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四世同堂的原因

作者在描绘北平城外那些目不识丁却质朴善良的农民时，经由祁瑞宣的口而赞叹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之一，虽然基本不曾受过系统的教育，每日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困苦，但是他们善良嫌橡、朴实、勤俭节约。当面对侵略者时，农民们勇于抵抗，他们虽然有着黑色的皮肤，但是身体里的血却是又红又热的。
前文化角色小说中的前文化角色以祁家二孙祁瑞丰、蓝东阳等反面人物的想想出现。这些人物形象是北平文化里贪婪、道德低下、无良、以及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集中代表。这些人缺乏礼义廉耻，以充当日伪的走狗为荣，但是却胆小如鼠。从这些人物的角度来看，生活就是吃喝享乐，他们丢失了基本的人性，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出卖所有的人。
在这些人看来，国家民纤者铅族的存亡、正义廉耻等等都是些无谓的，根本不值得自己留意。因此，这些人可以出卖街坊邻居、认日本人为再生父母以及犯下有血性的国人所不齿的任何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都在这些人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显而易见，原始文化在上述文化形态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作者的正面评判和向往。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处于存亡之际，作者在这一特殊的时刻对传统文化做了深刻的检讨，从而倾向于原始文化形态。
作者认识到只有这些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敢于投身到抗日前线战斗的人民和士兵才能担负起抵抗侵略者的重任；而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却软弱可欺的传统文人，却无法承担起救国家民族与危难之间的历史使命。
《四世同堂》对病态文化传统的批判，封建伦理规范束缚了人性的发展,造成其软弱可欺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伦理道德，看重家族血脉的传承，并且在血脉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严谨的伦理等级观念。在这种陈旧文化意识的影响下，社会底层群众安分守己、保家守业，缺乏国家民族意识，有些人甚至只看中于家而看不到天下局势，从而造成人们不能与国家存亡。
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只要日本人没有侵害到家族的平静，北平底层民众仍然可以忍辱偷生下去。祁天佑正是这一封建伦理规范的守护者，当面临亡国灭族的时候，他担心的却是自己的寿辰是否热闹如前。祁天佑觉得只要侵略者不打扰祁家的生活，他就生不起反抗侵略的意识。直到侵略者打碎了祁天佑四世同堂的美好梦想，当祁家在饥饿中即将全部死亡时才醒悟过来。
封建专制影响下形成的惰性,造成了忍辱偷生的心态马寡妇的生存理念就是忍耐，希望在忍耐中迎来北平的和平。当这一奢望破碎时，这些人茫然不知所措，只是稀里糊涂的虚度时光。
即便日伪在北平制造饥荒的嘶吼，北平底层民众依然在烈日下排队领取粮食，然后回家吃那些叫不上名字的灰色混合物，却没有人敢于喊出打倒侵略者的口号。在这种忍辱偷生的观念影响下，北平民众的心里留下的只是惰性、忍辱偷生，把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降低到仅仅能活着的地步。
儒家的“出仕”观念儒家传统理念中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出仕理念，但是到了末期已经沦为升官发财、享乐主义的追求。卖国贼也正是在这一腐朽理念里发展出来的，侵华日寇也正是利用这一腐朽理念，而实行以华制华的措施。小说中，祁家二孙祁瑞丰当了日伪的走狗，祁家老人不但不以为耻，反倒觉得这是祖宗显灵，是祁家的荣耀。
冠晓荷更是为了出人毁好头地，使尽手段而甘于成为日本人的走狗。作者以审视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实现批判式的继承，以改进和发展传统文化。作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应当将传统文化中的渣滓和尘土筛出来，才能发掘出其中的真金。所以，作者极力推崇质朴的农民和士兵，认为这些人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力量。
就如同小说中的常二爷，虽然是更底层的人物，但却充满了仁义道德。那些北平城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却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作者从传统文化中看到了抵御侵略、坚韧不拔的顽强生命力，从而高度赞扬这些传统固有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对其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老舍眼中的理想文化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在固有基础上，引入西方文化中英武尚勇、勇于牺牲的人格特点，将其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融合起来，以形成新的民族性格。以钱先生为代表人物的北平底层民众，正是以铁与火的抗争中才意识到国人缺少抗争意识，只有顽强抗争才能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
因此，祁瑞宣积极从事地下抗争运动，李四爷死于和日本人的搏斗中；祁天佑抱着饿死的曾孙女走向反抗的道路。这些社会底层民众由忍辱偷生到敢于抗击的过程，正是英武勇敢融入到民族性格中来。
由于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受到的苦难，我们面对传统文化时总是持有贬斥、批判的观念，虽然身处于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却试图脱离传统文化。《四世同堂》中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正是出自理解和热爱，而作者所提出的抛弃渣滓、留下真金的批判继承的说法，也正是如今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