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20年12月的上海，冷风嗖嗖地刮着，冻得街上来往的行人都把脖子缩进棉袍里。那些从家乡流落到上海的难民三两成群跪在路边，向行人投去期盼的目光，希望能得到哪怕一个铜子的帮助。可人们行色匆匆，根本没去注意这些可怜的眼神。他们是忙着去位于四川路1号的证券物品交易所，看看自己的股票又涨了多少。

　　交易所里人声鼎沸，象开了锅一样不断冒着热气，和外边俨然是两个世界。陈果夫戴着写有五十四号字样的白帽子，不断接受委托买进卖出，忙得不亦乐乎。蒋介石在一边睁大眼睛看着，他这老板还是第一次来看自己的股票生意。

　　“又涨了！”

　　“120元！”

　　听到这喊声，蒋介石觉得心都跳到嗓子眼来了。疯狂冲到120元的是交易所自身的股票，也叫本所票，发行时价格才30元，才几个月时间，就从30窜到50元，接着涨到80元，到这时已经高达120元。

　　“赚翻了。”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陈果夫，心里盘算着。早在交易所成立之前，蒋介石就和张静江等人组成了“协进社”，以推动交易所的筹备工作。等交易所成立之时，“协进社”共握有交易所的本所票3万股，后来他们不断买进卖出，此时已有4万股本所票。

　　看来蒋介石当时办交易所的想法还真有远见。这么一折腾，他和张静江等人的“协进社”已经拥有480万元的资产。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就连著名巨商界领袖如虞洽卿、张謇等人，在交易所成立前，也就只有几百万元的家产。要知道，上世纪20年代初，一个普通技术工人的月薪也就5、6块钱，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就100到300元。如果换算一下，21世纪中国的普通技术工人月薪大约为3000元人民币，大约是1920年的500倍。也就是说蒋介石他们当时的资产如果换成人民币，得用480万再乘以500，相当于现在的24亿人民币。就算这里面蒋介石只占很少的股份，那也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怪不得蒋介石这段时间的底气这么足，连粤军第二军的参谋长都不想当，还敢到处旅游，甚至给孙中山说他凑够了到欧洲留学的费用。原来当孙中山还在为革命经费苦恼时，当其他的粤军将领还靠在前线厮杀挣工资养家糊口时，蒋介石已经从借钱为生的穷小子，一跃而成为上海滩的大富豪。

　　蒋介石有了钱，还是拿出一些资助粤军作为军费开支，并且为家乡武岭小学捐钱修建校舍，算是为家乡做些善事。

　　这期间，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便要蒋介石也来广州协助管理军队事务。可蒋介石这会那顾得上啊，他连数钱都来不及。因为到1921年初，本所票从每股120元又冲到了160元。

　　想想看当今中国股市，百元票都寥寥无几，还是靠着一个叫吕梁的庄家，才把一个做鸡饲料的烂票炒成了百元票。人家蒋介石当年也就不到一年，就和几个把兄弟一起把本所票做到了160元，而且那时候的货币购买力是现在所不能比的。

　　还真应了那句话，“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一看蒋介石整天都钻在钱眼里，连领袖的招呼都敢不听，张静江和戴季陶不干了。大家需要的不是一个大富豪朋友，要的是他蒋介石去领兵打仗，以后好做大家的坚实后盾。乱世之中，还是枪杆子重要些，否则有钱都拿不稳。

　　可劝来劝去，蒋介石死活都没去广州的意思。无奈之下，戴季陶给他分析起当前局势。

　　“介石兄，不管有没有你的参与，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而你呢，则会因为没有身处第一线，被革命浪潮淘汰。”

　　蒋介石还是不置可否。

　　戴季陶瞟了一眼蒋介石，接着说：“权力这东西，离开得越久，将来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小。说白了革命阵营就是多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也不少。”

　　“那些人整日尸位素餐，我回去怎么和他们合作，你知不知道，上次我手下的人居然不听我的命令，说他们只听许司令的，真活活把我气死。这样的部队怎么带？”蒋介石一想起粤军的问题就来气。

　　“这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对介石兄你来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以后再后悔就晚了。况且，广州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孙先生已经决定要北伐，说不定哪天就打到上海来，到时局势一乱，所有的财富都可能化成灰烬。”

　　最后这话把蒋介石惊了一跳。戴季陶说得在理，若干战火烧到上海，股票交易所的财富肯定毁于一旦。

　　这些道理其实蒋介石都懂，但一想到粤军的内部倾轧和尔虞我诈，他还是一百个不愿意。最后，戴季陶等人只得作罢，任蒋介石在上海逍遥快活。

　　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劝说不起作用，但陈炯明封官许愿的电报一来，蒋介石就坐不住了。

　　“援桂中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眯着眼看着电报上的几行字迹，脸上立即堆满无限憧憬的笑意。

　　没错，陈炯明这次出手颇为大方，竟让蒋介石担任进攻广西的中路军总指挥。看来陈炯明已经读懂了蒋介石，所以送一顶大帽子，好满足蒋介石的官瘾。

　　“看来你还是要用我的嘛。”蒋介石背着手，在屋里高兴地打了几个转，都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有了陈炯明的许诺，再说生意都由陈果夫在打理，蒋介石留在上海也只是闲着，便于1921年2月6日南下广州，悠哉乐哉地去赴任这个总指挥。

　　按照惯例，蒋介石先去向孙中山报到，然后依次找陈炯明、许崇智和邓铿汇报工作，再开始准备广西的作战计划。

　　可是在召开军事会议时，邓铿竟找借口没有出席，而陈炯明和许崇智为各自的任务吵得不可开交。

　　看着两个大佬拍桌子摔板凳，蒋介石心里一沉：完了！这次又是空欢喜一场。

　　事情有一就有二，到后来就会成习惯，再以后就成了自然。已经几次擅离部队的蒋介石，这次自然要拂袖而去。不过，在经过香港时，他实在气不过，就给邓铿修书一封，其悔恨之心尽在字里行间。

　　“弟此来面面受屈，处处见怪，徒伤固有之感情，而无益于事实。自悔来之太早行之太莽，如动员下令而后来粤，则当此难题者固不在我而在兄也。”

　　真不知道邓铿看完此信该作何感想，这不明摆着说以后应该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他这个大牌明星才来。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没有什么耐性，上桌子吃席可以，如果要他去厨房帮忙打杂，那么对不起，还是邓兄您老人家来吧！

　　信一寄出，蒋介石又回到奉化老家，尽心侍奉母亲。他母亲恰好身体不适，孝顺的蒋介石便带母亲上普陀山求神拜佛，给僧人施以千僧斋，祈祷母亲早日康复。可没有耐性的他，对程序复杂的佛门法事也是心生愤怒。

　　“有朝一日，我一定得改改这些佛门规矩。照和尚们这么弄，没等法事做完，人都没救了。”蒋介石在心里嘀咕着。

　　蒋介石这一走，令众人是气愤不已，但又拿他没办法，只能好言相劝，连哄带骗地要他再赴广州。就连孙中山都给他发来电报，都称他为“介石兄”。

　　“介石兄，西征关系重大，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

　　蒋介石上过一回当，再不肯轻易南下。他回电说：“动员无期，来亦何益。”

　　瞧瞧，连编个借口敷衍一下都免了，真够大牌的！

　　无奈之下，孙中山等人只得先自行忙于广西军务，让蒋介石一个人在老家休养。

　　直到广西战事筹备得有些进展，在众人的劝说下，蒋介石才勉强于5月10日又南下广州。不过，他的此次南下更加离谱。当他抵达广州才住几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起床后蒋介石又惊又怕，一想到这两年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心里担心这个梦预示着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便立即动身返回奉化。

　　这次南下，蒋介石总共在广州待了四天。

　　没想到，这个梦还真被他给算准了。就在他回到老家半个月后，他母亲真的不幸病逝。蒋介石很孝顺，含泪给母亲风风光光地办理了后事。丧事之后，不甘失败的桂系军阀陆廷荣突然发动粤桂战争，孙中山身边没几个信得过的军事人才，便发电报要蒋介石速回广州。本来已经铁了心不想再去广州的蒋介石，一看孙中山有难，便只得离开老家，准备返回广州。可他一到上海，天气突变，风雨交加，他担心着母亲的灵柩，又马上折回奉化，查看祖宅。直到确定一切安然无恙，他这才再次上路。从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确是个大孝子，对家乡和亲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现在财大气粗的蒋介石是真不想回粤军了。从他的个性看来，这几次短暂的往返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兵权。

　　蒋介石要的是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军队，否则他宁愿寄情于山水，流连于家乡的田园之间。

　　任何一个群体，要想吸引人们的向往和献身，必须具有那种能使人兴奋和狂热的归属感。而蒋介石无法在粤军中找到这种感觉。粤军这个群体只给另一些人以归属感，不过那是属于广东籍贯，并且追随陈炯明路线的嫡系将领才有的。蒋介石是浙江人，跟粤军的任何一派都格格不入，他心中只有孙中山，只梦想着拥有他自己的军队。也许是出于对孙中山和其他朋友的私人情谊，或者是不想彻底割断与革命力量的联系，他这才勉为其难地去广州应付一下。

　　现在的蒋介石极度失落，他似乎已经明白，只要粤军不改革，他的梦想几乎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这以后的几个月，蒋介石应孙中山的召唤，又去了广州和桂林，但时间都不长，跟友情客串的大腕明星一样，打个照面，交份作战计划就走。

　　就在蒋介石沉浸在母亲病故的痛苦中，徘徊往返于广州和上海之间时，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悄然来临。他只顾着心中巨大的悲痛，完全没想到他的所有财富将很快如浮云般消散得无影无踪。和所有人一样，他还以为这场财富盛宴将一直热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