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能识人而不能用人：曾国藩、王錱交恶始末

　　1853年秋天的某一天，湖南巡抚骆秉章像往日一样，很早就起了床，洗漱完毕后，准备前往书房与幕僚商量镇压湘南农民起义军的事宜。自从曾国藩带兵前往衡州以后，长沙城内安静多了，以往剑拔弩张的情形不再出现，骆秉章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对于曾国藩的湘军，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为了应付迟早要到来的太平军，他准备亲自掌控一支军队。他听说曾国藩的部将王錱与曾国藩矛盾很大，于是派出心腹前往湘乡策反王錱。

　　正当骆秉章一边走一边思考如何利用王錱牵制曾国藩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骆秉章将管家叫过来，问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管家的神情有些许紧张，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安化陶家的陶桄陶老爷，带了几十名家丁前来闹事，说是曾国藩派人到他家强索钱财，求中丞大人给他作主。”

　　骆秉章对陶恍早有耳闻，他的父亲是湖南历史上少有的大官，曾经做到两江总督。陶家在湖南拥有极高的声望。骆秉章对管家说：“你去把他请进来。”

　　骆秉章刚在书房中坐下，陶桄就随着管家进到了屋内。两人相互施礼后，陶桄便向骆秉章申述起来：“那曾国藩也太目中无人了。家父这才去世几年，他就欺负到我头上了。家父生前两袖清风，去世后没有留下一两银子，现在我怎么可能凑集十万两白银，满足他曾国藩的狮子大口？他这样苦苦相逼，分别是想把我逼上绝路嘛！”

　　陶澍任官期间，虽然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两淮盐政改革，那是有口皆碑的，但是陶澍本人不是道德圣人，他并不拒绝声色犬马，也算不上清廉。所以，陶家其实是有钱的。这一点，骆秉章很清楚，但是他不能点破，因为此时的陶桄，是他用来制约曾国藩的重要棋子。

　　骆秉章装作大义凛然的样子，对陶桄说：“曾国藩太不像话。皇上只是命他帮办湖南团练，而他却瞒天过海，拉起了一支私人武装，又将全省的行政、财政、民政、司法等权力牢牢地抓到自己手里，我是堂堂的湖南巡抚，也被他完全架空了。我们不能太软弱，该反击的时候还是得反击。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子，证明你家没有钱，并且明令不得强索你家钱财。这样，那曾国藩就不敢动你们家了。”说罢，骆秉章就拿出笔墨，写好了条子，递给陶桄。

　　陶桄接过条子，对骆秉章一拱手，道：“多谢中丞大人。”

　　骆秉章淡淡地一笑，道：“不必言谢。我听说你家丈人从湖北回来了？”陶桄的丈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当年，陶澍非常看重左宗棠，与他联姻，为儿子陶桄迎娶左宗棠的女儿。曾国藩得知这件事后，还曾经讥笑左宗棠错乱辈分，因为陶澍比左宗棠大了整整三十三岁。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后，左宗棠作为重要幕僚跟随他去了湖北。之后不久，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没有继续跟随，而是回到了湘阴老家。

　　在得到陶桄肯定的答复之后，骆秉章道：“你回去跟他说，他有经天纬地的大才，不要埋没了。我这里正缺一个得力的幕僚，随时恭候他的大驾。”

　　陶桄致谢道：“家岳能得中丞大人赏识，真是三生有幸！”

　　从巡抚衙门出来后，陶桄就直奔湘阴左宗棠家。当得知骆秉章有意将他招进幕府的消息后，左宗棠连连摆手道：“这个骆秉章，也不学刘先主三顾茅庐来请我，却叫你来传话。太小看我了，我不去，我不去！”

　　陶桄又向左宗棠说起曾国藩派人强索他们家钱财的事，左宗棠一听就怒了，对着陶桄大声吼道：“你去拿纸笔来，我非写信痛骂他一顿不可！”

　　左宗棠接过陶桄递过来的纸笔，一挥而就，又叫来仆人，命他将这封信送至衡州曾国藩大营中。曾国藩看到这封信后是怎样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讨到一两白银，还被昔日的好朋友痛骂一顿，对于曾国藩来说，真是沉重的打击。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矛盾，也因为陶桄这档子事，迅速升级。

　　当然，被曾国藩派人强索钱财的不仅仅陶桄一家，湖南所有的有钱人家都被曾国藩的人光顾过。勒捐成了湘军军饷最重要的来源。

　　当时，湘军军饷非常紧张。按理说，湘军军饷应该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提供，但骆秉章对这件事并不上心。其原因有二。第一，曾国藩大肆揽权，侵害了骆秉章的利益，骆秉章非常讨厌曾国藩，不愿意接济他。第二，曾国藩编练湘军，是想把这支部队训练好后交给江忠源去指挥。也就是说，这支部队是用来镇压太平天国的，而不是用来保卫湖南的，作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当然不会乐意接济这样的一支部队。所以，除了截留朝廷供给他处的饷银之外，曾国藩没有其他的筹集军饷的办法，只能靠勒捐勉强度日。

　　起初，曾国藩并不想采取勒捐的办法。在他出山帮办湖南团练之前，他曾给在湘乡帮助罗泽南训练团练的刘蓉说：“不能驱逐长毛，防守就不能撤离。但湘乡县中，能够捐钱接济军饷的就那么几家。如果强行摊派的话，很可能会遭致他们的反对，甚至祸起萧墙，更加助长长毛的嚣张气焰。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事情。”这时候，曾国藩虽然意识到军饷筹集的困难，但并不主张采取勒捐的方式。

　　帮办湖南团练之初，曾国藩也没有采取勒捐的方式筹集军饷。他采取的方式，叫做捐输。捐输、厘金以及减漕改革后成功收上来的漕折，是湘军军饷的三大支柱。湘军创建之初，曾国藩并未采取后两项措施筹集军饷，其主要途径就是捐输。

　　所谓捐输，说白了就是有钱人出钱买官，国家卖官鬻爵。和之前所说到的胥吏问题一样，捐输也是清朝的重要弊政之一。捐输的泛滥是在康熙时期，当时为了平定三藩之乱，大肆卖官鬻爵。之后，凡是有大的水利工程或者战事，都会大力倡导捐输。罗泽南编练湘乡勇的时候，也采取捐输的方式筹集军饷，曾国藩沿袭了这一做法。此后几十年，中国战争不断，捐输也越来越泛滥，大量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因此进入官场，使得本就糟糕的清朝吏治更加雪上加霜，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捐输还是文明的，你愿意捐就捐，不愿意捐也不勉强。但后来曾国藩发现，不采取强制措施，基本上没有人愿意捐钱。于是乎，他只好采取勒捐的方式，派人前往这些大户人家，强行索要捐输。他在给骆秉章的信中说：“我总是担心没有军饷。各地的兵勇全部到达衡州的话，现在的存银恐怕不够发两个月的军饷。我在这里劝捐，本来情况很好，但现在长毛西征，各地风声鹤唳，有钱人家都不愿意捐钱了。看来只好采取勒捐的办法。以往自己觉得不可行的办法，现在却要执行，真是值得感叹啊！”

　　曾国藩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全省官绅的一致抵制，他在湖南官场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曾国藩在给李瀚章的书信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衡山县有个叫胡淑均的读书人，给曾国藩上了一个条陈，曾国藩看后觉得很好，于是找来当时的衡山县令，命他参照这个条陈，将那些可以实施的实施，无法实施的就暂时搁置。接着，曾国藩又命这个叫胡淑均的读书人，前往衡山各地劝捐。令曾国藩始料不及的是，这个胡淑均才出去两天，就被衡山县令以扰乱地方为名抓了起来，并且把他解送到衡州知府那里，准备治他的罪。

　　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中的尴尬地位。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曾国藩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更加激化。这就是隆观易案。

　　隆观易是宁乡的才子，当时的年纪还很小，只有十来岁，但是诗却写得很好。他的父亲是一位游侠，替人打抱不平，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

　　那些人为了报复，污蔑隆观易的父亲勾结太平军。宁乡知县不敢怠慢，赶紧派人将隆父抓了起来，严刑拷打。

　　为了避免追杀，隆观易逃到衡州，进入莲湖书院，跟随当地的生员一起读书。当时，曾国藩的岳父欧阳凝祉是书院的讲席，他发现隆观易来历不明，便仔细盘问。隆观易便将父亲的冤屈全部说了出来。

　　欧阳凝祉很可怜这个才气纵横的孩子，便带着他去见当时在衡州练兵的曾国藩，想要曾国藩帮他父亲平反。曾国藩见到隆观易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当即答应帮助他。

　　在曾国藩的干预下，隆观易的父亲被释放，而那些诬陷他的人全部被抓了起来。那些人的家属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找到与曾国藩有矛盾的左宗棠，请他去巡抚衙门申诉。

　　左宗棠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认为隆父确实勾结太平军，罪无可恕。同时，他也觉得这是报复曾国藩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的请求，将这件事上告湖南巡抚骆秉章。

　　骆秉章得知曾国藩完全架空自己，私自处理刑事大案之后，非常气愤，当即给宁乡知县下令，命他将隆观易的父亲就地处决，将那些被抓的土豪劣绅释放。

　　曾国藩的本意是替隆观易出头，结果弄巧成拙，反而断送了隆观易父亲的性命，这令他非常懊恼。曾国藩与骆秉章、左宗棠之间原本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錱背叛曾国藩的事件，才显得尤为重要。

　　罗泽南率湘乡勇救援南昌，虽然打出了湘乡勇的威风，但是在残酷的战斗中，有四位营官阵亡。这些人都是王錱的同窗好友，有一位甚至是王錱的妹夫。当时，王錱正在湘南平乱，曾国藩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的王錱，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给曾国藩写信说：“我要召集各营湘勇中有志于平定长毛的同志们，再招募两千兵勇，先将江西的长毛扫荡干净。让那些嘲笑书生百无一用的家伙从此闭嘴吧！让那些长眠在地下的先烈们从此安息吧！我不会的，还请涤生兄教导；我力所不及的，还请涤生兄扶助。另外，还请涤生兄将我的大志告知骆中丞，请他也赞助我。”

　　王錱扩军的想法与曾国藩不谋而合。当时，太平军几十万大军，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西征作战，而清军方面，兵力显得严重不足。江忠源手下的勇丁越战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绿营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有被太平军全歼的危险。湖南省内的湘军，也只有区区四千余人，一旦太平军攻入湖南，将很难有所作为。所以，曾国藩准备扩军，在原来四千兵的基础上，再扩招六千人，合计一万人。

　　王錱的性格和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内敛沉毅，王錱热情奔放，能力很强，但非常自负。当初，曾国藩刚到长沙办团练，王錱见到他后，就毫不客气地评价他说：“这个人当京官久了，坐而论道的本事有一些，但要办起实事来，肯定是眼高手低，一无所成。”曾国藩发觉王錱是个人才，想要收他为弟子，却也被王錱拒绝。

　　这两人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此刻却因为一个共同的扩军的想法结合在了一起。曾国藩与王錱商定，由他招募两千兵勇，自筹饷银一万两。

　　王錱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不甘心做曾国藩的部将，他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回到湘乡后，他大肆张扬，俨然一副奉旨扩军的钦差大臣模样。他又违背当初与曾国藩的约定，将招募的士兵数增加到三千多，外加长夫一千余人，总数达到五千之多。

　　这令曾国藩感到非常恼火。尾大不掉还不是曾国藩最担心的，他最担心的是军饷问题。五千人的部队，一个月军饷就要两万两，在勒捐毫无成效的情况下，要筹集这笔银子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曾国藩和王錱在作战计划上也发生了冲突。曾国藩想把新招的五千人，与之前的四千人，练好后全部交给江忠源指挥，而王錱则想亲自率领自己招募的军队与太平军决战，替那些在援救南昌一战中牺牲的朋友们报仇。

　　正当曾国藩与王錱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湖北。湖南巡抚骆秉章将王錱新招募的军队调往长沙，准备援救武昌。

　　自曾国藩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之后，湖南的军权基本上掌握在曾国藩手中，作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手下并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当他得知王錱与曾国藩的矛盾之后，他决定拉拢王錱，将他的这一支军队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王錱的军队很缺军饷，骆秉章立马派人送去大量白银，并告诉王錱说，只要王錱听从他的指挥，这支军队的军饷由他负责。

　　在曾国藩那里备受冷落的王錱，突然受到骆秉章的礼遇，便产生了脱离曾国藩投靠骆秉章的想法。虽然由于武昌解严，他没能北上一展平生才华，但他也不想回到衡州，受曾国藩的窝囊气。

　　曾国藩决心对王錱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裁减，仅仅给他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的编制。王錱不予理睬。

　　刚刚在衡州站住脚跟的曾国藩不愿失去王錱这样的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他通过王錱的好友刘蓉给王錱带去一封密信，说只要王錱答应下述条件，就仍然可以回到湘军的队列中：第一，所有勇丁操练两个月，陆续淘汰；第二，划分营数，每营选择一名营官，营中事务由营官负责，不必亲自管理；第三，帮办要找有才能的，请将帮办名单告知我；第四，器械必须赶紧置办；第五，战船不够，可以雇佣民船，与陆路之兵同宿同行。

　　对于曾国藩的召唤，王錱依旧不予理睬。他不觉得曾国藩有任何军事上的才能，所以也就没有照着他的意思，严格训练军队，准备好器械、民船。这注定了他在即将到来的与太平军的决战中失败的命运。

　　王錱自此以后脱离了曾国藩、罗泽南的指挥，成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部将。他的军队在营制上与曾国藩的湘军不同，所以被称之为老湘营。老湘营保留了湘乡勇的骨干力量，军纪和战斗力都是湘军中最好的。后来，左宗棠编练楚军，其骨干力量就是老湘营。刘锦棠收复新疆的主力军，也是老湘营。

　　正当曾国藩与王錱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西征正在迅猛地进行着。1853年10月份，清军与太平军战于田家镇，由于天险半壁山被太平军抢先占据，江忠源没能延续胜利的神话，遭致惨败。1854年初，江忠源又与西征军大战于庐州城下，再次惨败，自杀身亡。接着，西征军又大举进攻湖北，曾国藩的恩师、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杀。整个长江中下游河道，都被太平军牢牢地控制住了。

　　西征军的主要目的是打通湖南，将太平军已经占据的长江两岸地区与广西老根据地连成一片。于是，湖南在时隔一年多以后，再次遭到太平军的攻击。由于湘军在湘北没有布置重兵，西征军得以轻而易举地占据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对湖南省城长沙形成了包围之势。

　　曾国藩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擅长训练军队，而指挥作战的能力不强，所以他将消灭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了江忠源身上，而自己则承担着练兵和筹饷的任务。按照他和吴文镕、江忠源的规划，江忠源作为前驱与太平军作战，吴文镕守住中路，曾国藩则坐镇后路。然而，令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是，仅仅一两个月时间，江忠源、吴文镕就先后覆灭，剿灭太平军的重任落到了他这个并不擅长作战的人身上。

　　之前清政府多次催促曾国藩出兵，曾国藩考虑到水师还没有训练好，而且他和吴文镕、江忠源之间已经有了分工，所以一直没有动。然而这时候，太平军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曾国藩再推辞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1854年2月25日，对于曾国藩及其湘军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离开了待了半年多的衡州城，踏上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慢慢长路。

　　这时候的湘军，总人数有一万多人，其中陆师十三营六千多人，水师十营五千多人。罗泽南的部队正在湘南平叛，没有跟随曾国藩北上，不计算在内。

　　陆师方面，名将只有塔齐布一人。周凤山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在日后也会有些名气。其余的都是泛泛之辈。湘军陆师日后的主力干将，几乎都没有在这支队伍中。

　　水师方面的情况则不一样。水师以褚汝航、夏銮为首，彭玉麟、杨载福都是营官。湘军水师日后的主要将领，都已经在这支队伍中。

　　湘军出战，得到了不少读书人甚至老百姓的支持。这得益于曾国藩的那道有名的檄文——《讨粤匪檄》。

　　在太平天国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宣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平军每到一地，就毁掉道观、龙王庙、寺庙、孔庙等等，不准人民信奉上帝以外的任何神。太平天国的这一措施，对于维护太平天国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传统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根本力量，历史无数次证明，任何想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太平天国的宗教措施，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读书人以及老百姓的支持。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针对太平天国的这一致命缺陷，号召全体读书人为维护孔孟尊严而战，在当时的煽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的第一仗在宁乡境内打响。西征军虽然没有失败，却被湘军的气势吓倒，迅速退往湖北。

　　宁乡大捷为曾国藩赢得了面子，连巡抚骆秉章都不得不做做样子，在长沙设宴犒劳湘军。王錱看到曾国藩受欢迎的样子，很不高兴，他向骆秉章请缨追击西征军。骆秉章也不愿意曾国藩独得大功，便命王錱和朱孙贻迅速率部北伐。

　　王錱心高气傲，把任何事情都想得太过简单，对于曾国藩要求他整顿军队的建议，他置之不理。现在，他终于要自食恶果了。王錱率部迅速推进至湘鄂边境的羊楼司，而这时西征军经过整顿，再次南下准备攻打湖南，正好碰上王錱的部队。

　　太平军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大优势，而王錱的部队又不是精兵，所以刚一交战，王錱的军队就溃散了。王錱率领残部逃到岳州，有人劝他赶紧撤离岳州，依托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安全撤退到长沙。但王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耻辱的计划，他宁愿阵亡也不愿意接受曾国藩的帮助。

　　就这样，王錱的部队在岳州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曾国藩虽然很讨厌王錱，但他还是派出年轻的湘军水师前往岳州城下，将败退的老湘营士兵接到战船上退出来。湘军水师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只有杨载福一营完好退出战场，彭玉麟一营奋力作战损失惨重后退出战场，其他的八营都是一遇到敌人就惊慌失措，纷纷溃散。

　　这次战斗是湘军水师的第一战，也是王錱一生中唯一的败仗。曾国藩用事实回应了年轻的王錱：姜还是老的辣！

　　王錱、朱孙贻的轻敌冒进，给曾国藩、骆秉章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西征军占领岳州后，迅速从三面包围了湖南省城长沙。湘军，尤其是湘军水师，彻底被困住了。

　　打破封锁，才能重获生机，这是曾国藩、骆秉章等人共同的想法。问题是，湘军水师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兵，才能打破封锁呢？北边，西征军占据着靖港；南边，西征军占据着湘潭。哪边更为重要呢？曾国藩对此并没有成熟的想法。

　　这一天，曾国藩在座船中召集水师将领商讨进军方向，骆秉章的“智囊”左宗棠也应邀参加会议。

　　大家在湘军水师进兵方向的问题上，看法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靖港更加重要。靖港的太平军水营离长沙只有六十里，只需半天即可兵临长沙城下，是对省城最大的威胁。也有人认为，湘潭更为重要。湘军水师士兵大多来自湘乡，湘潭的陷落意味着湘乡也危险了，他们希望回去解救家乡。

　　大家议论纷纷，很久都没能统一思想。这时候，在一旁默默思考了许久的左宗棠发话了，他说：“我支持攻打湘潭。如果我们以全部水师攻打湘潭的话，即便战败，也可以杀出一条血路逃往衡州，与留守衡州的罗山兄（罗泽南，号罗山）会合，足以自保。但如果我们以全部水师攻打靖港的话，一旦失败就只能退回长沙。那样，湘军就真的成了瓮中之鳖了，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这时候的左宗棠在军事方面的天才，并不为人所知。他的看法也并没有使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

　　长期议而不决很可能会贻误战机，曾国藩懂得这个道理。大家也觉得这件事必须尽快做决定。于是，他们都把目光放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彭玉麟。

　　彭玉麟在湘军水师十个营官当中，谋划能力最强。当大家一致推举他做决策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沉重，因为他知道，他接下来的这一席话，将决定整个湘军的生死存亡。

　　彭玉麟的意见和左宗棠完全一致，他也主张以全部兵力攻打湘潭。胜利的话，可以重创西征军；失败的话，就退往衡州，以图东山再起。

　　曾国藩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当即下令：湘军水师中较为强悍的五个营立即前往攻打湘潭，另外五个营作为预备队暂时留守长沙，明天开拔前往湘潭。

　　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折。关心湘军水师进军方向的，并不只有湘军将士以及骆秉章等湖南高官。长沙城内的那些大财主，对于离长沙只有六十里的驻扎在靖港的西征军水营非常忌惮，他们生怕湘军水师全部去了湘潭，西征军会轻而易举地拿下长沙。他们纷纷前往曾国藩大营，请求曾国藩出兵攻打靖港。

　　这时候的曾国藩，定力还不是很足。在那些大财主的怂恿下，曾国藩决定违背彭玉麟事先的规划，亲自率领剩下的五营湘军水师攻打靖港。

　　4月28日这天中午，曾国藩率领五营湘军水师杀到靖港。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到两军交锋时，突然刮起了一阵南风。湘军战船本来就是顺流而下，再加上南风的推动，所以船行速度很快，一下子就扎进了西征军水营的包围圈内。

　　太平军开炮轰击，湘军水师损失惨重。曾国藩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下令撤退。然而，逆风逆流很难掉头，即便掉头成功也很难前进。五营湘军水营就这么成了瓮中之鳖。

　　湘军陷入混乱，而西征军以逸待劳，秩序井然。他们派出二百余艘小舢板，环绕湘军战船四周，对湘军火烧枪击。湘军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不让它们落到太平军手里。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对岸的铜官渚。

　　水路失败后，曾国藩又亲自率领陆师，以团练为先锋进攻太平军。当时留守长沙的湘军陆师部队不多，曾国藩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只好派上团练充数。然而，正是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团练，害苦了曾国藩。

　　团练没有打过打仗，西征军的虚张声势很快就让他们自乱阵脚。团练往后逃，湘军士兵也跟着逃。

　　曾国藩在高处看到这一场景，气得眼冒金花。为了阻挡溃散的将士，他穿着短衣，手拿宝剑，在阵后竖起一面令旗，上面写道：“过旗者斩！”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处。湘军已经全乱了，曾国藩的命令根本没人听，大家纷纷绕过令旗，向南逃窜。曾国藩羞愧难当，两次跳进湘江自杀，都被手下救起。

　　靖港一战，湘军水师一半的兵力被歼灭，陆师也损失几百名士兵。曾国藩心情沮丧，回到大本营中，闭门不出，不见任何人。

　　骆秉章等人得知靖港惨败的消息，虽然也为长沙的严峻形势感到担忧，但同时，他们又喜闻乐见曾国藩的失败。曾国藩成了大家一致嘲笑的对象。

　　左宗棠的预测得到了验证，但他并没有到处炫耀他的先知，而是跑到曾国藩的大本营中，在嬉笑怒骂之余，给这位身处逆境中的老朋友带来了些许安慰。

　　陪伴曾国藩度过这段艰难日子的，还有一位他的挚友，那就是李元度。

　　李元度，湖南平江人。生于1821年，小曾国藩十岁。李元度讲道义、重情谊、学问好，这是曾国藩喜欢他的重要原因。但他和郭嵩焘一样有着致命的性格弱点，那就是胸无城府、任性妄为，他后来坎坷的命运都是由性格问题造成的。

　　曾国藩就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之初，到处寻找人才，曾经想把李元度收到幕府中，但被李元度拒绝。湘军出师前后，曾国藩又致信李元度，请求他出山辅佐。李元度被曾国藩的诚意所打动，只好加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兵败靖港之后，情绪很低落，李元度一直陪伴着他，是曾国藩得以挺过这段艰难日子的关键因素。后来李元度带兵屡战屡败，但曾国藩仍给予信任，正是因为有这段经历的缘故。

　　正当曾国藩陷入绝望之际，湘潭那边传来了好消息。塔齐布湘军陆师联合褚汝航、夏銮、彭玉麟、杨载福带领的湘军水师，在湘潭大败西征军，占领湘潭。

　　年轻的湘军水师在这一战中获得了完胜，烧毁太平军船只多达数千艘。太平军船只大多是在洞庭湖畔搜缴过来的民船，炮船有但是很少。

　　民船只能用来运输士兵和粮饷，不能用来作战，因为火炮发射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民船无法承受会断裂。炮船是经过特殊设计的，能将这种后坐力最大程度地予以化解，所以能够发炮，也就能够用于战争。

　　太平军的炮船很少，并且制作工艺远远比不上湘军水师的舢板，所以在与湘军水师舢板小船的对战中落了下风，也就输掉了战争。

　　湘潭之战是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太平军横扫长江两岸，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对手，但是在湘潭，他们的水营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心理优势不复存在。自此以后直到1855年初的湖口之战，太平军的气势一直被湘军压制着。所以，后来李秀成在总结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将湘潭的失败列为天朝十误之首。

　　湘潭的大胜犹如一根救命的稻草，将奄奄一息的曾国藩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曾国藩主动承担责任，上奏请求处罚。咸丰皇帝得知湘潭大胜的消息，当然无意处罚曾国藩，但他不得不做做样子，将曾国藩革职，命他迅速带兵北上驱逐太平军。同时，咸丰帝又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曾国藩手下的第一悍将塔齐布为湖南提督。

　　这样一来，曾国藩在湖南官场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身为湖南提督的塔齐布可以名正言顺地掌管湖南的军事，并且他的地位和巡抚骆秉章是一样的，列衔的时候甚至还要排在骆秉章的前面。塔齐布对曾国藩忠贞不二，凡事都与曾国藩商定之后才去做。曾国藩在湖南官场的地位，也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王錱在岳州惨败后被革职，但他也率领少数兵勇参加了湘潭之战，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立了一些战功。当时，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骆秉章的奏折都是由左宗棠代笔。

　　曾国藩与骆秉章联衔会奏靖港、湘潭战事的折子由左宗棠最终定稿。左宗棠和王錱都是那种才能出众但又有些自负的人，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两人彼此之间互相欣赏。左宗棠非常喜欢王錱，所以他在给这封奏折定稿的过程中，故意夸大了王錱的战功。

　　曾国藩得知左宗棠的这一行径之后，非常不满。据说，曾国藩、左宗棠开始交恶，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但是我以为，曾左交恶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与主战之争。但不论怎么说，左宗棠私自修改奏折的这个事都是导致曾左交恶的重要原因。

　　自此以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北伐东征，而王錱则承担起了剿灭省内叛乱势力的重任，两人很久没有交集。直到后来曾国藩被困在江西，万分危急，王錱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指挥下，率领老湘营援救江西，有利地缓解了曾国藩在江西被动的局面。王錱军事生涯最后的辉煌，就是在江西度过的。

　　曾国藩不能用王錱，与诸葛亮不能用魏延是同样的道理。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吹捧曾国藩的用人术，但在王錱一事上，曾国藩用人的弊病暴露无遗。曾国藩和诸葛亮一样，都是非常谨慎不敢冒险的人。他们都喜欢用那些道德水准高并且比较低调的人。像魏延、王錱这样锋芒毕露的人，是很难得到他们重用的。

　　靖港的失败使曾国藩深刻地体会到了“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他决心对湘军进行一次大的整顿。陆师方面，除了塔齐布的一营及另外一营外，其余的部队全部遣散。曾国藩弟弟曾国葆的一营也被裁撤。水师方面，出征湘潭获胜的五营保留，出征靖港打了败仗的五营被遣散。接着，曾国藩又招募一批新的兵勇，进行严格的训练。这样一来，湘军的战斗力不仅不会因为裁撤而下降，反而更加上升了。这次整顿是之后的岳州、武昌、田家镇三战得以获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