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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书生人情薄如纸，其实不是那回事，是因为秘书和领导都是有见解、有水平的人，就像两个独立运行的星球，因为命运的机缘，在一起工作，其中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转的人觉得别扭，被转的人也觉得罗嗦。

　　况且在领导身边时间长了，清醒地看到了领导身上的弱点，以为自己以后可以弥补领导的缺陷，谁料想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越是大领导，越觉得自己的水平最高，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秘书这时候迎合还好，不迎合领导，首先倒霉的就是秘书。这就像婚姻，男人和女人因为相互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

　　车子从党校家属院开出去时，在大门口碰上了门卫老李。老李看大门有十几年了，张青云刚上班时，他就在党校看大门，那时候张青云还没有分到房子，住党校的单身宿舍。当时党校为每个没结婚的青年教师提供一间房子，不带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有公共卫生间。

　　就这条件，张青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比着在省城里的其他同学，他算幸运的了，因为好歹他还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工作还不错。他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有的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每个月要七八十块钱，还是小小的一间民房，在离城市中心很远的郊区，每天上下班骑车需要个把小时。那时候张青云一个月工资才280块钱，七八十块钱算很大一笔钱了。

　　和郑丽丽刚谈恋爱的时候，这间小屋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两人一下班，在党校的食堂简单吃点东西，就呆在屋子里不出来，拼命地亲热。张青云觉得，日子真是美好极了。他那些留在北京的同学，许多人还住的是集体宿舍，和上大学时没什么两样。屋子里挂满了裤衩，毛巾，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张青云找工作时曾经进去过一个老乡的宿舍。

　　那个老乡比张青云大六七岁，研究生毕业留在了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毕业几年了，还没有谈上恋爱，就是因为没房子。那几年在北京，别说你有一套房子，就是有一间房子，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就不得了。男女双方见面后，最先谈到的是房子，你没有房子，北京姑娘谁愿嫁给你做老婆，连个窝也没有，鸟都需要个窝，人家这个要求，不过分！

　　能够一毕业就在省城里有一间房子，作为自己落脚的地方，谈恋爱时有个亲热的场合，张青云觉得，不错了，人得知足。反正党校有的是地皮，过个三五年，再盖一栋新家属楼，那些老教师就会把就房子让出来。党校就这个规矩，刚来的年轻教师永远住旧房子、小房子，等你熬到一定的年限了，有了一定的资格了，才有机会住大房子、新房子。张青云算了算，按目前的速度，自己住上新房子，起码需要十年。

　　想想也就泄气了，十年啊，自己都三十多了，孩子也该有了吧，还没熬到一套房子，比着出国的同学，真是有天壤之别。

　　他大学一个班的同学林小兵，父母有点路子，老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大学毕业不久，就去美国读书了。大学四年，就没见林小兵学过别的东西，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英语了，张青云和他的同学都喊他假洋鬼子。

　　喊归喊，大家心里还是非常羡慕，谁让人家有一个好爸爸，有个好爸爸，比什么都强！林小兵经常吹嘘说，等在美国拿到了学位，就在那里找工作，等绿卡，那里普通的大学老师每年都可以挣到三万多美金，干一年胜似在国内干十几年的。

　　三万多美金，张青云换算了一下，当时一美金可以换十几块人民币，这么多钱啊，张青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每个月几百块的工资，吃吃饭，买买衣服，买点日常用品，就所剩无几了。

　　有时候还要请郑丽丽看场电影，吃顿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张青云就觉得，经济上的拮据时时折磨着自己，就像一只甩不掉的狼狗，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撕扯着自己的裤腿，想摆脱，根本不可能。

　　自己的钱都不够花，自然没有多余的钱给日渐衰老的父母。好在省城离老家有几百公里，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会来。

　　有一年父母到省城里看病，父亲心脏不好，每隔几年要检查一次。母亲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看父亲来了，她也想顺便看看儿子，看儿子住在什么地方，工作环境怎样，心里也就放心了。

　　谁知道到了党校，就碰上了这个看门的老李，他硬是把住门，不让两个老人进，说党校没有张青云这个人。大热的天，晒得两个老人够呛，面子上也过不去，心里更急，以为自己的儿子失业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被开除了。

　　你想那么大一个党校，有上百号教师，连上家属和每天出出进进的学生，张青云又是这么不起眼的农村孩子，放到那里谁都不会注意他。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公用电话都很少，联系根本不方便。

　　在张青云的父母一再请求下，老李才同意打个电话，到了政治系教研室，问有没有张青云这个人。张青云的同事说有，现在正在上课。老李这才把张青云的父母让到门卫的传达室休息。

　　等张青云上完课，下课的时候同事才告诉他，他父母在大门口等他。张青云三步并作了两步，急急忙忙赶到大门口，看到父母等得都有点急了。

　　忙把父母领出了传达室望外走，老李喊住了，说要登记。张青云说：“登记什么，这是我爹妈？”

　　老李说：“这是规定。外人来要登记，以防坏人混进来。”

　　张青云一听就气得鼻子冒烟，知道他是摆谱，欺负他这个刚来的生蛋子。真想冲上去扇他两个嘴巴，但想想父母刚来，自己也是刚上班不久，就此把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想想就忍了，胡乱地填了一张表，但脸色还是很难看，写完狠狠地看了一眼老李那幸灾乐祸的眼睛，扭回头走了。

　　走不远，就听见老李对另一个门卫说：“他一个乡下孩子，牛什么牛，见了人连一支烟也不会递，不刁难刁难他，他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张青云听了立即感到血往上涌，当时杀人的感觉都有，但想想冲动不得，只好装着没听见，忍了。

　　过后一打听，原来看门的老李是党校办公室李主任的亲弟弟，有关系，才霸道。

　　和老李的遭遇促使张青云许多年来一直潜心观察研究这种所谓的小人物的心态，他们的心理活动规律。按理说，他们都是一些没多少文化的人，地位不高，也可以说是低下，在这个社会上并不具有话语权，手里也没有支配多少有价值的权力，他们就是看看门，检查一下过往的车辆，巡查巡查院子，吓唬吓唬捡破烂的民工或者心怀不轨的小偷。但不知道凭什么，他们的心态如此失衡，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哪怕一丁点权力（如果这也算权力的话），想方设法地刁难别人，从来不想着与人为善，而是拼命地做恶，不怕得罪人，不怕遭天谴，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近人情、孤注一掷？

　　在张青云看来，他们简直是疯子，不可理喻，没有同情心，从来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考虑，做的是仗势欺人的事。他们只有在别人的无奈、屈辱中找到一种宣泄的快感，他们本来地位已经够低下的了，他们只有在拼命踩踏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还低下的同类时，才找到自己是上等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典型的变态心理，张青云觉得，这样的人多了，社会真是非常可怕！

　　放大到社会上看，张青云知道，好多人有这种可怕的心态，虽然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但他们的心态却是惊人的一致。

　　在公交车上，有一次看到小偷公然掏一个女孩子的皮包，张青云忍不住，提醒了那女孩子一句，说：“看好你的包！”女孩子一回头，才发现自己的皮包已经被拉开了，侥幸还没有少什么东西，对张青云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车到站了，张青云下来，刚走了十几步，就感到后面有人跟着自己，一回头，看见那个小偷带着两个同伙，冲自己包抄过来。张青云急中生智，忙顺手从路边的西瓜摊子上拿了一把长长的切西瓜的刀，对老板说，我用五分钟，吓唬吓唬小偷。

　　三个小偷包抄过来时，看到张青云手里已经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家伙，估计这一次赚不到什么便宜了，就对张青云愤恨地说：“小子，这一次饶了你，下次再见你管闲事，小心我们弄死你！”说完悻悻地走了。

　　“弄死你！”多么恐怖、血腥的话语啊！这句话张青云以后从派出所的警察嘴里，从城管大队的队员嘴里，从老家农村的村民嘴里，都时不时地听到这样的口头禅。

　　前两年，东州市公安局发生了一起案子，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吃了熟人一顿饭，就想为对方出出气，找了个借口，把对方的仇人带到了派出所，活活打死了。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又串通好，制造了当事人自杀的假象。当地公安机关领导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将错就错，人为地制造了冤假错案。

　　结果死者家属不服，历尽千辛万苦，告到了北京，把告状信交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上，才把案子翻了过来，几个警察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无期的判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