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人文性内涵

　　金庸身为海宁查氏子弟、查慎行后裔，按理说他的家族应该特重旧学教育，实则不然，金庸当时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五四’以后，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进一层，旧学典籍，失去了以往的光辉。似乎当时查府颇能与时俱进，家塾早就取消了，金庸7岁入第17学堂就读，后来转入龙山小学堂。

　　毕竟是文化世家，金庸家族读书的风气仍是很盛，读的却已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竟陵桐城，而是《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等儿童读物，以及鲁迅、巴金等人的新小说，再就是读些以往被认为是‘闲书’的古典小说。

　　对诗词曲赋，金庸‘接触’的机会并不少。他的祖父查文清“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幼年的金庸近水楼台，浸淫其中，他后来在《连城诀。后记》中回忆：“（这些雕版）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至于是否读过，金庸没说，似乎没读的可能性更大些。

　　金庸早年，因为时代的变迁家庭的忽视，根本没机会学习掌握诗词格律这门技术，不免见笑于梁羽生了。

　　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家，绝大多数幼年就在父兄的督导鞭笞下掌握了今天看来深奥无比而在当时仅为最低基础的各种典籍。即以无锡钱氏父子为例：钱基博5岁即从长兄习经史，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0岁由伯父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起阅读《资治通鉴》7遍，复精读《读史方舆纪要〉，钱先生由族兄启蒙，稍不如意，即遭痛打，钱基博居然绝无怨言，甚至告语哲嗣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教育自己的儿子，钱基博当然如法炮制。钱钟书7岁附学于亲戚家私塾，学记《诗经》，钱基博也不会闲着，对钱钟书时加鞭楚。杨绛“ 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无锡钱氏与海宁查氏，家风不同，但更多是时代的流转，造成金、钱二人国学根基的轩轾：钱生于1910年，长金13岁。

　　至于现在四五十岁的文史学者，生长于‘以俄为师’的时代氛围，受教于‘破四旧’的喧嚣躁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相对隔膜，正无足怪也。我认同陈丹青的论断“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大师！”

　　董健教授并非永远没有自知之明，他在与南大学生对话时也曾坦言：“我年轻时有过不少低潮和坎坷，1956年进大学时是俄语专业，一年后形势变化只得改学中文。之后，种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该读的书没读。因此，我这样的人是建国后高等教育煮成的夹生饭。”

　　董先生治学数十载，建树缺缺，不全是因为他天赋有限，更多是时代原因有以促成，对此，应给与同情的理解。

　　1937年，倭贼寇我，金庸随校南迁，千里流亡。断绝了家庭上经济、精神各方面的接济，此后70年，金庸有过几次短暂的回乡之旅，至于长期居住海宁，再也不曾了。离家时，金庸14岁。海宁查氏数百年来那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温情与热爱，应该留存在金庸的血脉、基因里，但直接受益于家学渊源，金庸再没有机会。

　　乱世求学，谈何容易！此后的金庸可以说未入名校、未遇名师。他被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录取过，却受限于经济窘困，未能赴读，他的老师中在文化上稍微有全国性影响的，是章克标先生，但章先生担任的课程，却是数学。这方面，金庸条件不及梁羽生远甚，梁曾受业于简又文、金应熙两位大学问家，不能毫无进益。