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兄弟》是怎么对暴力进行宣泄的呢？

暴力与死亡的主题一直存在于余华的作品中，如《现实一种》中将暴力描写到了极致，《活着》将死亡写得趋向平静，而《兄弟》的上部也存在着人们对暴力的近乎变态的渴求。它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前后刘镇上一根重组的四口之家的故事。

席卷一切的革命让人们对暴力的肆虐从看热闹式的冷酷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这种狂热的、反理性的暴力造成了人们生活的苦难与不幸。也正是由于畸形“革命”的要求，施暴与受难之间可以随时转化，这种荒诞的暴力发泄更加剧了人们归宿的悲剧性。

小说中暴力的顶点应该是宋凡平在车站被活活打死这一情节。“几根木棍迎面打来，宋凡平本能地举起右胳膊阻挡打来的木棍，木棍砸在了他的右胳膊上，让他觉得手臂的骨头仿佛断了似的疼痛”。

面对毒打，他脱臼的左胳膊竟然神奇般地抬了起来，但此时的宋凡平面对整日的毒打与饥饿早已不能以一敌六，何况，他所面对的是六个“带红袖章的。宋凡平的“逃跑”正好给了他们发泄暴力欲望的借口，“折断后像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他的身体，捅进去以后又拔了出来，宋凡平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

而真正荒诞的是，今天的受难者在前一天可能还是施暴集团中的一员。当孙伟甩着他那一头潇洒的长发，带着他的两个小跟班用扫堂腿将李光头和宋钢扫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满街乱跑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红袖章”的理发推子会深深地插进他的颈部，他动脉里的血会喷射出两米多高。

当孙伟的父亲霸道地享用李光头兄弟俩为父亲准备的虾和酒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也会像宋凡平那样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受尽侮辱，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被残忍地杀死，他的妻子因此而发疯。他也一定想不到他会在当初关押宋凡平的仓库中用尽生命里所有的力气，绝望地将一颗铁钉活活砸进自己的脑袋。在暴力之下，“施暴者已经异化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武器，而受难者在无望的苦难中一个个离开”。

余华以极细致的笔触、冷静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暴力的极致宣泄，而这种宣泄是建立在人们对理性完全抛弃的基础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似乎为这种暴力的宣泄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被狭隘的社会观念所禁锢，进而枉顾人性、漠视生命。笔者认为，这背后是余华对人类劣根性的控诉以及对那个荒诞年代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