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税收问题

　　跟北洋时期其他地区一样，除了厘金之外，四川也采取包税制的征收办法征税，就是把应收的税，统一包给包税人，先让包税人把税交了，然后包税人怎么把税收上来，政府就不管了。所以，在民国的北洋时期，包税人往往是地痞、流氓，或者养一堆流氓、痞棍。

　　然而，在四川，包税人就是袍哥的人，不跟当地袍哥堂口合作，税就收不上来。时间一久，包税就几乎成了袍哥堂口的事儿。袍哥一边保证老百姓要交税，一边要跟当局讨价还价，遇有灾害，就得减免，特别的是，不能随便加税、随便摊派。包税人倒是还在，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小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袍哥大佬有没有好处？当然会有。

　　不消说，这样的袍哥高度参与的税收方式，跟杨森的宏伟大业的资金需求，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尽管他修马路搞拆迁不给百姓拆迁费，但诸多大工程所需的经费，却是以前的成都当局所没有的。在当年，修条马路、建一个体育馆，就是大事了。

　　四川没有属于中央陆军部的军队，各个军头的部队，理论上都是省属的，但是他们的经费都是自筹的。其他省份，割据一方的军头，经费虽然自筹，把割据地方的田赋，盐税和厘金以及各种杂税都囊括了，只要占了一个地方，首先就把税务局和厘卡的人换成自己的，但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向省政府催要军饷。四川的军头不这样干，就在自己的地盘上搜刮，自收自支。所以，谁做督军，也不会有人向他要钱。反正谁占的地方大，地方肥，弄的钱就多。眼下，明显杨森占了大头。至少，在传统的财政来源上，他是第一号大金主。

　　杨森事事学吴佩孚，但吴佩孚跟其他的军头不一样，不给自己家族弄钱，而且约束直系将领，都不给自己捞钱，也不娶小老婆，不在租界盖房子，不在外国银行存钱。这个杨森却学不来。他过着奢侈的生活，小老婆一个接一个地娶，有钱也往租界的外国银行存，做了一省督理后，这种奢侈，更加变本加厉。杨森这样，他下面的将领当然也有样学样，大家比着来。现代工程搞得越多，下属弄钱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这部分靡费的支出根本就没法减下来，反而多了。

　　当然，更费钱的事儿，是杨森的扩军。尽管有了自贡的盐税收人，这样规模的扩军，还是让杨森的财政负担不堪重负。尽管扩张的新兵基本上不发兵饷，连老兵的兵饷也有一搭无一搭的，不给人起码的待遇，却要求人家无限崇拜他、感恩他，有点没道理。但是，杨森认为吴佩孚的兵待遇也不好，为何那里的兵可以崇拜吴大帅？他不知道，吴佩孚自律甚严，有表率作用，而他根本就做不到。人都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作为一个自负而强悍的人，就是要他的兵没有好待遇，也得崇拜他。最关键的是，无论兵怎样养，都得养，伙食还是小事，军械弹药则是一笔大的开支。

　　无论崇拜有没有道理，能不能建立起来，各种开支的增加使得杨森的横征暴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了扩大税收，他一上台，就取消了包税制，而采用直接征税的办法，在各地设立新的税务机构，直接征税，不仅直接征田赋和杂税，还要把厘金局也囊括进来。

　　然而，这事儿在成都以外的地方还真有难度。因为即使是杨森的

　　部队，驻在一个地方，也会插手税收，包揽厘金，所以对这样的改革，他们阳奉阴违。于是税务所要么建不起来，要么就是建起来之后征不来税。用军队直接征收，成本太高，而且征来的钱不多。没办法，只好暂时算了。

　　但在成都，他的眼皮底下，却搞成了。不仅税额增加，而且开征了许多新的捐税，比如对大粪征收的“卫生费”。“卫生费”虽然因农民不进城挑粪而无声地取消了，但其他苛捐杂税还在。关键是，因为这样的税收办法，使得袍哥堂口实际上丧失了官民之间的中间层的地位，威信大损。

　　受关二爷复位事件的鼓舞，成都的袍哥堂口联合起来，开始争取他们的包税权利。显然，合法和平的请愿，杨森是不加理会的。袍哥们也跟满妹学会了使用变异的武力对抗，只是烈度要低一点。

　　渐渐地，各个街坊的税务所的税腿子们，每个人的家人都有了麻烦，遭到了邻居的冷眼。人们开始对他们挑毛病，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当然，这他们还能忍。不久，事情升级，出来征税的税收人员不是挨闷棍，就是被套上麻袋挨一顿胖揍。一个税务所的所长特别顽固，让局长给他配了两个大兵，坚持收税，结果他和卫兵不仅被人套上麻袋挨了揍，脑袋上还被扣了一个屎盆子。大兵的枪倒是放在那里没有丢。渐渐的，征税人都不敢出来了。成都的税收，在一个月内，征税量为零。成都税务局兼厘金的局长，是杨森的一个有兵权的侄子兼的，即便如此，也是毫无办法。

　　杨森到各个堂口抓人，又抓不到。成都的市民自发地出来庇护这些袍哥大佬。若是派出军队挨家挨户的收税，就成了大规模抢劫，非惹出大乱子不可。没有办法，杨森只好妥协，成都的税收还是回到了过去，恢复了包税制。老百姓有了实惠，而袍哥堂口也恢复了威望。在杨森上台之后，一直灰头土脸的袍哥大佬们第一次有了笑脸。他们心里明白，能有今天，亏了满妹，不抄满妹的作业，哪里会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