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孙蔚如保护地下党员

　　永济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赵寿山部重归孙蔚如三十一军团。

　　赵寿山和孙蔚如是孩提之交，中学的时候又义结金兰，后来又一同在杨虎城将军麾下并肩作战，可谓同窗浄友。杨虎城的部队中，战斗力最为强悍的是教导团，孙蔚如和赵寿山都先后担任过教导团团长，赵寿山是孙蔚如的继任者。杨虎城的部队中，三十八军是绝对的主力，孙蔚如和赵寿山又先后担任过军长，赵寿山还是孙蔚如的继任者。

　　全面抗战开始，孙蔚如渡过黄河的时候，司令部驻扎在芮城县陌南镇六官村，赵寿山就提出过异议。赵寿山结合中条山地形认为，司令部选择在六官村风险极大，没有回旋余地，此为败招。

　　中条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东头大，西头小，形同一个唢呐。而六官村就位于这个唢呐的吹口，南北纵深很短，日军只用半天时间就能够翻越中条山，从山北走到山南。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日军攻占了永济城和韩阳镇，却无法攻占教导团坚守的辛庄时，就从山北翻越中条山，一下子就冲到了三十一军团司令部所在的六官村。

　　司令部放在六官村是一招臭棋。

　　然而，总部设立在唢呐的吹口位置，是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主意，他的意见是为了便于联系，孙蔚如不便反驳。结果，三十一军团司令部差点被日军剿灭。

　　我怀疑当年蒋鼎文坐在西安，吃着老马家的羊肉泡馍和老孙家的葫芦头，连中条山都没有去过，就纸上谈兵把三十一军团司令部设置在六官村，差点让孙蔚如蹈入死地。

　　庸将误人，更误国！

　　永济战役让中日两国的军队都见识到了陕西军的威武和陕西冷娃的凶悍，日军的战报中曾经这样写道：“杨虎城的这支军队作战顽强，不输于日本军队。”

　　蒋介石和卫立煌也极为看重这支军队，他们派遣这支军队守卫中条山的西段，也就是从平陆到永济一线，也就是唢呐从吹口到中间的这一段。这一线是中条山纵深最短的地方，而且也是日军西渡黄河进入西安和南渡黄河进入洛阳的战略要地，是中日双方都极为看重，而且势在必争的地方。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来到中条山，都会知道日军要进攻中条山渡过黄河，肯定会选在这条线上，因为日军只消半天就能够越过中条山。而如果选择在中条山的东段，那么不仅山路崎岖难行，重武器无法搬运，耗费时日，而且还会陷入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中，难以脱身。

　　所以，从1938年到1941年，日军共对中条山进行了13次大型进攻，而每次都选在中条山的西段。所以，驻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虽然很多，而与日军作战最激烈的，是防守中条山西段的孙蔚如的陕西军。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陕西军与日军的作战。

　　《条西武装斗争简史》中这样写道：“在1938年到1940年，驻守中条山的国军有第三、九、十四、十五、十七、二十九、三十八、八十、九十三、九十六、九十八等军，以及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新二师、八师、独立旅等部队，但是，除了赵寿山的三十八军、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和武士敏的九十八军等部队外，大多数部队都消极抗日，没有认真进行训练和防范。”

　　在长达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东线的中国军队很少有作战的机会，而西线的赵寿山三十八军和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场大战，而小战更是无日不与。所以，当1941年陕西军被调离后，日军趁机大举进攻，疏于防范和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的东线部队一败涂地，防守了三年的中条山终于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就这样丢失了。

　　陕西军被调离，缘于被“赤化”。当时有传言，陕西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且各级军官的一半都是共产党员。

　　为了防止继续“赤化”，陕西军被调走，没想到刚刚调走了陕西军，中条山就丢失了。

　　陕西军“赤化”，不是空穴来风。当年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军队叫八路军，而孙蔚如的这支陕西军被称为“七路半”距离八路只有半步。

　　我在采访孙蔚如的儿子孙存京的时候，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

　　蒋介石给孙蔚如打电话训斥道：“你说赵寿山不是共产党员，孔从洲不是共产党员，你还给他们担保，现在，赵寿山投了共产党，孔从洲也投了共产党，你的军队中还有多少共产党？”这是孙蔚如生前告诉儿子孙存京的一段话。

　　陕西军和共产党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

　　孙蔚如手下的四大虎将之一孔从洲曾经写过一篇《我随杨虎城将军到皖北》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到了孙蔚如给共产党员巧妙地通风报信的故事。

　　孔从洲在17岁就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当年杨虎城兵败，蛰伏陕北，孔从洲参加了杨虎城的陕北培训班的学习，很快就成为了陕西军中的一员大将。

　　“二虎守长安”后，杨虎城带着陕西军誓师北伐，当年陕西军是唱着这样的歌曲离开陕西的：

　　三秦健儿出潼关，

　　不灭吴寇誓不还。

　　北伐胜利再凯旋，

　　长安古城更壮观。

　　吴寇，就是吴佩孕，当年军阀混战，杨虎城将军率领的陕西军，向军阀吴佩孚开战。可是，在商丘和砀山一带，陕西军陷入直鲁联军的重重包围，作战失利，撤到皖北。这时候，孔从洲在炮兵连当连长。

　　孔从洲在商丘城里遇到了魏野畴，魏野畴是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在榆林中学当老师，也是陕西著名的教育家。杨虎城在陕北养精蓄锐的时候，与魏野畴相识，聘为军师。将士们都亲热地称呼他“魏先生”。

　　当时，商丘城里大水漫漫，身穿长袍布鞋的魏野畴无法走过，炮兵连的小战士余福生就将魏先生架在炮车上，让马拉着走。余福生是个孤儿，“二虎守长安”的时候，加入了杨虎城的部队。

　　魏野畴坐在炮车上，和炮兵战士们谈笑风生，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还随口吟出一首诗歌：

　　六马拉一炮，随处都可到。谁要敢胡闹，轰他几大炮。

　　他的风趣幽默带来一路的笑声，让大家忘记了失败的悲伤。

　　陕西军撤退到皖北后，炮兵连驻扎在太和城的文庙里。魏野畴一有时间，就来到炮兵连，和大家谈笑风生。他布衣长衫，留着胡须，学识渊博，谈锋很健，满口浓重的陕西方言，给炮兵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教炮兵连里的战士学文化，给他们讲故事。但是，皖北人都吃米饭，而陕北出生的魏野畴喜欢吃饺子和面条，所以，他每次来，战士们都想方设法给他弄到饺子或者面条。

　　陕西军来到皖北不久，冯玉祥就派一个名叫杨政洲的人过来，劝杨虎城去开封驻扎。这时候，杨虎城名义上归属冯玉祥指挥。杨政洲是前清的举人，他和杨虎城交谈不久，就因为话不投机而离去。又过了几天，冯玉祥再派南汉宸过来，力图拉杨虎城北上。南汉宸和杨虎城相识多年，私交甚好。可是，南汉裒不但没有拉杨虎城去开封，而且自己也留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南汉宸发现杨虎城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他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一种回到家中的感觉。

　　南汉宸留下来后，杨虎城就举办了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由南汉宸任校长，魏野畴是政治处长，而陕西军中的共产党员骨干都做了教师。南汉宸和魏野畴也亲自授课，一时间，干部培训学校成为了共产党的军校。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清党，一时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而这时候，杨虎城又要去日本，干部培训学校面临危机。临行前，杨虎城将陕西军中的各项工作交给了孙蔚如，并叮咛说：干部培训班的这些人是我们请来的，在不得已的时候，要礼送他们出去，保证他们的安全，留个以后见面的机会。

　　杨虎城离开后不久，皖北的气氛突然变得非常紧张。一天，孔从洲遇到了同在陕北培训班上课的同学吴岱峰，吴岱峰行色匆匆，他问：“你干什么？”吴岱峰说：“孙师长让我送一封急信到郑州，要当面交给段象武。”孙师长，就是孙蔚如。

　　段象武当年是杨虎城军队的高级幕僚，当杨虎城带着陕西军转战皖北的时候，段象武留在郑州负责陕西军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而吴岱峰，名义上是杨虎城陕西军中的军官，实际上是共产党在院北的负责人之一。此时，吴岱峰的身份已经暴露，孙蔚如赶紧将他送到郑州加以保护。

　　吴岱峰离开了这支陕西军后，来到郑州段象武处，郑州照样形势危急，段象武又送他离开了。后来，吴岱峰成为陕甘红军创始人之一，担任过红二十九军军长。解放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吴岱峰走后不久，有一天，孙蔚如突然找到孔从洲，让他带一排人，护送干部培训学校的师生离开皖北。孔从洲判断可能出事了。

　　确实是出事了。当时，魏野畴成立了院北特委，决定发动武装暴动，不料事不周密，被侦知，陕西军中所有共产党员骨干的名单落到了孙蔚如手中，要求逮捕。孙蔚如将这些党员集合起来，每个人发给路费，让他们赶快上路。孙蔚如本来打算派遣一个排的战士护送他们出境，可是又担心泄密，选来选去，选中了五名可靠的士兵，由孔从洲带着，趁夜离开皖北。

　　这批党员一共有110人。

　　孔从洲将他们送到了安徽界首，交给了驻守在界首的西北军将领萧之楚。萧之楚和孙蔚如私交非常好，他将这110名党员又安全地交给了郑州的段象武。

　　萧之楚，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家萧逸的父亲。萧逸，与金庸齐名。

　　孔从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同志一个也没有受到伤害，1930年，我们还见到了其中的一些人。”

　　孔从洲以后和毛泽东成为了儿女亲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嫁给了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他们在1959年结婚。

　　孔从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962年，炮兵出身的他担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毛泽东和他深谈，问他民国时候为什么会有两个西北军？冯玉祥、杨虎城都叫西北军，如何划分？孔从洲说，冯玉祥叫面t军是指行军路线而言，他被张作霖打败，从包头跑到五原，到苏联见到斯大林，苏联给了他枪炮，他组织起来，经宁夏入陕西，得到于右任的支持，解了西安之围。而杨虎城叫西北军，是就地域而言，因为部下大都是陕甘人。

　　毛泽东又问，靖国军都投降了，杨虎城怎么没有投降？孔从洲说，杨虎城高举靖国军的旗I。只不倒，主要是受党的影响，他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在榆林时就认识魏野畴，他是陕西兴平人。

　　毛泽东说：“哦，陕西出人才，李自成是陕西人，司马迁是陕西人，魏野畴是陕西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有著作呢，他对西北军的影响不小。以后呢？”

　　孔从洲说，魏野畴以后去了皖北，颍州有次暴动是他领导的，牺牲了。

　　毛泽东深情地说，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皖北革命的烈火，胜利真是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家就牺牲了好几口！

　　吴岱峰也写有回忆文章，他在《忆太和军校中党的工作》中详细写到了孙蔚如保护他脱险的经历。

　　四一二事变后，吴岱峰从西安动身来到郑州，找到段象武。此年冬季，吴岱峰又来到了皖北太和，见到了魏野畴，魏野畴当年在杨虎城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想想看，一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的共产党员还能少吗？

　　魏野畴让吴岱峰去军官培训学校去学习。

　　吴岱峰以前就跟随杨虎城，他的才华深受杨虎城器重。吴岱峰直接找到杨虎城，杨虎城让参谋写了一封信，吴岱峰拿着这封推荐信来到了军官培训学校，被任命为第三大队中队长。

　　不久，有40多名共产党员离开了军事培训学校，吴岱峰所在的大队里还有30多名。一天，一名党内同志告诉吴©峰说，军委要党员名单。当时军委的负责人就是魏野畴。吴岱峰将剩下的30多名党员名单交给了来人。随后，就听说，魏野畴要这些名单，是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吴岱峰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他们就在军校里积极准备着，随时开赴战场。

　　过了几天，孙蔚如派警卫把吴岱峰叫到了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吴岱峰矢口否认。孙蔚如问：“你当队长不是共产党员？”吴岱峰说，他只负责上操，不是共产党员。

　　过了一天，孙蔚如又派警卫把吴岱峰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吴岱峰依然说不是。孙蔚如发了脾气，他把一份名单放在了桌子上，让吴岱峰看。吴岱峰依然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孙蔚如转换语气说：“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现在不行，在皖北这个平原站不住脚，南方江西红军是在山地，你们这些娃娃胡闹！”

　　吴岱峰还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孙蔚如从抽兜里拿出一封信，声色俱厉地对吴岱峰说：“给郑州办事处送信去，快走！”

　　吴岱峰匆匆走出了军部大门，看到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上面来人已经开始捉拿共产党。吴岱峰走到无人处，拆开书信，看到上面写着：“吴振东从军多年，念其旧好，发给路费，着回原籍。”他明白出事了。

　　吴岱峰，名振东，字岱峰。

　　吴岱峰回到军校，见到司务长，司务长说：“军部叫你快点走。”一名青年参谋拿了一张通行证递给吴岱峰，催促脑快上路。

　　时天已黄昏，吴岱峰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洋车，出了太和城，一路不敢停歇。第二天到了漯河，然后换乘火车来到郑州。段象武一见到他，就训斥道：“你们这些娃娃干的啥事，你不能在这里待了，快走，你回家去吧。”吴岱峰又拿着段象武开具的护照，离开了郑州。

　　离开郑州，无处可去，吴岱峰又来到了河南省南部的驻马店，当时驻扎在驻马店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名叫杨实初，以前也在杨虎城的部队当教官，还是共产党员，陕西渭南人。吴岱峰投奔了杨实初。

　　杨实初说，他离开了皖北太和后，魏野畴就去了阜阳，决定发动暴动，军委书记由一个姓宋的担任。没想到姓宋的叛变了，把全军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孙蔚如。孙蔚如看到自己军中居然有100多名共产党员，立即命令把这些共产党员集合起来，每个人都发了路费和通行证由炮兵连长孔从洲护送出境。

　　杨实初说，目前，他已经和党组织联系上了，劝吴岱峰留下来从事农运工作。吴岱峰与一名小学教师建立联系，他是驻马店党的负责人，安排了吴岱峰的工作。

　　孙蔚如明白自己的军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他总是在竭力保护。孙蔚如的儿子孙存京说，父亲孙蔚如曾经告诉他，陕西军中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尽管信仰不同，但是情同手足，那种出卖朋友兄弟的事情，陕西人干不出来！

　　靖仁秋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谈孙蔚如先生与共产党的一段联系》。1932年，靖仁秋在孙蔚如的部队中任中校参谋，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孙蔚如的秘书张退庵悄悄来到他家，一直走进了卧室，拿出一封密电说：“蔚帅让你看看，让你赶快离开西安。”这封密电是从鄂豫皖剿共剿出了一份共产党文件，文件中有靖仁秋的名字，要孙蔚如立即逮捕靖仁秋，并限制十日内就地处决，还要呈复。

　　因为有孙蔚如的保护，靖仁秋躲过了追杀。

　　后来，靖仁秋在宝鸡又见到了孙蔚如，再次加入孙蔚如的军队。

　　当蒋介石派遣孙蔚如的军队进攻驻扎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四方面军时，孙蔚如找到靖仁秋，让他去打通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双方互不侵犯。靖仁秋派遣武志平完成了这一任务。

　　孙蔚如这边是武志平，而红四方面军那边进行联系的则是徐以新。

　　1933年5月，武志平从汉中出发，来到了川北，和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傅钟、曾中生建立了联系，其间还见到了张国焘。

　　武志平的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三十八师的少校参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这次带来了四川的军用地图，这对偏居一隅的红军来说，相当珍贵和重要，

　　武志平离开川北时，徐以新陪同他来到了三十八军驻守的汉中，见到了孙蔚如。徐以新写道：“总的来看，孙蔚如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主要是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向发展，同时能把胡宗南赶出西北地区。在这个原则下，他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并愿对我们提供物资。他们还把胡宗南的一些调动情况告诉了我，给了我一部分军用地图。”

　　当年6月下旬，徐以新第二次来到了孙蔚如驻守的汉中，这次，双方商定：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建立交通线，给红军提供物资。

　　徐以新还与孙蔚如中的地下党员见面开会，他们一致反映，这支部队广大官兵很同情红军，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徐以新写道：“从战略意义上来讲，由于有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使川陕根据地不会受到腹背攻击，巴山后方减少了后顾之忧，我们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

　　当时，孙蔚如担任三十八军军长。

　　三十八军给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共产党也没有忘记这支倾向于红军的部队。

　　198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1984年第31号文件，文件名为《关于确定原杨虎城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通知》中说：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这份文件对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做了具体的规定，时间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而杨虎城部的另一支军队九十六军，也参照这份文件的规定。

　　这就等于是，“七路半”的十七路军，终于在晚年享受到了和八路军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