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忽遇刺客世和救主

大肆屠城孝先争功

　　“中山舰事件”后，苏俄代表说：“我反对你这种独裁方式！”一会儿，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人从报纸下面掏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蒋富寿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身体挡住蒋介石。与此同时，王世和仗着一身大力气，扑过去抢过刺客的枪。

　　蒋介石遇刺，王世和、蒋富寿立了头功，蒋孝先心里一直不服。“四一二”政变，蒋孝先自告奋勇，赴上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

　　3月22日，苏俄顾问鲍罗廷果然派代表来东山找蒋介石，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发问：“你这样做是针对汪精卫，还是针对苏俄？”

　　蒋介石说：“汪精卫要绑架我，我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我反对你这种独裁方式！”苏俄代表说，“第一，你目中没有鲍罗廷先生，他是我们派驻贵政府的代表，你必须与他商量；第二，汪精卫是你的上级，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将其逮捕？我要求你立即召开中委会会议！”

　　蒋介石不敢怠慢，即日召开会议。汪精卫也来了。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一口咬定没有下令开动中山舰，并指着蒋介石大骂：“你算老几？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5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无耻的军阀手段来对付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取代我的地位，就进截了当，不可采用哲卑鄙手段！”他随即转身请张静江为他担保，他要去一家医院受诊。

　　会后，蒋介石释放了所有受牵连的共产党人，同时，把他的手下王柏龄等人撤职查办。

　　溪口人对这件事感触很深，王世和私下里对他的同乡说：“大家原来还抱怨先生不给我们高位，现在才算明白，我们处在现在的位置即有权指挥别人办事，不必担当罪名、风险。”

　　这件事过去了一个多月，蒋孝先突然刺探到汪精卫已秘密离开广东，前往法国。

　　蒋介石闻讯又松了一口气。现在，他已经是国民党中独一无二的顶尖人物。但毛庆祥提醒他：“汪精卫此次离去，并非是惧怕，更不是自动让位。先生必须提防他会有更恶毒的阴谋。”

　　“无论他玩什么阴谋，反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北伐。”蒋介石说，“我们北伐的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我的策略是‘远交近攻’，即‘攻打吴佩孚，敷衍孙传芳，不惹张作霖’，如果对这几个敌人同时作战，就等于要同时打100万敌人。我不会那么傻。因此，在出师之前，我必须把我的军队整顿好！”

　　蒋介石为了尽快整顿好他的军队，进行了多项激烈改革，而且每项改革都坚持亲自到场。一天午餐后，部下都聚集在财政大楼的国民党总部中，等候听取蒋介石的最新要求。他在王世和、蒋孝先、蒋富寿、竺培基的簇拥下到达二楼。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政客。

　　一会儿，前面出现一位年轻人，身着制服，两手捧着一叠摺好的报纸。他走近蒋介石，说道：“你霸占我堂兄的军队，还把他手下两位最好的将领枪决，现在我向你讨还血债！”霎时间，他右手从报纸下面伸出来，握着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蒋富寿一个箭步冲上前来，用身体挡住蒋介石，与此同时，王世和仗着一身大力气，扑过去抢夺刺客的枪。然而，枪弹已经发射，蒋富寿只感到臂膀一阵麻痛，用手一摸，血早已湿透衣衫。幸好这时王世和已把刺客制服，双手紧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见刺客双眼翻白，口吐白沫，便叫道：“不要弄死，要弄清楚他的底细！”

　　这时，一位议员走过来看了一眼，对蒋介石说：“我认识他，他叫许楚，是许崇智的堂弟。”

　　蒋介石明白过来，用手绢拭着额上的汗，又向王世和打了个“杀”的手式。此时，因危险已过，许多政客都走过来看热闹。王世和为了表现自己的残忍，给他人以震慑，把许楚的衣报剥光，抽出匕首，一边一块块割肉，一边说道：“谁敢对蒋校长不恭，这就是下场，这就是下场！”

　　一连几天，蒋介石的心一直忐忑跳个不停，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那危险的一幕。一天晚上，蒋介石极不自在地在房子里踱圈，突然在门口停住，对外面喊道：“王世和，去军校把毛庆祥、孙星环叫来！”

　　王世和应声而至，立正问道：“先生，打个电话不是快得多么？”

　　蒋介石摇头：“不能打电话。此事必须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亲自去接他们来。对了，还有蒋和畅也要叫来。”

　　深夜，东山口蒋介石住宅门外警戒森严。厅内，溪口人毛庆祥、王世和、蒋孝先、蒋和畅、孙星环正在密谋一件对蒋介石来说非常重大的事情。

　　自从中山舰事件和许楚行刺事之后，蒋介石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行动无所顾忌了，做任何事情都是无精打采。他对那些遏制他权力膨胀的各种活动深感恐惧，他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自此之言，他不但对陌生人持怀疑心，而且对所有人甚至前来探访的朋友，都不相信。于是，他又想到与孙星环所谈的组建秘密组织的事。

　　蒋介石的目光倾注在他的5位同乡身上，他用极地道的溪口话说：“外在的敌人，无论有多强大，都容易击败。但躲藏在内部的敌人却非常可怕，一不小心，他随时随地从某一角落跳出来打一枪，令人防不胜防。上一次聚会我已提到过此事，但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现在，这件事已刻不容缓。这些天，我想了很久，准备把我们的组织取名‘蓝衣队。’”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问道：“为什么要叫‘蓝衣队’？”

　　蒋介石耐心地解释：“‘蓝衣队’将是一个由私人谍报员组成的完整而秘密的系统。我知道日本的绿黑龙会和上海的三合会。但是我比较喜欢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系统。我想模仿这个组织，组织属于我自己的团体，把它取名为‘蓝衣队’。”

　　“是不是要我们都穿蓝衣衫？”王世和自作聪明说。

　　“不是的。”蒋介石摇头，“‘蓝衣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你们仍然须在各自的岗位上，只是暗中充任侦探的角色。”

　　“可是，我们在原来的岗位上，怎么去侦探敌人？”王世和又问道。

　　蒋介石不悦地瞪了他一眼，继续说：“我要组织的‘蓝衣队’、分为核心、中坚、主力、外围四大组成部分。核心就是我、毛庆祥、孙星环、王世和、蒋孝先、蒋和畅6个人，我们6个人是不公开露面的，我们的职能就是监视、督促‘中坚’分子去努力工作。何谓‘中坚’分子？也就是说，仅次于我们溪口人的亲信。比如俞飞鹏、陈立夫、陈果夫他们。由他们去发现‘主力’，‘主力’才是具体做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将包括从我们的敌人那边搜集基本资讯，并防范阴谋实现，执行秘密逮捕，扑灭一切抗拒政府的行为。”他随即在一张纸上画出计划：“大家看，我们将来的主力又分两个部门；一个是调查处，一个是统计处。有了这个组织，我将消灭一切反对势力，强化我们的政府，打击所有阴谋分子！明天，我就把陈氏兄弟叫来，让他俩充任‘中坚’分子的职位。他二人挑选出来的主力分子，我不会全信，这就需要你们5人去核实，并长久地监视他们！”

　　次日，蒋介石便急着把陈立夫、陈果夫叫来，向两位下达命令，要他们在短期内发现一批主力分子，分布任务，所有刺探来的情报具体交由毛庆祥保管，再由毛庆祥呈送蒋介石。其余4位溪口人，则在暗处监视陈果夫及其属下。

　　陈氏兄弟领命后，十分卖力，他们很快从广州中下层家庭挑选了一大批勤快、灵活的青年人，并指示他们；不但要对社会大众刺探情报，而且对每一个政府人员也要高度注意，每天每人呈送一份报告，列述蒋介石的敌人们正在想什么、做什么，然后再根据情报的重要性，递交给毛庆祥。

　　为了激发队员的极度忠诚，蒋介石向他们灌输效忠之道，培养他们狂热崇拜的情绪，把领袖的命令视为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法律。并公开对他们说：“除了效忠领袖一人外，不顾其他一切职责，经常准备对所掌握的任何嫌疑分子加以逮捕、暗杀、刑虐和肢残！”

　　蒋介石的秘密组织“蓝衣队”成立后，他的安全有了保障，广东全境很快地控制在他手中。下一步，他想统一全国，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袖。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标。

　　全国人民痛恨军阀已久，期盼着祖国的完整统一。人心所向，蒋介石决心抓牢这机会。

　　别外，通过鲍罗廷的安排，陈俄的财物及军火援助已陆续到来。蒋介石“远交近攻”的策略，获得了苏俄共产党及国民党内部将领的一致赞许。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东较场正式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并举行宣誓效忠典礼。蒋介石致词说：“这次北伐讨逆是遵照已故总理的遗志实行的，其目的是要恢复中国及其人民的独立自由。我将率领全军官兵向前迈进，绝不退缩。我依照革命精神，准备为国牺牲效命。我也要求我们所有官兵服从命令，严守纪律。我们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就可以摧毁敌人，否则敌人将摧毁我们。”

　　致词后，全场鼓掌，吴稚晖将一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羽翼下的军阀”的旗帜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接旗宣誓：“余誓以至诚，实践三民主义，服从本党命令，保国卫民，恪尽余之军人之天职。”

　　1926年7月27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大军出征。这次出征，蒋介石对溪口人的安排作了一番调整：毛庆祥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王世和任总司令随身侍卫长；蒋和畅任北伐军会计兼出纳；蒋孝先任警卫团一营营长；朱守梅任北伐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孙星环任总司令部高参；孙洞环（孙星环之弟）任军医处长；王震南任军法处长；蒋小品任蒋介石私人厨师；孟超然任蒋介石副官；竺培基、蒋富寿、蒋孝镇任贴身侍卫；蒋介石妹夫竺芝珊，店员出身，文化不高，任广州佛山筹饷委员……

　　这些人，军职都不高，可免“任人惟亲”之嫌，但都占据要害部门，为蒋介石把守财教、警卫、军法、军械、机密等大门，使外人无法插手，从而巩固了他总司令的地位。他的这番安排，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北伐军出发后，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首先肃清了广东边境的军阀部队，继之光复了江西，8月底收复湖南，9月攻克了武汉……

　　1927年3月间，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队段。革命势力向长江下游发展，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上海。

　　这时期北伐军的作战部署是：分东路、中路、西路三路进军。何应钦、白崇禧为东路军正、副总指挥，主攻上海、杭州地区；中路军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指挥，主攻南京、安徽地区；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从南北夹攻河南省。

　　到3月下旬，三路北伐军捷报频传，大获全胜。蒋介石的中路军攻克南京后，即将此地作为总司令部大本营，为将来在这里立都打基础，并成立宪兵团，扩大侍卫队。由原司令部高参孙星环任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任该团一营营长；王世和升任侍卫长；毛庆祥升任机要科长，统管北伐军所有机密文件及“蓝衣队”搜集来的情报。

　　北伐军进展如此神速，除了因苏联供给精良武器装备外，主要原因是军中的共产党人起到了中坚、骨干作用。共产党人的勇敢和深得人心的政治纲领，令蒋介石惶恐不已。北伐军占领上海不久，“蓝衣队”呈来重要情报，告知蒋介石：共产党于3月23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并通令3月24日为上海市复工、开市、开课日。

　　这个消息对蒋介石震动很大。共产党的存在对他如芒刺背，他越来越感到一种严重的威胁。蒋介石立刻召集“蓝衣队”核心成员在南京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商讨对策。

　　孙星环一如既往坚持对共产党实行镇压，其他成员都惟蒋介石之命是从。蒋介石与毛庆祥交换了意见，毛庆祥清了清嗓子说：“根据自北伐以来‘蓝衣队’所呈来的报告，共产党对我们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敌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北伐的胜利，并不是蒋总司令的功劳，而是共产党人在军队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也许正是他们的阴谋，以便在全国光复后，来争夺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事实上，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军阀已成翁中之鳖，败局已定。国民党内的政敌，胡汉民、许崇智已被总司令打倒，汪精卫亦深感总司令的强大，自退江山，而李宗仁、白崇禧也于北伐前对总司令俯首称臣。因此，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共产党！我过去曾以‘兔未死，狗不烹’来比喻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但现在情况已有了根本改变，‘兔’——北方残余军阀已陷入我们的重围，但‘狗’——共产党人已经对我们呲牙咧嘴，露出了凶相，他们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因此，‘清共’已经成了当前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趁他们还没有防备，多杀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将来就会少一份危险！”

　　毛庆祥的这番话，是依照蒋介石的授意说的，众人统一了想法之后，接着研究具体措施。大家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共产党最为活跃的地方，因此，“清党”的重心应该是上海。上海现由白崇禧掌管，蒋介石对他不完全放心，决定派一位心腹去具体督促。那次在广东财政大楼蒋介石遇刺时，王世和、蒋富寿立了头功，蒋孝先心里一直不服，现见有了机会，自告奋勇去上海。蒋介石点头，并特别吩咐说：“你去到哪里，不能只依赖一个方面的势力，上海共产党是非常强大的，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具体如何实施，你可与驻上海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上海市长杨虎协商。另外，上海表帮势力是一个大可利用的组织，杜月笙等与我拜过把子，他是很有办法的，我写封信要他帮助你，你一定要把上海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宗禳（毛庆祥）说得对，现在多杀一个共产党，我们将来就少一份危险。你准备好后，马上报告，我再命令各省在同一天实行清党。”他转对孙星环说：“南京这边的清党任务交给你们宪兵团，散会后，你就可以去布置，摸清共产党在南京的活动情况。”

　　却说蒋孝先来到上海，向上海市长杨虎、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杨、陈二人都是以杀人为乐的凶恶刽子手，当即向蒋孝先表示：“只要是蒋总司令的意思，我们坚决执行。”

　　陈群说：“政治部的共产党人我早已掌握，我马上去说服白长官，请他派来逮捕。”

　　蒋孝先说：“你的工作不仅仅是逮捕几个共产党人。总司令分给你两大任务；一是查封‘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二是全权控制上海的舆论工具。只有把这两件事情办好了，我们下一步才是清党。”又转对杨虎道：“你是上海皇帝，蒋总司令指示你，要与上海‘土皇帝’杜月笙先生合作，协助白长官做好上海的清党工作，具体如何实施，改天我们三个再另行商量。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大家回去分头行动。”蒋孝先的口气俨然是钦差大臣，陈、杨二人惟命是从。

　　4月6日，白崇禧果然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借口是该政治部有共产党人煽动“反蒋反何（应钦）”，并逮捕了19名共产党人。4月8日，由共产党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取缔。同一天，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即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或不登什么稿件，全由政府做主。4月9日，上海实行戒严。

　　上海清共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这一天，蒋孝先、陈群、杨虎、杜月笙聚集在杜公馆，对上海清党进行密谋策划。

　　经杨虎和杜月笙的一番介绍，蒋孝先深感头痛的是工人纠察队手中有枪。杜月笙为了卖弄自己，献计说：“这个不难，在上海，我的门徒成千上万，我让他们扮成工人，有意与纠察队打斗，再由白长官出面，以‘工人内讧’为由，把双方的枪械都缴了。共产党一旦失去武装，他们还有什么可反抗的？”

　　蒋孝先赞道：“我常听总司令说杜先生足智多谋，今天果然见识了！”

　　杜月笙更加得意，突然皱着眉头说：“不过，他们有位工人领袖，叫汪寿华，此人十分了得，就怕他到时识破我的计谋。不过，也不要紧——”杜月笙突然停住，向外面叫道：“陆京士，你过来一下！”

　　一会，一位高瘦的年轻人走进来，毕恭毕敬地站立在杜月笙面前，垂手问道：“老板，请问有何吩咐？”

　　杜月笙狠抽一口鸦片，望都不望陆京士一眼地说：“你去总工会告诉汪委员长，今天‘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在我家设宴，请他务必于晚上9时到达！”

　　陆京士说了一声“是”，便退身出去。杜月笙这才恢复常态，望着蒋孝先说：“今晚上，我让诸位看个节目。不过，这节目很惊险，大家不必惧怕。”

　　陈群与蒋孝先面面相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有杨虎最了解杜月笙，脸上露出赞赏的神色。

　　杜月笙有名的夜猫子，一到晚上便精神十足，白天会客必须要鸦片维持，否则就没精打采。他们几个人在此高谈阔论，不觉天已黑了下来。这时，陆京士悄悄走进来，悄声说：“老板，汪寿华委员长到了，是不是马上请他进来？”

　　杜月笙干咳一声，向陆京士递了个只有他内部才明白的眼色。待陆京士退下，他对蒋孝先等人说：“三位请回避一下，我与汪先生说几句话。”

　　蒋孝先只好起身，三个人到内室甫坐定，就听到客厅里几声枪响。杨虎得意地说：“这是杜先生送给蒋总司令的第一份见面礼，望蒋营长代为转述。”

　　仨人走出来时，几位青帮分子正在陆京士的指挥下，把尸体往麻袋里塞，准备沉入海底。蒋孝先见状，鼓起掌来。

　　杜月笙得意地笑着，对蒋孝先说：“我的徒弟们都愿意为蒋总司令效劳。不过，他们有个毛病，无论干什么事，给了钱会更加卖力。如果蒋营长不好向总司令复命，这钱由我杜某人出，就算是我对国民党的一点贡献。”

　　蒋孝先说：“杜先生说到哪里去了，你们既出了人，怎好还叫你们破费？这事好办，要多少给个数就行，我会向总司令说的。”

　　“恭敬不如从命。”杜月笙说，“好吧，这事就定了。不过，明天如何干，杜某也有一条小计——”

　　蒋孝先慌忙把耳朵附了过去，听后连叫“妙计”。然后告辞说：“那我就回去布置了。失陪。”

　　杜月笙亦不相留，说道：“时间紧迫，杜某也不敢强留，待办完大事，再好好聚一聚。”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时，杜公馆门口人头攒动。一群全副武装的表帮徒众，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每个人从陆京士手中领到共产党0个大洋后，便得意洋洋地爬上几辆早停在法租界附近的汽车，分散四出。

　　从1时至5时，他们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就在这时，早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蒋介石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收缴“双方”的枪械，上海的2700名武装工人纠察队，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

　　激战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下午，蒋介石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把杜月笙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了总工会会所，配合蒋介石军队拘捕共产党人。

　　消息传开，数万工人义愤填膺，徒手冲击总工会。蒋孝先感到不妙，要杜月笙下令撤退，自己慌忙从后门逃命，回到白崇禧司令部，立即给南京去电，请示对策。蒋介石回电：杀！

　　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元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10万余人整队去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蒋孝先将蒋介石的电令转给周凤岐。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二师司令部下令用成排的机关枪对徒手工人群众扫射……是日天降大雨，宝山路尸体成山，血流成河！

　　从4月12日至15日，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遭屠杀，其中优秀共产党员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等，就是在这时先后被捕并英勇牺牲的。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后，蒋孝先踌躇满志地跑回南京向蒋介石表功，蒋介石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

　　其时，孙星环在南京屠杀共产党人亦成绩湿著，蒋孝先哪里肯服，又向蒋介石请示，征得同意后，即随陈群、杨虎两位刽子手回宁波“清党”去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正当他得意忘形之际，谁想“乐极生悲”，这天毛庆祥神色黯然地送来一份电报，不等蒋介石拆开，便摇着头悄然退出。

　　这是一封汉口来的急电，蒋介石得意洋洋地打开电报封套来看。看毕脸色骤然大变，遂将文纸撕碎，然后双手抱拳，拼命捶头，突然从桌上拿起一只花瓶，摔在地上。正欲进来的王世和慌忙退出，很快屋里传来蒋介石如丧考妣的痛哭声。

　　蒋富寿悄声问王世和道：“老王，先生怎么啦。”

　　王世和摇头：“不知道。一定是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