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一个人落水后，会拼命抓住身边的一切东西，哪怕只是一根稻草。

　　蒋介石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落水的人。自从上海“信交风潮”以后，他从财富的顶峰跌到人生的谷底，已经不名一文。另外，这些年蒋介石在革命党内担任的正式或半正式职位也从没顺利过。善变多舛的命运似乎总在捉弄他。每次当他快要绝望时，总会看到一束成功的曙光，然后趁他正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时，又将他推进失败的漩涡。如此反复折腾，的确值得蒋介石深思，也很容易让他的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

　　还好，经过多年磨砺的蒋介石，没有把心思一直用在追忆过去的感伤之中。他急于想弄清楚一件事，他就要归队的粤军，到底是一根虚幻的救命稻草，还是自己一生的转折点？

　　或者是别的什么？

　　1921年12月22日，蒋介石和新娶的娇妻陈洁如一起抵达广州。

　　已经失去所有财富的蒋介石，这次南下走得似乎极为坚决。他将母亲的灵柩安葬妥当后，对自己的原配夫人毛福梅和侧室姚冶诚的生活也分别予以安置，还将不多的家产分给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蒋介石，是想借背水一战的典故激励自己。可能他也在怪自己太过任性，结果最后竟落得这个下场。所以这次南下，为了表现自己时刻在关心着北伐大计，他一到广州就给孙中山寄去一份“北伐作战计划”，还暗示该计划完成于颠簸的旅途中。

　　可奇怪的是，蒋介石一直在广州过完春节，才不紧不慢地出发去桂林。那里是孙中山的行营所在。要想知道这段时间他在想什么，可能唯有他的日记能说清楚。他在1922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达阳朔，吴忠信来会，乃知军事计划犹在执持中。悔此行尚早也。”

　　原来蒋介石到阳朔后，一看情况没想象的那么好，北伐还只停留在纸面上，就后悔自己来早了，心里开始打起退堂鼓。已无处容身的他，这个时候都还不老老实实地想着该如何去辅佐孙中山，而是希望北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等他这个军事人才在万众期盼中最后一个出场。只想轻松做主角，不想帮忙搭戏台，他纯粹是滑头一个。但除了追随孙中山外，他已无路可走，这才只得硬着头皮抵达北伐大本营。

　　如此看来，蒋介石这次看似坚决的南下，其实还是一次投机。只是想在关键的时刻去出现在关键的地方，并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也许他就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老实人。另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一个性格特点——好逸恶劳。

　　广西的形势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日益做大的陈炯明牢牢掌控着广东的财政和军政大权，因此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乃至在桂林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陈炯明在广东为其筹措军火和后勤补给。而陈炯明偏偏极力反对北伐，他希望的是搞联省自治，维持已有的利益格局。孙中山非常清楚的指出，在当时中国的现实利益格局下，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治，很可能只会成为军阀割据的代名词。尽管这两种政治主张已形同水火之势，但孙中山对陈炯明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陈炯明也维持着对孙中山的尊敬。北伐的筹备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仍在进行中。

　　不过，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快被蒋介石打破。

　　当蒋介石到达桂林大本营时，孙中山正为后勤补给而发愁。

　　“总理，我来了。”蒋介石一见到孙中山，就将心中的悔恨藏得严严实实，脸上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孙中山一见蒋介石当即喜出望外，说：“来了就好，行营的事情一大堆，你来正好帮我处理后勤补给的事情。”

　　蒋介石一听心里就发虚，他最怕的就是这些麻烦事。“后勤补给不是由陈总司令在负责吗？”

　　“竞存虽然答应供应北伐所需的物资和弹药，但却含含糊糊地今天推明天，明天又推后天，一再找借口延误期限。”愁眉不展的孙中山边说边叹气。

　　蒋介石疑惑地拿起桌上的文件，快速浏览一遍之后，一股淡淡的愁云立即涌上眉头。

　　没过几天，陈炯明又说很快将来桂林参加会议，商讨后勤供应的问题，但言语之间的敷衍傲慢之情却一目了然。蒋介石一看电报，气得牙关紧咬，恨不能当面指着陈炯明的鼻子一阵痛骂。

　　“北伐已经迫在眉睫，陈炯明居然还在拖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蒋介石越想越气，干脆找孙中山告状。

　　孙中山沉默一阵后，万般无奈地说：“我让他负责筹措500万元的军饷，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可能还得多宽限些时日。”

　　“总理，我看他不是时限的问题，而是他根本就没想办。”蒋介石气得声音都变了。

　　“那你说怎么办？”

　　蒋介石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要再信任陈炯明，或者干脆撤换他的所有职务，以免耽误北伐。”

　　一听这建议，孙中山楞了。蒋介石的这个建议在孙中山看来是莽撞而不负责任的。陈炯明一直担任着粤军总司令，正是他率领粤军击溃桂系部队，才使军政府得以还师广东，可谓是功勋卓著。并且陈炯明兼任广东省长、陆军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在广东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又没有明显的背叛迹象，怎么能轻易撤换？

　　孙中山盯着蒋介石看了半天，坚决地摇了摇头。

　　“介石，我认为你这个想法太不可思议。”

　　蒋介石还不死心，又说：“陈炯明兵多将广，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日后必然酿成大祸。不如趁现在将其剪除，以免后患。”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等于是在制造事端。”孙中山有些不悦。

　　“总理，我相信如果现在不撤他的职，陈炯明将成为第二个魏延。”

　　“好了，这次谈话就到这里，你的建议很荒唐，我坚决不同意。”说完，孙中山向蒋介石挥挥手，示意他出去。

　　蒋介石故意用力敬了个礼，然后板着脸退了出去。

　　这次的会面让双方都不太高兴，尤其对蒋介石来说更是失落。他这次南下之前，收到包括孙中山、廖仲恺等人陆续发去的多封电报，都称他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这让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可没想到，他的建议竟得不到孙中山的重视，反而说他的想法“不可思议”，“是在制造事端”。前后反差如此悬殊，让他原本就脆弱的神经更加敏感。于是，蒋介石第二天干脆写了份书面建议送给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结果。

　　蒋介石很不服气，他不理解孙中山为什么对陈炯明未来可能的反叛视而不见。

　　其实蒋介石错了，他错就错在简单地用非黑即白的观点来看久历政坛的陈炯明，没看到在忠心追随孙中山和反叛之间还存在着众多可能，比如陈炯明以后仍将在表面上服从于孙中山的军政府，而事实上在广东搞自己的联省自治。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是人，而人最复杂的是心。的确，陈炯明的心思谁都能看出来，那就是称雄广东，但要说他已经到密谋反叛孙中山的地步，客观说应该是证据不足的。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建议中，也仅仅是猜测陈炯明“将会”反叛。这个“将会”带有极大的主观臆测性，类似于秦桧给岳飞栽上的“莫须有”的反叛罪名。

　　之所以双方分歧会这么大，其实在于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决心要依靠武力北伐，实现全国统一，所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广东作为北伐的后方，而陈炯明是管理广东的最好人选。蒋介石则不管这些，他只看到陈炯明对孙中山不敬，并百般变相阻挠北伐。

　　这样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孙中山的重视，不过，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重视。糟糕的是那人正是蒋介石所敌视的陈炯明。从某种角度讲，可能正是蒋介石的建议，才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陈炯明究竟是如何得知蒋介石的这些私下建议至今已无从知晓，反正这让他怒不可遏。本来因为北伐的事，他和孙中山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关系也越来越僵，但孙中山还是对他很信任，这也是陈炯明能感觉到的。但蒋介石一来，就出了这么个主意，让他恨死了蒋介石，同时心里也感觉到了危机。

　　事后证明，这种危机感足以致命。

　　要想搞清楚陈炯明的危机感，需要借助博弈论来分析他所面对的困境。在博弈论中有种分析模型叫做“囚徒困境”。这个模型设计的是两个被抓的小偷，分别单独面对警察的审讯。小偷们面临着坦白和抗拒的两种选择，自然也将得到减轻惩罚或者加重惩罚的两种后果。由于是分开审讯，杜绝了串供的可能，所以小偷们会因为担心对方先坦白，从而使自己面临加重的惩罚，所以往往都会选择坦白。这个模型极为精准地分析出人性趋利避害的弱点，换成中国话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可以说人们会为了避免受到伤害，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小偷们坦白其实是为了自保，本质上也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

　　陈炯明在得知蒋介石的建议后，就面临着这种“囚徒困境”。如果陈炯明不采取反制措施的话，一旦孙中山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必将撤销陈炯明的一切职务，那他将会一无所有，他所憧憬的“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也将无从实行。如果他采取措施，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就恰好证明蒋介石的建议有先见之明，那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也将无可挽回地走进死胡同。

　　陈炯明不采取应对措施的代价实在太大，他被蒋介石给逼上了绝境。

　　那么蒋介石是怎么想的呢？从他的个性来看，应该说他并非是有心要和陈炯明作对。他的过度反应很可能是由于他那脆弱地神经，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以至于反应过度。从参加辛亥革命以来，蒋介石几乎没顺利过，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做投机生意得到的巨额财富也只是过眼烟云。如果不是靠张静江的接济，没有虞洽卿和黄金荣的帮助，蒋介石甚至不能摆脱债主们的逼迫。长期生活在这样压力下，加上蒋介石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他在粤军期间就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这种病容易让人发怒和多疑，并且容易产生过激反应。据蒋介石的亲信回忆，他有时会避开别人独自哀嚎，就是因为他的神经绷得太紧，精神压力过大所致。

　　在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有一条最为致命——主动攻打叶举指挥的部队。叶举是陈炯明的亲信，正带兵驻扎在广西，曾经当着蒋介石的面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仅仅因为陈炯明故意拖延供应物质和军火，就建议要攻击他的嫡系部队，可见蒋介石的多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不难想象，这些建议让陈炯明知道了后果有多严重。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要自保而先发制人，谁也不愿意束手就擒，何况还是手握重兵的陈炯明。陈炯明一听你都把话说绝了，竟然准备发兵攻打自己的部队，必然产生严重的危机感，一旦先发制人怎么办？

　　难怪孙中山会说蒋介石的建议简直不可思议。他知道这个建议是灾难性的，对此不予采纳，还批评蒋介石在制造事端，可谓是一语中的。

　　但是孙中山忽略了一件要命的事——保密。他没有防止这个建议传到陈炯明的耳朵里，甚至还让陈炯明拿到了蒋介石的书面建议。

　　事情从这里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一心称霸广东的陈炯明开始考虑该如何自保，换句话说，已经走在河边的他，开始将目光投向那深不见底的河水。

　　有人说发怒会降低人的智商，这句话放在陈炯明身上一点不错。陈炯明一发怒，干脆对孙中山要钱要粮的电报置之不理，连口头上的敷衍拖延都不做了。这就恰好坐实了陈炯明将要谋反的猜测。也许是因为他兵多将广，手握实权，没想过应该和孙中山加深沟通，以消弭误会，至少当时孙中山没想过要撤他的职。而破解“囚徒困境”的关键就是要沟通，要让对方明白你的想法，不能让对方靠猜测来做出判断。

　　陈炯明的日趋强硬的态度，让蒋介石更加坚信自己的猜测。但孙中山还是不相信昔日的战友会同室操戈，也不同意做些防范措施。

　　山雨欲来风满楼。很快，将要罢免陈炯明所有职务的谣言象长了腿似地很快传遍整个粤军。虽然孙中山继续信任陈炯明，但陈炯明却无从得知。他只知道蒋介石还在孙中山身边，而北伐所需的钱财和物质也如天文数字一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作为广东人，陈炯明不愿意让家乡成为北伐的钱袋子，他极力反对桂系军阀霸占广东的原因之一就是陆廷荣的“以粤养桂”的政策。而北伐战事一开，广东将承担500万元之巨的军费，后期还将象个无底洞一样需要广东人不断出钱出粮，这是广东无法承受的重担。因此，陈炯明曾说：“中山赞成联省自治，则我听其令，若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

　　既不愿愧对父老乡亲，又急需自保的陈炯明开始准备应对措施。他一边扣住军火和物质，一边密切注视着桂林方面的一举一动。

　　此时的广东象干柴垛一样已是危机四伏，只要一个火星就必将燃起熊熊大火。就在这么危险的时候，很快又出现一场新的危机，将陈炯明彻底推下了水。

　　1922年3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由香港回广州时，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突然遭到枪击，其胃部被子弹穿透，后在韬美医院医治无效死亡。

　　噩耗传到桂林，孙中山大为震惊。这是继陈其美、朱执信之后，孙中山失去的又一位所倚重的高级将领。邓铿这次去香港是因为北伐的军火和物质总没消息，便亲自去找陈炯明讨要。不料，陈炯明一脸怒火地拿出蒋介石的那份书面建议，弄得邓铿也无话可说。无奈之下，邓铿便和几个朋友赶赴香港，向外国商行订购了一大批武器军火，以备北伐之需。可谁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竟遭人暗杀。

　　事后，有传言说是陈炯明派的刺客，也有人说是广西桂系残余势力的报复。不论真相如何，这件刺杀案让当时的局势空前紧张。而这个时候，孙中山还不忘北伐，要求陈炯明到桂林去商讨物质供应和军火的补给。心里害怕被制裁的陈炯明，自然不敢去桂林。

　　如此一来，孙中山开始怀疑陈炯明的忠诚了。

　　没过几天，北伐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答应借道的湖南军阀赵恒惕反悔，不让北伐军进入湖南。孙中山一看，决定改道从江西开始北伐，便准备回广州。

　　当孙中山离广州越近，陈炯明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在任何人看来，罢免陈炯明的谣言正不断地被证实。孙中山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着两个团的部队。这让陈炯明觉得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与其等着任人宰割，不如先下手为强。这在陈炯明当时看来，是唯一的活路。如果翻开中国史书，会发现有太多这样惊人相似的例子。从汉朝的削番令开始，一直到吴三桂叛清，都是权力过大的诸侯、封疆大吏或者是权臣被逼到了这样的死胡同。所以，历来都有削番令是否误国的争论。陈炯明也如今走到了这条死胡同。为了最后证实一下，孙中山是否真的同意了蒋介石的建议，陈炯明使出了最后一招——辞职，同时他带着忠于自己的部队撤退到惠州严阵以待。

　　陈炯明的辞职一看便知是在试探，希望由孙中山亲自来挽留他。

　　可不管怎么说，事实上陈炯明屯兵惠州，蒋介石的看法被一一坐实。再加上爱将邓铿惨死街头，让一向宽容的孙中山真的发怒了。因为就算不是陈炯明派人搞的暗杀，那也是因为他一直扣留军火，才逼得邓铿去香港购买军火，使刺客有机可乘。

　　怒不可遏的孙中山一接到陈炯明的信，马上接受他的辞呈，还免去了其粤军总司令和内务总长的职务，并任命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

　　这下陈炯明彻底死心。在他看来，孙中山的确是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正在加紧剥夺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可能还会按照蒋介石的建议，派兵攻打叶举的部队。

　　暗夜之中，陈炯明仰天长叹，多年的同志怎么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蒋介石这时干嘛去了？他回了上海。也就是他给孙中山提交了对付陈炯明谋反的建议后，认为没得到孙中山的重视，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广西。他不知道，正是他的这些建议，使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后来，有人居中说和，希望孙中山和陈炯明言归于好，摒弃前嫌。孙中山则要求陈炯明认错，而陈炯明却始终不肯认错。陈炯明的态度说明了他内心的忿恨，也是指责蒋介石制造事端的最好证明。因为他是被蒋介石的建议给逼上了反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