军全部歼灭。

　　僧格林沁的覆灭对于清廷的打击，就像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和春等部全军覆没一样。一直以来，僧格林沁的军队，都被清廷视作抗衡湘淮军、阻止湘淮军势力北进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在，这支力量灰飞烟灭了，清廷怎能不忧虑！

　　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清廷立马就将主持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交给了曾国藩。这一次，僧格林沁覆灭后，清廷依旧准备将主持镇压的捻军的任务交给曾国藩。清廷知道，这势必会导致湘淮军势力北进，对清朝统治构成重大威胁，但此刻的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想接受这一新的重任。此刻，他赖以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陆师已经基本上裁撤完毕，水师虽然保存完好，但捻军和太平军作战方式不同，水师注定难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曾国藩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剿捻成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想出任剿捻总指挥，前后三次拒绝了清廷的任命。

　　自僧格林沁覆灭后，清廷非常担心捻军会乘胜攻打直隶，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在清廷的调度下，各路清军，包括李鸿章的淮军在内，围绕着阻止捻军北进这个根本目的，纷纷调动。这时候的清廷，非常需要一位德高望重而且久经战阵的重臣出任剿捻总指挥，指挥这些部队将捻军镇压下去。很显然，在清廷看来，曾国藩是最适合的人选。所以，即便曾国藩一再拒绝，清廷依旧不停地催促他北上。

　　后来，曾国藩顶不住来自朝廷的压力，被迫接受了剿捻这个在他自己看来把握性并不大的重要任务。但是，他仍然以各种借口推迟行程。他向清廷提出，必须先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才能与捻军的骑兵对抗，同时还必须兴办一支黄河水师。这些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清廷依旧催促曾国藩赶紧北上。

　　曾国藩一再拖延，直到1865年底才来到徐州剿捻大本营。曾国藩根据他几个月来对捻军的细微观察，拿出了一套剿灭捻军的方案，也就是所谓的重点设防、以点控面。

　　曾国藩认为，如果清军还像僧格林沁之前那样一直尾追捻军，那么永远不可能重创捻军，反而会遭受伏击。要想消灭捻军，必须在捻军必经的城镇布置重兵，变尾追为拦头截击，阻止捻军的流动。

　　根据这一方略，曾国藩以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为四镇，在其中驻扎战斗力最强的湘军和淮军。同时，曾国藩又选择山东兖州、忻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作为重点防御区，在其中驻扎隶属各省的军队。

　　曾国藩试图通过控制这些点，从而构成一张围剿捻军的大网，并通过湘淮军与各省军队的密切配合，阻止捻军的流动，然后再派机动兵力将捻军包围歼灭。

　　随着战局的发展，曾国藩后来又提出所谓的河防，也就是利用天然的河流围成一个包围圈，在河边布置重兵，筑起稳固的堡垒，将捻军围在中间，乘机加以消灭。

　　曾国藩布置的这个包围圈，在北面是黄河，在东面是运河，在西面、南面是沙河、贾鲁河、淮河。曾国藩企图利用这个包围圈，将捻军围困在河南西部一带，最终加以歼灭。曾国藩认为，在这几条河流中，黄河和淮河比较宽阔，难以横渡，只需布置重兵即可，而运河、沙河、贾鲁河并不宽，容易横渡，需要修筑长墙、堡垒巩固防守。

　　起初，曾国藩并没有注意到贾鲁河、沙河这两条小河。后来，淮军名将刘铭传向他建议说，应该在贾鲁河、沙河设防，缩小包围圈。曾国藩这才派人前往贾鲁河、沙河修筑长墙、堡垒。刘铭传这个人，不仅作战勇猛，而且擅长谋划，在整个“剿捻“期间，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之后我们还要讲到他的那一条将捻军驱赶至运河以东加以消灭的计策。

　　曾国藩的这些策略，无疑都是相当高明的。事实证明，只有用这些策略，才能最终消灭捻军。但曾国藩在实施这些策略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这也直接导致了曾国藩剿捻的最终失败。

　　首先，参与剿捻的各路清军基本上都不是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主力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建起来的军队，向来只听从李鸿章一个人的指挥。这时候的李鸿章，已经是代理两江总督，羽翼日渐丰满的他，根本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曾国藩对于淮军的指挥，往往因为李鸿章的干涉，最终不能达成目的。

　　在整个剿捻期间，曾国藩曾经多次因为淮军的指挥问题和李鸿章产生矛盾冲突。其中最为激烈的有两次。

　　第一次和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李昭庆有关。曾国藩认为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骁勇善战，是一员不错的将才，准备命令他带领一支骑兵作为机动兵力追击捻军。

　　李鸿章得知后，为弟弟的安全感到担忧，于是建议曾国藩派淮军将领潘鼎新带兵追击捻军，而命李昭庆驻守山东济宁。

　　李鸿章直接干涉曾国藩的指挥大权，令曾国藩感到非常恼怒。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训斥李鸿章说：“你和你哥哥（指李瀚章）现在都是封疆大吏，为世人所瞩目，如果你们兄弟几人当中没有一个在前线担惊受怕的，怎么能令世人信服？我看幼荃（李昭庆，号幼荃）是一位不错的将才，不必倚仗你就能成就功名。你为何不同意将他放出去锻炼锻炼呢？”

　　第二次和淮军第一悍将刘铭传有关。当时，曾国藩命令刘铭传防守战略要地沙河。刘铭传这个人，虽然善战，但是坚忍不足，不太能吃苦。在沙河驻防一段时间后，刘铭传觉得很太苦，便向李鸿章诉说。李鸿章便写信给曾国藩，讲述刘铭传的痛苦情形，建议曾国藩允许刘铭传请假一个月。

　　曾国藩看到李鸿章的这封信后，非常愤怒。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他再一次板起面孔教训李鸿章：“刘铭传来到这里作战，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并不算太劳累。沙河是战略要地，关系剿捻全局，他是防守沙河的主将，责任重大，怎么能够擅自离开？”

　　面对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曾国藩被迫起来反击，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淮军现在归我指挥，你就不必管，这样才能号令统一，才能打胜仗。以后除了换营官和你商量以外，淮军其他的事情，全部由我管，你不必插手。”如果不是受到李鸿章的逼迫，曾国藩是完全不可能用这种语气跟李鸿章说话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曾国藩是多么的愤怒。

　　除了淮军以外，曾国藩可以调动的是湘军和各省的杂牌军。之前，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除了留下四营亲兵之外，吉字营全部被遣散。虽然这时候通过从别处征调、临时招募等手段，隶属曾国藩指挥的湘军部队有所增加，但也仅仅只有九千人而已。此时的湘军，由于裁撤、缺饷、腐化，暮气已经很沉重，几乎没有多少战斗力。

　　至于各省的杂牌军，像河南的豫军、山东的东军、安徽的皖军之类的，战斗力比湘军更差。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军队都以保守本省为首要职责，对于曾国藩的一些全局性的调动，他们往往拒绝接受。

　　由上可见，曾国藩虽然是名义上的剿捻总指挥，但其实真正能指挥的部队极少。这是曾国藩剿捻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次，曾国藩与地方督抚矛盾重重，他的许多策略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其中，河南巡抚吴昌寿与曾国藩的矛盾最为激烈。

　　吴昌寿身为河南巡抚，总是喜欢站在河南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对于曾国藩的许多全局性的谋划，只要侵犯河南利益的，他都予以抵制。

　　吴昌寿认为，曾国藩的重点设防策略如果成功，捻军将会全部被驱赶至河南，最终遭殃的河南人民。后来，曾国藩提出河防策略，吴寿昌又认为，这是曾国藩试图将捻军驱赶至河南的进一步行动。

　　曾国藩主张坚壁清野，切断捻军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吴寿昌却认为这样做不但不能孤立捻军，反倒会扰民，导致更多的百姓加入捻军。

　　曾国藩认为河南周家口地处交通要道，准备在那里设置大本营，囤积粮食和草料。吴寿昌却说，河南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已经无法征集到粮食和草料了。

　　曾国藩主张河防，要求河南负责相关河段的防守事宜。对于河面不够宽阔容易被捻军突破的贾鲁河、沙河一带的防御，曾国藩尤其重视，要求吴寿昌迅速修筑堤墙，加强防御力量。

　　然而，吴寿昌坚决抵制曾国藩的这一策略。在他的眼里，曾国藩此举劳民伤财，却不能真正限制住捻军。吴寿昌认为，即便将堤墙完全修筑好，也不能处处驻兵，因为堤墙长达千里，没有那么多兵可用，最终还是无法限制捻军的流动。所以他认为，曾国藩的这一策略注定是徒劳无效的。吴寿昌心里这么想，也就不可能花大力气去修筑堤墙。河南方面负责的防守区域成了曾国藩河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软肋。

　　后来，曾国藩参劾吴寿昌，清廷被迫换马，任命李鹤年取代吴寿昌，出任河南巡抚。然而，李鹤年的想法和吴寿昌差不多，他也没有尽全力修筑堤墙。后来，清军的这一薄弱环节被捻军充分利用，他们成功地突破了河南方面负责的防守区域，打破了曾国藩布置的天罗地网，曾国藩苦心积虑布置起来的河防也因此宣告彻底失败。

　　最后，曾国藩的许多政策不得民心，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人民的抵制。曾国藩在剿捻过程中，依旧奉行乱世须用重典的行政理念。他规定，凡是参加捻军的，其家人将被全部处决，其祖坟将被平毁。曾国藩的这一严厉措施，不仅遭到普通老百姓的抵制，就连一些开明绅士，也反对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样一来，这一政策根本得不到彻底的执行，也就不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曾国藩又大力倡导举办团练。由于参加团练，不少农民错过了农时，导致粮食减产，生活困苦。这些农民为了生计，纷纷抵制团练的兴办，其中的不少人后来加入了捻军。

　　地方团练与朝廷正规军之间的矛盾也很激烈。曾国藩不善用兵，经常打败仗，久而久之，地方团练便有点轻视朝廷正规军，而朝廷正规军在与地方团练合作的战斗中，往往作壁上观，致使地方团练遭受重大损失。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并且日益激化了。这样一来，它们不可能形成对抗捻军的合力，也就不可能打胜仗。

　　以上的种种因素，注定了曾国藩剿捻的失败。曾国藩自以为他布置的天罗地网无懈可击，结果却被捻军非常轻松地突破了。

　　正当曾国藩紧锣密鼓地布置贾鲁河、沙河一带防御的时候，活动在鄂豫边境的捻军发现了他的这一阴谋。同时，捻军发现清军在河南集结了大量精锐兵力，其中包括湘军第一悍将鲍超、淮军第一悍将刘铭传等部。为了沉重打击清军，迫使清廷放弃河防策略，赢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捻军决心冲破清军精心布置的防线，在流动中陆续歼灭各路清军。

　　捻军的首领们通过侦察得知，清军在贾鲁河修筑的堤墙基本上已经建成，只有靠近开封的河段尚未竣工，防守该河段的豫军不足三千人。这天夜里，捻军趁着夜色，悄悄靠近这一河段。驻守该地的豫军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数万捻军轻松地消灭掉了。随即，捻军长驱直入，杀入山东境内，曾国藩精心布置的运河防线、黄河防线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捻军的快速流动，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担心捻军会乘胜杀入直隶，威逼北京。对于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曾国藩，清廷给予了严厉的谴责。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官，也纷纷弹劾曾国藩。这使得曾国藩陷入无尽的苦恼中。

　　曾国藩是不服气的，他认为他才负责“剿捻”两年，很多的对敌措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施展，暂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曾国藩认为，捻军的这次流动，仅仅消灭清军一千多人，对于清军来说，根本算不上大失败。

　　僧格林沁当年负责“剿捻”，毫无功劳尚且不说，还经常损兵折将，但清廷并没有责备他。现在曾国藩仅仅因为一次小失败就遭到严厉谴责，这在曾国藩看来，是莫大的猜疑和侮辱。

　　清廷的不信任，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萌生了退志。在曾国藩的眼里，能够接替他完成“剿捻”大业的，只有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早在淮军创建之初，曾国藩就预感到，将来能够将捻军镇压下去的，只有淮军，湘军是不行的。主持“剿捻”以来，曾国藩又多次在给李鸿章的书信中说，淮军只有李鸿章才能指挥得动，能够完成“剿捻”大业的，只有李鸿章。

　　1866年10月，曾国藩奏请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主管苏北、皖北的军事，并且协助山东巡抚处理山东军事。清廷虽然同意了曾国藩的这一奏请，但是依旧在上谕中严厉谴责他。

　　在清廷的一再谴责下，曾国藩知道他已经不可能成功地指挥“剿捻”战斗了，总指挥只能由李鸿章来出任。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依旧幻想着能够留在军营，协助李鸿章协助“剿捻”。

　　不久之后，曾国藩借口病重，奏请开缺，并请求清廷另派钦差大臣来指挥“剿捻”。曾国藩同时请求清廷命他留在营中，协助新的“剿捻”总指挥处理相关事宜。曾国藩虽然没有明说应该另派哪位钦差大臣前来，但清廷很清楚，“剿捻”的主力淮军，只有李鸿章能够指挥得动，除了李鸿章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胜任“剿捻”总指挥。

　　清廷在接到曾国藩的奏章后，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替曾国藩负责“剿捻“军事。同时，清廷命曾国藩毋庸开缺，回江宁继续当两江总督，并负责湘淮军的粮饷供给。

　　这时候，曾国藩个性中要强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他以自己病重，而两江总督政务繁忙，精力不充沛的人根本无法胜任为由，请求留在军营中效力。清廷百般劝解，曾国藩这才离开“剿捻“战场，回到江宁。

　　就这这期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又做了一件令曾国藩感到非常不安的事情，那就是弹劾湖广总督官文。

　　曾国荃在攻克江宁后不久，开缺回籍。后清廷多次催促曾国荃重新出山，并任命他为山西巡抚。但曾国荃并不想出山，一直推托。1866年初，清廷将曾国荃调补湖北巡抚。曾国荃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就任。

　　当时的湖北布政使唐际盛，与曾国荃的好朋友黄冕有仇。黄冕这个人物我在之前提到过，他是湘军的几大财神爷之一，曾经和曾国荃一起攻打过吉安。

　　唐际盛和黄冕有仇，担心曾国荃来武昌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对官文说：“曾老九（曾国荃排行第九）这个人不好惹，他这次出山是来帮助他哥哥剿捻的，湖北的民政无需他管理。现在军情紧急，我看他不必来武昌，直接去前线带兵就可以了。”

　　官文虽然也很讨厌曾国荃，但他并不支持唐际盛。他对唐际盛说：“巡抚上任，连省城都不进，成何体统？”

　　唐际盛在官文那里碰了钉子，但他并不甘心失败。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伪造了一份官文阻止曾国荃进入武昌的密奏，并派人带着这份密奏前往湖南散布谣言。曾国荃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他来到湖北后，故意不去武昌接巡抚大印，以表达对官文的不满。虽然经人劝解，曾国荃最后做出了妥协，但他与官文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

　　曾国荃向曾国藩征求意见，要不要弹劾官文。曾国藩何尝不想弹劾官文，官文不学无术，却主管着湖北、湖南两个重要的省份，在恢复淮盐引地等等事情上，与曾国藩唱对台戏，曾国藩早就想弹劾他了。然而，曾国藩很清楚，清廷一直猜忌他们兄弟，一旦弹劾官文，他和曾国荃将成为八旗贵族竞相攻击的对象，以后办任何事情都会更加困难。所以，曾国藩反对曾国荃弹劾官文。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弹劾官文一事，你接到我的信之后，能否中止？这样的大事，即便我们没有会晤，人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我们兄弟仔细商量后共同做出的决定。如果筱泉（李瀚章，字筱泉）弹劾官文，少荃（李鸿章，号少荃）说全不知情，又或者少荃弹劾我，筱泉说全不知情，你会信吗？天下人会信吗？所以，老弟你有如此大的举动，我这个做大哥的说全然不知情，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湖广总督这个职位很重要，环视天下的人才，能够胜任这一职位并且能与你和舟共济的，实在很难找。朝廷也在努力寻找，用心良苦，你还是先忍耐忍耐吧。”

　　曾国荃最终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上奏弹劾官文，列举了七大罪状，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这样一来，朝廷无法包庇官文，只好将他调回京城，然后任命他以文华殿大学士掌管刑部，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

　　曾国荃弹劾官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认为不妥，只有左宗棠支持曾国荃。当时，许多人质疑曾国荃，左宗棠却说：“那些人做京官的，都说沅甫（曾国荃，字沅甫）不应该弹劾那个姓官的，真是可恨。时局如此动荡，这些人却没有一点是非观念，真是值得担忧。”

　　曾国藩得知清廷对官文的处分之后，非常失望。官文虽然失去了湖广总督一职，却依旧高官稳做，丝毫没有吃亏。清廷偏袒官文的用意，再明显不过。

　　更令曾国藩感到郁闷的是，就像他之前预料到的那样，那些八旗贵族为了替官文出气，纷纷上奏，指责曾国藩“剿捻”失败，劳财伤民。一时间，曾国藩成了万夫所指的对象。

　　曾国藩又联想起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清廷剥夺权力，因此感到更加痛心。曾国藩的好友刘蓉、郭嵩焘，原湘军水师的重要将领杨岳斌，都在这段时期内被革职，身为直隶总督的刘长佑也备受排挤、打击，日子非常不好过，而曾国藩自己也因为“剿捻”不利，被迫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到江宁继续做两江总督。种种迹象表明，清廷已经不再信任湘军集团了。

　　曾国藩回到江宁后，总算清净了一些。但曾国荃的麻烦事，还远远没有结束。1867年初，清军与捻军在他主政的湖北省，展开了数次大战。为了追剿捻军，曾国荃费尽心机，却依旧没能得到清廷的赞许。

　　1866年底，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兵，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在中原地区坚持抗清斗争，并伺机南下攻占四川，是为东捻军；一支由张宗禹率领，进入陕甘，联合当地的回民起义军，转战西北地区，进图四川，是为西捻军。其中，东捻军是捻军的主力，也是清廷重点镇压的对象。

　　许州分兵后，东捻军杀入湖北，试图由鄂西南入川。东捻军要想进入鄂西南，必须跨越汉水。对于清廷来说，汉水是阻击太平军的天然屏障。在得知东捻军的战略目标是四川后，清廷立马命令彭玉麟率领水师前往汉水布防。

　　当东捻军到达汉水东岸的臼口镇时，清军水师已经占据了有利形势，东捻军已经无法飞渡。东捻军只好改变渡江地点，但选来选去，还是臼口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东捻军只好再次来到臼口。利用东捻军犹豫不决的这段时间，李鸿章、曾国荃在臼口外围布置了一道包围圈，妄图将东捻军全部歼灭在臼口。

　　清军虽然多，但东捻军此时也处在鼎盛时期。在赖文光、任化邦的正确领导下，东捻军突破清军的包围圈，随后在罗家集重创淮军郭松林部。郭松林身受七处伤，被东捻军俘虏，但东捻军士兵不知道他是大人物，将他抛弃在路旁。这位所谓的淮军悍将，侥幸逃过一死。接着，东捻军又在杨家河全歼尾随前来的淮军名将张树珊部，将张树珊击毙。

　　东捻军取得重大胜利后，第三次来到臼口，试图强渡汉水。然而，彭玉麟率领的清军水师，毕竟是经历过十几年战争洗礼的威武之师，他们没有给东捻军任何可乘之机。这时候，清军的精锐兵力又向臼口包围过来。东捻军被迫再次转移，在此过程中，东捻军与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即湘军鲍超部以及淮军刘铭传部，在尹隆河展开决战。

　　刘铭传这个人，智勇双全，但是人品不怎么好。淮军将领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这和湘军将领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湘军将领往往才能欠佳，但人品无可挑剔。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曾国藩德高于才，他带出来的将领，往往德高于才，而李鸿章才高于德，所以淮军将领大多才高于德。

　　刘铭传人品不好，这在尹隆河一战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起初，他和鲍超商量好一起发动进攻，但临战时，他却贪图立功，提前对东捻军发起了攻击。

　　铭军虽然善战，但是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刚一交战，铭军就败下阵来。刘铭传本人也被东捻军团团围困，眼看就要成为俘虏。

　　这时候，鲍超率领霆字营突然杀出，东捻军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刘铭传乘机率部从乱军之中逃出。

　　本来鲍超救了刘铭传一命，刘铭传应该感谢他才对。但刘铭传心胸狭窄，他向李鸿章报告说，鲍超故意推迟进攻时间，窃取了胜利果实。李鸿章一向偏袒刘铭传，他没有仔细调查，就按照刘铭传的说法，向清廷报告尹隆河一战的情况。恰好，曾国荃也因为疏忽，没有仔细调查，在给清廷的奏章中说了鲍超的一些坏话。这样一来，清廷便认为是鲍超的错误导致铭军差点全军覆没，于是在上谕中严厉谴责鲍超。

　　刘铭传打了打败仗，没有受到清廷的责备，反倒是立下了不世之功的鲍超，受到了朝廷的严厉谴责。小人的陷害，李鸿章的偏袒，曾国荃的糊涂，清廷的不公正，令鲍超感到心灰意冷。

　　尹隆河之战后不久，鲍超即告病求退。鲍超最初在湘军中籍籍无名，后来得到胡林翼的重用，逐渐成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又划拨曾国藩指挥，在多年的征战中，立下过许多战功。曾国藩非常倚重他。

　　当得知鲍超蒙受冤屈，准备开缺回籍的消息后，曾国藩感到非常伤心，连忙去信慰留。然而，鲍超去意已定，他不再理会曾国藩的慰留。于是，曾国藩只好将霆字营遣散，留下十四营兵力组成两支军队，由鲍超手下的两员虎将分别担任统将。没有了鲍超的领导，这两支军队的战斗力根本无法和霆字营相比。可以说，从霆字营被遣散的那一刻起，湘军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鲍超的霆字营，就已经告别历史舞台了。

　　尹隆河一战的失利，对于东捻军来说是致命的。虽然他们很快又集结起五六万兵力，但战斗力已经远远不如以前。

　　为了生存，东捻军被迫做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在流动过程中，东捻军在湖北蕲水又取得一次大胜，歼灭了湖北布政使彭毓橘所部五千人。

　　彭毓橘是曾国藩、曾国荃的表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是曾国荃吉字营的重要将领，在攻克江宁等战役中立过大功。1866年曾国荃复出，组建新湘军，彭毓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将领。

　　彭毓橘所部五千人，绝大部分来自曾国藩家乡荷叶塘，其中很多就是曾国藩的亲人。比如说，其中有一位叫做葛承霖（蔡和森、蔡畅兄妹的外祖父）的道员，就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女婿的堂兄。所以，这支部队的覆灭，对于曾国藩、曾国荃的打击，远远大于其他部队的覆灭。

　　东捻军在蕲水重创湘军后，第四次来到臼口，试图强渡汉水。但清军水师在这里的防守依旧无懈可击。赖文光、任化邦认为，从鄂西南入川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们率领东捻军重新杀回河南。

　　这时候，东捻军的正确选择是北上与西捻军回合。但当时，东捻军北上的道路已经被清军堵住。这时候，山东一带的起义军邀请东捻军东进，在山东开辟根据地。赖文光、任化邦认为，这是一个发展东捻军的好机会，于是率军东进。

　　东捻军很快摧毁了李鸿章精心布置的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李鸿章主持“剿捻”战事后，依旧照办曾国藩之前的那一套，继续加强河防建设。由于防线太长，很容易被捻军找着突破口，并迅速突破，这一策略能否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李鸿章并不在意这些质疑，因为他还有着最后一个杀手锏。

　　早在曾国藩主持“剿捻”大局的时候，淮军名将刘铭传就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计策，那就是将捻军驱赶至运河以东，然后集中全部兵力守住运河防线，在派机动兵力将捻军消灭在运河以东。

　　刘铭传认为，按照曾国藩当时的规划，依靠黄河、运河、淮河、贾鲁河、沙河形成包围捻军的大圈，这需要足够多的兵力以及一流的协同作战能力，才能成功。然而事实上，这一条件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认为按照曾国藩的这一规划行事，是很难将捻军消灭的。

　　刘铭传认为，要想消灭捻军，必须将他们驱赶至运河以东的山东、苏北一带。这样，清军只需集中兵力防守运河即可。防线大为缩短，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另外，河南西部一带是捻军经营多年的地方，捻军在这里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接济，但在运河以东，他们是得不到群众支持的。这样一来，捻军如果不能迅速突破运河防线，就只能坐以待毙。

　　曾国藩非常赞赏刘铭传的这一计策，但他并没有采纳。原因有两个。第一个，运河以东的山东距离京城很近，一旦让捻军进入山东，威胁京城的安全，朝廷肯定会怪罪，言官也会弹劾，到时候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第二个，运河以东的山东、苏北一带，是没有被捻军大规模袭扰的地方，如果将捻军驱赶至那些地方，当地的官员、士绅、普通百姓都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捻军消灭，是很困难的。

　　李鸿章主持“剿捻”大局后，刘铭传再次提出这一策略。李鸿章决定创造机会，实施这一策略。与患得患失的曾国藩不同，此时的李鸿章朝气蓬勃，有着一颗大心脏。他不太在意朝廷的怪罪、言官的弹劾以及老百姓的反对。东捻军主动进入运河以东，正是李鸿章、刘铭传等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果然，东捻军进入运河以东后，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李鸿章迅速调集重兵防守运河，东捻军多次试图突破清军防线，都以失败告终。至1868年1月，东捻军被彻底镇压下去。

　　得知东捻军陷入运河以东，情况非常危急，张宗禹非常着急，立马率领西捻军迅速东进，准备运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防守运河的清军北进，从而解救东捻军。西捻军将要攻打的城市，是清朝的都城北京。

　　由于西捻军本身实力有限，再加上张宗禹等西捻军领袖优柔寡断，西捻军在给清廷造成极大恐慌之后，没能继续创造奇迹。最终，他们没能杀到北京城下。东捻军覆灭后，淮军精锐部队向西捻军扑来。西捻军屡战屡败，最终在1868年8月被彻底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